一
不能忘情于政治，是金庸贯穿一生的信念。当然，这种不能忘情是表现为不同形式、不同特点的，非独为官。金庸虽然出生、成长在“地主和银行家的家庭”
（《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第二四六页）
，但其内在却是传统士大夫精神的，有着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情怀。他“积极关心世务和大众”
（《金庸小说论稿》第一六六页引金庸《小序：男主角的两种类型》，严家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自有其政治理想，所以他才会在一九五〇年赴京求职。这次求职的失败，意味着他直接参与政治的破灭。
其后，金庸的政治情怀就迸发在社评与小说之间。他以文人论政的姿态接续了旧《大公报》的传统，体现其立场者，是《明报》及其社评。社评的影响是在政治范围之内的，他浓厚的民本思想、爱国信念决定了他的政治态度。他的小说大多是反映了对理想政治的追求、对政治异化人性的厌恶、对政治人物的批判、对政治现实的失望。他甚至明确地将《笑傲江湖》标为“刻画政治生活”
（《笑傲江湖》第一五九〇页）
，注明《鹿鼎记》构思与“文革”、文字狱的密切关系
（《鹿鼎记》第四二页，宝文堂书店一九九〇年版）
。陈平原先生曾将金庸定位为“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
（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载《当代作家评论》，一九九八年第五期）
，是真正了解和读懂金庸的知人之评。
在金庸的世界里，小说与社评以时政为桥梁，形成了互动的关系。一方面社评的写作给小说提供了更多的素材，进一步加深了对政治、人性的认识；一方面小说成为社评之外金庸的另一个倾诉空间。在特定的条件下，二者又与金庸个人的处境纠缠在一起。一九六七年金庸因在社评中抨击极左人士的立场而生命受到威胁，这时候他引以为榜样的，竟是自己小说中的英雄人物
（《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第一二二页）
。
晚年的金庸，终于有机会为政治状况的好转做一点实事。他访问台湾和内地，殷殷于国事，参加香港基本法草委会，以及后来的香港特区预委会，都可在他的政治情怀中找到答案。热情之高，以至别人以为他有政治野心，图谋香港首任行政长官一职。
抓住了金庸的政治情怀，也就抓住了金庸一生的主线。可惜多少庸碌的传记作者，还在卖力地喊他“金大侠”！
二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明报》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改革，几度反复进退，无数争斗浮沉，终于在九十年代初初步实现了预定目标。作为这一进程的直接推动者，金庸始终面临两难：制度化是他坚决推行的大政，但他又不希望因为改革而引起《明报》内部的大动荡。他的指导思想是：“改革要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东改一点，西改一点，……进步太慢，还是胜于急躁而酿成了重大错误。与其失足，还不如走一步，看一步，再跨出半步试一试，不对就立即缩回。”
（《金庸与报业》第三一一页，香港明报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
可见，金庸的要求是点点滴滴的改良而非剧烈转换的变革。有趣的是，他的这句话与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不能就此认定金庸必定受了邓小平的启发，但至少是“英雄所见略同”，或是一种“认同”。就此而言，金庸对内地改革开放在实践中的某些做法表示出巨大的热情，自然良有以也。
然而，在激进人士看来，点滴改良未免“保守”。就是在《明报》制度化进程之中,也弥漫了“激进”与“保守”之争。而呈现出白热化状态的，则在一九八八年底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在未来香港政制上的歧见。在这场饱受炮轰的争论中，“保守”的金庸屡被指为政治投机，出卖港人利益。但以金庸的思想认识与处世方式来考察，这其中固然有思想本身缘由，更可注意的，则是体现了与《明报》制度化实践一致的指导思想而已。香港政制从“九七”前向“九七”后的过渡，当然也是一种改革，少改一点，变化不要太大，在金庸心中显然要比一下子或很快进入民主状态要稳妥得多。这正是金庸一贯的立场：积小改成大改，以不影响稳定为上。写到这里，不由自主想起了一句话：“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难怪金庸自称今人最敬邓小平
（见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二〇〇一年四月一四日夜《对话》，在另一个地方，这个名额归吴清源）
，惺惺相惜嘛。
金庸的“保守”有其思想渊源。说起他一生中最喜爱的史书《资治通鉴》，他的旧部、传记作者张圭阳注重的是：“查良镛逐行逐句的仔细阅读，加上眉批。他以史为鉴，评论当世事务成为日后查良镛写《明报》社评的一大特色。”
（《金庸与报业》第三〇页）
如果更深入地探寻，就可以发现《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不正是历史上著名的稳健派、保守派么？《资治通鉴》所传达的治国理念，不也正是稳健的、保守的么？这就不难理解《天龙八部》里隐约流露的对“新法”的贬斥了。
金庸一生谨慎。其实，所以，在他的生命里，既不会有致命的惨败，也不会有快速的跃进。《明报》发展成报业王国，得益于四十年的苦苦经营。别人若有他这样的资产，难免会有冒进的冲动，而金庸没有。这也是“保守”。金庸说自己：“我比较保守、稳重，甚至可以说是过分保守。我办《明报》时，除了买明报大厦需要向银行借钱外，其他的全没借过。或者，可以这样说，我没好好利用报馆的资产……”所以，于品海接手后一系列大胆的新动作，便格外引人注目。有人说起，金庸只好说：“现在新的管理阶层做生意好广、好大，和我的经营方法不同，是进取了。”
（《淘金文摘》第一辑第四页，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还是董桥说得有意思：“我未必同意查先生的一些保守观点，可是，他的每一篇文章我都细读，读的是那毫不保守的文字和气势。”
（《没有童谣的年代》第一五三页，文化艺术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
（选自《金庸识小录》，严晓星著，中华书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