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记述老航校副校长白起跌宕起伏曲折一生的文字，写于近三十年前。当时只在一份发行量极少的杂志上发表。随后，杂志被停刊。没有多少人读到过它。
我是以军报记者的身份，对相关的许多人作了深入的访问。我记叙的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实，不是传说，更不是小说。
我同白起的夫人刘晏如作过几次倾心的交谈。那时她已七十多岁，不顾年老体衰，从埋藏在心底深处，挖掘出那些令人心碎的往事。我几十年记者生涯，接触过许许多多悲剧人物和故事，内心也不止一次地受到震撼和感动。但是，刘晏如的积郁在胸数十年的往事，突然喷发出来，缓慢低沉的话语中，我仿佛看到她的心上的创伤又在流血，我怕对她会形成二次伤害，我不敢多问，任她自已回忆和抒发。
我听过白起的小女儿，那永远无法消除的充满内疚的失声痛哭。
我听过丽丽流着热淚讲述她与父亲在那个灰暗的劳改住处小屋里，最后一面的悲戚情景。
为了弄清每一事实具体情节，我力所能及地寻访了当时还健在的当事的人，请他们作了认真的回忆。
我要用文字记述，让事实来回答，白起，和白