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生活，要爱人，要信仰” ｜从《战争与和平》走向托尔斯泰

张晨 ： 两位老师第一次读《战争与和平》是什么时候？对这部作品的最初印象是怎样的？

刘文飞 ： 我第一次看《战争与和平》，一定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当时安徽师范大学有很多棕榈树，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当时就坐在一棵棕榈树下面，读《战争与和平》，回想起来大概是大三、大四的时候，当时关注的主要是情节。后来我在社科院读研究生，第二次细读《战争与和平》。第三次是在北京的十月文学院，为北京市民做了一个针对《战争与和平》的公益性讲座，在讲座前又细读了一遍，当时就用了“英雄田园诗”这样一个题目。这三次都是从头到尾通读。但有时候为了编撰文学史、指导学生论文，或是为了回答某个问题，也会去翻阅《战争与和平》，我想翻了几十遍都不止。

关于张捷先生翻译的《战争与和平》，我再补充一点背景信息。当年译林出版社的章祖德老师想请人重译《战争与和平》，这部作品有120万字，而且又是这样一部名著，对翻译家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章老师最初找到了我，但我没有时间翻译，便穿针引线，找到了张捷老师。张捷老师做的是苏联文学动态研究，掌握当代最鲜活的文学讯息。每天他都会去图书馆，认真看每份苏联的文学报刊，连报缝里的广告都不错过。苏联解体后，大家对文学的兴趣下降了。张捷老师就有些失落。正好有重译《战争与和平》的邀请，张捷老师便接受了。

作者: [俄] 列夫·托尔斯泰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原作名: Война и мир
译者: 张捷
出版年: 2024-3

贾行家 ：2018年我从哈尔滨来到北京工作，成了一个超龄的北漂。其实当时我很惶恐，三十多快四十岁的人，一个人跑到北京去开启另一种生活。我坐上雾霾中的高铁，身上就带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的散文，散文看完了高铁还没到站，于是我打开了第二本书，也就是刘文飞老师翻译的《悲伤与理智》。当时读到了书里的一句话，被我反复吟诵到今天：“ 历史始终在不知疲倦地败坏地理的名声。唯一的抵御方式就是成为一个流浪汉，一位游牧者，成为一道阴影，掠过倒映在水晶水面中的那些花边般、瓷器状的廊柱。 ”我想说的是，译者们总是能在某个时刻，不经意间给你一个生命中的搭救之恩。我在这里要向刘老师致敬。我还想说的是，其实我们对译者太缺乏应有的关注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译者张捷先生，其实我们能找到的信息非常少。

提到《战争与和平》的译本，郭沫若也翻译过《战争与和平》，他把“公爵”译为“郡王”，“神父”译成“圣僧”，很有趣。

刘文飞 ： 在中国，托尔斯泰大概是接受面最广、最完整的俄国作家之一了，他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翻译成了中文，只有一些思想著作和给孩子写的书没有翻译过来。托尔斯泰像其他大多数俄国作家一样，都是“五四运动”前后译介过来的。据说“托尔斯泰”这个译法是梁启超提出的。“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这个单词在俄语中是“胖子”的意思，它用作姓氏时，重音落在后一个音节上。但是英美人在读的时候，习惯把重音放在前面。如果不是梁启超先生在词尾用了这个“泰”字，我们或许也会把重音放在前面。而且“泰”字能让人联想到“泰斗”“泰山”，给人巍峨、厚重的感觉。这个姓翻译得非常好。但如今我们翻译姓名时，只会对照《姓名译名手册》，只求“标准”，已经不会再把自己的理解和感情投射进去了。

梁启超把“托尔斯泰”这个姓译过来之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都注意到他了，感受到了他作为思想家的力度。托尔斯泰去世于1910年，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也就隔了几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托尔斯泰是作为一个“当代作家”进入中国的，对中国的影响自然特别大。

刚才提到的郭沫若译《战争与和平》，应该是从英文、日文或德文转译的。其实我们以前读的托尔斯泰，很多是从英文转译的，例如董秋斯译本，但现在看起来依然很好。

在张捷译的《战争与和平》出来之前，我个人最信赖刘辽逸的译本，刘老师是编辑出身，非常认真。而张捷是职业的研究人员，他翻译的《战争与和平》也一定是中国截至目前最准确的译本。也有一些挑剔的读者，如果先读了郭沫若、董秋斯、周扬等译者的版本，或许会觉得刘辽逸和张捷的个性不强，风格不够突出。其实这就要看我们从哪个角度去评判了。杨绛和董燕生翻译的《堂吉诃德》，哪个更好？现在还有争论。我觉得问题在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是译者的角色更多，还是作者的角色更多？我觉得张捷和刘辽逸的这两个译本，在准确性上都是站得住的，也是目前最好的译本。

贾行家 ： 我想代表普通读者问一个问题：俄语这种语言有什么特殊的质地吗？比如我们之前说，德国出了很多哲学家，跟德语的复杂有关，使用德语会训练人的逻辑思维；而英语和英国文学的风格也是高度契合的；我们使用中文也有这种感受，说惯了中国话，就知道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思考和处事。那么俄语，尤其是托尔斯泰那个时代的俄语，是什么样的质感？是不是只有用这种语言才能写出《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大部头来？

刘文飞 ： 我们以为语言是一种工具，但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说，语言也是牢笼，在我们周围设置了一个天，一个密不透风的东西。我们都可能被关在母语的牢笼里面，但我们学了一门外语，又被外语关起来了。这就是语言没有通约性的地方。贾老师说的语言的“质感”，也可以叫做“调性”。德语厚重，英语空灵，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二者的差异。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是用英语写成的，我做过一个实验：同一章内容，前一段从英文译，后一段从俄文译，最后发现到中文这里居然对不上，可以感觉到英文和俄文对我的汉语译文产生了不同影响。俄语和德语都有无限繁复的语法变化。俄语中一个名词可以有12种变化，单数和复数各6种，发音会变化，重音也会移动；一个动词可以随人称发生6种变化，如果是过去时，还会有性别的区分、主动和被动的区分。我们学俄语的人，都恨透了俄语的语法。相对来说英语的语法就简单许多。我们回过头来想：为什么俄国人在发明语言的时候，会加上这么多限制？其实是为了让语言更精准。与英语相比，俄语是复杂、厚重的，甚至是笨拙的。如果说用来写抒情散文，俄语不是最好的工具，那么用来写《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史诗，它一定是合适的。但也要补充一句，任何语言的风格都是相对的，就像用同一挺机关枪，有的士兵喜欢连发，有的士兵就喜欢点射。即便是厚重的俄语，也可以写出很轻盈的东西，例如普希金；而用英语同样可以写出厚重磅礴的东西，例如《失乐园》。 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把俄语厚重的质感发挥到了极致。

张晨 ： 贾老师在一篇讨论俄国文学的文章里，有个比喻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好像是坦克，虽然有时候比较啰唆，有时候有点毛糙，但永远力拔千钧，所过之处寸草不生，随便走都是路。 ”这种力拔千钧、浑然天成的气势，是如何体现出来的？

贾行家 ： 我再做一个更形象的比喻。我们说齐白石与其他画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有“天生神力”。一个画家处理一个题材，就好像在跟这个对象搏斗。两个势均力敌的摔跤手，要花很大力气才能把对方摔到地上。但齐白石只需要上去揪住对方的耳朵，什么技巧都不用，随便一拽，这个人就倒了。托尔斯泰就是这样。

这么大的场景，这么多的战役和人物，应该如何去建立视角，如何摆布这些人物，如何处理详略，一般人会考虑很久，还会动用很多技巧。我个人有个偏见，如果一个小说家写得特别“漂亮”，意味着他的力量有点不足，必须借助一些花招了。但托尔斯泰上来以后揪住对方的耳朵轻轻一拽，这个东西就趴在地上了，写出来的东西就应有尽有了。这是如何越过技巧去实现的？对我来讲非常神奇。托尔斯泰只是用最普通的语言，就能把话说得非常清楚准确。例如，他写安德烈迷上了娜塔莎，是因为“这些贵族青年都喜欢在自己的生活里看到不一样的女人”，然后又用了几个很平常的形容词去描述娜塔莎。实际上要塑造娜塔莎这个形象是很困难的。英国作家毛姆在一篇评论《战争与和平》的文章里说，没有什么比写一个既有趣又迷人的年轻姑娘更难的了，要在写出她的青春美貌的同时，还要写出她的性格。托尔斯泰好像没遇到什么阻力就实现了。我理解不了他是如何做到的，只能说是“天生神力”，就好像坦克和电瓶车的内部构造完全不同，发力方式当然也不同。托尔斯泰无法效仿的原因就在这里。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另一种类型，他像一个挖地的盾构机，是往下走，一下子就把人物内心埋藏最深的东西清清楚楚地扎出来了。

张晨 ： 有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门徒最多的大师，20世纪的欧洲文坛几乎所有作家，都受过他的影响。但托尔斯泰就是一个很难以效仿的作家，后面的人想学他，但往往弄巧成拙。我观察到，这几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的年轻粉丝数量，似乎远超托尔斯泰。是否因为托尔斯泰的人物都太“正常”了，已经不能够呼应当下现实，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癫狂、偏执、反社会的性格，可以得到年轻人有一种“他们替我发疯”的快感？

贾行家 ： 忘记是哪位名人说过，托尔斯泰写出来的就是整个世界。因为我们通常都说，小说是对世界的“转译”，而托尔斯泰写出来的就已经是世界本身。这可能也就是我们理解不了他的原因。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是往人心深处走。他写的人物太典型了，是可以放进哲学领域去专门研究的。我们普通人不可能活得那么扭曲和矛盾。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会冒犯到一些读者，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人好像只对自己感兴趣，但如果你对世界不感兴趣的话，你对自己同样也一无所知。所以如果不读托尔斯泰，大概也就读不懂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并不是一个所谓“现代”和“后现代”的差异，而是“我到底从哪里来，我是在哪里完成”的问题。这是我的一种猜测。

刘文飞 ： 贾老师从生活和世界观的层面来谈这个问题，我就再补充一些文学史方面的背景。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的时候，就已经被认为是俄国最伟大的作家。我们现在公认俄国文学很伟大，但其实俄国文学真正成气候很晚。普希金1830年代末去世，在他之后出了果戈理。一直到1860年代，俄国文学自己搞得很热闹，但直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现，才引起欧洲的关注。大家再回过头去一看，发现在他们之前还有十几个作家也都不错，于是把19世纪前三十年称作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其实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人发挥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两个人，也许19世纪俄国文学在人们心目中就不是这样了。

这两位作家其实都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但路径太不一样了。从白银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就有无数的文章在对两人进行比较。最有名的就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托尔斯泰与陀斯妥耶夫斯基》，他说陀斯妥耶夫斯基是“灵魂的作家”，托尔斯泰是“肉体的作家”，用灵与肉把两人对立起来了。“肉体的作家”是说，托尔斯泰是正面的，是肯定生活的。不管他怎样写，哪怕他到晚年反对教会，反对现有的社会秩序，他依然肯定生活本身的意义，认为人应该好好生活，为他人和社会多做好事。

作者: [俄] 梅列日科夫斯基

出版社: 华夏出版社
原作名: Л. Толстой и Достоевский
译者: 杨德友
出版年: 2022-7

陀斯妥耶夫斯基有一句名言，说人是一个谜，写作就是为了解开这个谜，最后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人能解开这个谜。其实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民族主义立场与他对人的存在所持的悲观主义立场，是矛盾的。

这两个作家之间的对比兴起于白银时代，白银时代是现代主义文学的时代，从这时候开始，个人主义比集体主义更受推崇，对生活的悲观看法比那种傻乎乎的乐观主义更受宠。全世界的现代主义文学，其实都以一种悲观主义的哲学为基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所以大家会觉得托尔斯泰太简单：他说的那些东西我们都知道；甚至会觉得托尔斯泰幼稚：他总想教你怎样生活。现代主义文学兴起后，大家最烦的就是你教我生活。我活不下去，也不用你来管。这几乎是一个个人原则至上的时代。我们后来发现，只要是现代主义文学深入人心的地方，陀斯妥耶夫斯基一定高于托尔斯泰；而在现实主义占主流的文化语境里，托尔斯泰就高于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苏联时期，托尔斯泰比陀斯妥耶夫斯基高太多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前，陀斯妥耶夫斯基甚至被认为是反动、保守作家。

文学是一种时尚，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变化。我们读文学作品，对这两个作家的选择，也可以彰显我们的个性，这是很好的事情。一定要比出一个高低，是没有意义的。而且现在做的这些比较，基本上是对托尔斯泰不利的，但托尔斯泰的文学地位并不会因此受到影响。人们只会说“我更喜欢陀斯妥耶夫斯基”，但没人会说托尔斯泰写得一塌糊涂。许多读者对两位作家的取舍，不是从文学、美学意义上，而是从个人立场上做出的。其实单纯从结构、语言上来说，托尔斯泰远远高于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因为陀斯妥耶夫斯基没有才华，而是因为托尔斯泰有条件精心打磨，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很多是急就章，他要靠写作还债。写得这么快，但依然写得很好，贾老师说的“齐白石的天生神力”，放在陀斯妥耶夫斯基身上，或许更恰当。

电影《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的26天》剧照

陀翁在巨大的财务压力下，用26天时间赶写出中篇小说《赌徒》

张晨 ： 请两位老师谈谈《战争与和平》中最印象深刻的人物。

贾行家 ： 我要谈的这位是书里的大人物库图佐夫，我对这个人物的写法很好奇。以赛亚·伯林在那篇著名文论《刺猬与狐狸》中，尖刻地指出历史上真实的库图佐夫其实并不怎么样，说他昏聩自私，但托尔斯泰竟然把他写成了这么一个神圣、淳朴的——用我们东北话叫“老好头”，写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伟人。这是伯林的看法。其实我发现库图佐夫在历史上并非那样不堪，很多版本里他还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只是觉得托尔斯泰对这个人物的处理很有趣。他对拿破仑持那样的态度，把跷跷板压到那一边了，俄罗斯这一边就需要一个形象来实现平衡，他只能这样写。

托尔斯泰把自己的历史观、军事观，以及对战争的看法、对一个理想统帅的看法都赋予了库图佐夫。有几个细节让我念念不忘，例如，在申格拉本战役中，库图佐夫看着开赴前线的部队，说明天要是能有十分之一的人活着回来，就谢天谢地了。安德烈是库图佐夫的副官，注意到他额角上受过一个致命伤，一只眼睛看不见了。安德烈觉得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平静地说出这么残忍的话。库图佐夫看着士兵去送死，心里其实充满悲悯和无奈。作为一个遥远的对应，后面的博罗季诺战役中，拿破仑说“战场的景象是壮丽的，因为在战场上有五万具尸体”，这种对称的写法可能也是一种平衡。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库图佐夫像一个睡眠不足的老人，被唤醒去进攻撤退的法国军队，狂怒地问“为什么部队不按照我的指令行事”。他像是一个对信息收集不全的人，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个精明的、掌控全局的人。但这就是托尔斯泰心目中伟大的人。从今天的军事思想来看，真实的战争和统帅其实就是这样的，指挥官无从知晓正在发生的事。其实这是托尔斯泰的大手笔。

库图佐夫将军 （1745-1813）

刘文飞 ： 这里说的其实就是历史人物与文学人物之间的差异。如果小说写得跟历史一样，就没必要写了，更谈不上角色塑造了。其实关于库图佐夫这个角色有很多解读。俄语中有一个单词：“стихия”，很难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它指的是大自然中那种很神秘的力量，比如大海的潮汐、龙卷风的破坏力。我们一般把这个词翻译成“自发势力”“自然力”，但都不准确，没有传达出其中“神秘”的含义。俄国人其实非常看重这种“神秘的自发势力”，而托尔斯泰认为库图佐夫就是俄国人民这种自发势力的代表——他顺势而为，不去阻挡，最后结局一定是那样。托尔斯泰通过库图佐夫这个形象来写1812年俄法战争胜利的实质——这是一场人民战争。所以我们会发现，虽然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托尔斯泰很少写，甚至有意屏蔽掉一些。因为如果用大量笔墨表现沙皇的作用，这就不是一场人民战争了。

拿破仑本人也绝不像托尔斯泰写得那么不堪，但他在《战争与和平》中代表的是个人主义者，代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力量。所以这场战争不是败在拿破仑的军事策略上，而是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出了问题。实际上，这也体现出所有俄国作家关注的一组对立命题。西方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是“小市民”的；而俄国是集体主义的，有村社理想，有兄弟情谊，有“聚合性”。俄国作家到了欧洲，发现欧洲人过得比他们好，也并不羡慕，相反还看不上欧洲人。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也会这样，比如“我”虽然穷，但“我”就是看不起生活特别细致讲究，同时又无所事事的那些人。这也就是俄国与西方对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动机。

托尔斯泰极力去刻画的是书中的三个主要角色：娜塔莎、安德烈和皮埃尔。刚才贾老师也谈到，娜塔莎这个人物是很难写的。俄语中“девочка”是指“小女孩”，“девушка”是指“姑娘”，也就是可以谈情说爱的年纪。娜塔莎第一次出场时，托尔斯泰就说她处在“说小女孩已经不是小女孩，说少女但还不到少女”的美好年华，她的稚嫩感少了，已经开始有了女性的魅力，但还不像девушка（姑娘）那样，知道如何吸引别人的目光。很多人说托尔斯泰最后把娜塔莎给写毁了——“尾声”里她嫁给皮埃尔之后变得不可爱了。年轻时的娜塔莎是男性读者的意中人，但后来肯定不是了。

“娜塔莎之舞”——《战争与和平》中的华彩片段

关于安德烈和皮埃尔，有一个很好的解读，说这两个人物加起来就是托尔斯泰，这两个角色不论是内在还是外在的生活，都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托尔斯泰就是这两人不同阶段的状态之和。托尔斯泰有过安德烈早年的那种功名心，有过皮埃尔早年的放荡；有皮埃尔的善良，一心要为别人做好事，也有安德烈最后的忏悔。

有一个著名的细节，是安德烈去罗斯托夫家处理自己庄园的事务，路过一棵老橡树，老态龙钟，伤痕累累，在生机勃勃的春天里，唯独它是枯槁的。安德烈觉得老橡树与自己意气相投：“ 我和你一样，什么都见过了，我们的生活已经完结了。让别的树去开花结果吧，我们才不相信那些希望和欺骗。 ”接着他在罗斯托夫家遇到了娜塔莎，听到她在月夜唱歌，潜意识里爱上她了。返程途中，他又见到了那棵老橡树，发现它竟然枝繁叶茂了。这段描写其实有表现主义的风格。后来西方的评论家写道：俄国地广人稀，俄国人与自然非常亲近，所以托尔斯泰会用橡树的变化来反映安德烈内心的巨变。

另一处细节是安德烈与皮埃尔在渡船上的交谈，关于人生的意义，关于上帝是否存在。这其实是托尔斯泰在与他的另一个自我对话，是支撑起整部作品的“idea”。

安德烈和皮埃尔在渡船上的交谈

（1967年苏联电影剧照）

有两个人物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位是卡拉塔耶夫。他是个农民出身的士兵，觉得杀谁都是不对的。在我看到的所有资料里，都认为卡拉塔耶夫的塑造是不成功的，他是托尔斯泰的传声筒，代表的就是托尔斯泰“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我反倒觉得这个人物是可爱的。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的时候，可能并没有特别留意他，但最后他的性格变成了托尔斯泰自己的人生信条，变成了他毕生哲学的化身。这个人物在托尔斯泰心中是成长的。另一个人物就是索尼娅，书中她出场次数并不多，大多是背景板的角色，不爱抛头露面。在月光下与娜塔莎合唱的就是她。很多人都不会注意到她，因为她太普通了。

张晨 ： 托尔斯泰作为克里米亚战争的亲历者，不能不去反驳宏大的英雄美学，不能不使用一些自然主义的视角，写绝望的呻吟，写化脓发臭的伤口。他把拿破仑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刻画得如此平庸，对于一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品，这样的写法是比较超前的。

刘文飞 ： 托尔斯泰已经开始使用我们现代文学中的一些技巧。比如刚才说到的安德烈眼前的橡树突然返青了，其实是一种表现主义的写法。另外，很多人用“心灵辩证法”来概括托尔斯泰，其实这种“心灵辩证法”很多时候就是意识流写法。

其次就是体裁上的创新。托尔斯泰写作时反复跟别人说，他写的不是长篇小说，不是戏剧，而是“从前没有的东西”。俄国人把《战争与和平》称作“史诗”，但这其实也是一种比拟的说法，是应该打引号的。史诗通常有民间性和神话性在里面，《伊利亚特》《奥德赛》是史诗。至于《战争与和平》，我把它归纳为“英雄田园诗”。其实俄国黄金时代、白银时代有很多作家，写小说都不按常理出牌。普希金的《大尉的女儿》是“长篇小说”，但只有七八万字，而且完全使用白描手法；果戈理写了《死魂灵》，他不把它叫做“长篇小说”，而是在标题后面加了个括号，注明是“长诗”；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部长篇小说，我们现在称作“思想小说”，这个说法是体裁意义上的，是指有一个“idea”支撑起整部小说，一个人物就是一个行走的思想。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的作品也都有体裁上的独创性。俄国19世纪有这么多优秀的小说，但往往都不是西方意义上“标准的”小说。这其实也是一种“现代性”。

张晨 ： 我们今天谈论一场战争的起因时，会把战争的渊源、导火索，参战各方的动机、诉求等分析得清清楚楚。但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表达的观点比较特别：数百万人参战，并非出于自由意志，而是在遵循一种自然法则，就像入秋前蜜蜂会互相残杀，雄性动物会互相残杀，人类的战争也是在依循“群体无意识”、一种神秘的不可知的自然力（стихия）。另一方面，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恶”主张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晚年发表过反对日俄战争的《你悔改吧！》，这就与他早年关于战争的观点相矛盾了。既然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反对战争还有什么意义呢？应如何理解托尔斯泰对战争的看法？

刘文飞 ： 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先写了1805年的“三皇会战”（奥斯特利茨战役），认为这场战役是不应该打的，所以俄国失败了。到1812年拿破仑入侵了俄国，战争的性质就变了，成了俄罗斯人民的卫国战争，博罗季诺战役是应该打的，所以胜利了。其实托尔斯泰对这两场战役的不同看法，恰恰说明他的战争观是前后一致的。我把《战争与和平》称为俄罗斯人的“英雄田园诗”，因为我觉得托尔斯泰是在强调，通过这场战争，俄国人民终于站了起来，这是一种变相的战争逻辑。

人类的历史就是由战争与和平构成的。“战争与和平”这个题目，也是托尔斯泰后来才找到的，我认为对于这样一部史诗级的长篇小说，实在没有比它更好的名字了。我甚至也跟一些小说家开玩笑说，最好的长篇小说的题目，托尔斯泰已经找到了。

人人都怕死，但战争恰好是所有文明的最主要手段。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是战争史。实际上我们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1812年战争，现在的俄罗斯是否存在都很难说，更不用说它如今的大国地位了。俄国是全世界通过战争获益最多的国家。托尔斯泰在写《战争与和平》的时候，一定是从正面意义上理解俄国人进行的这场战争，仿佛在替祖国论证战争的合理性，但他并没有歌颂战争本身。他是人道主义者，所以在他的观点中有悖论与矛盾。不光是托尔斯泰，所有伟大的作家在写战争时，都会有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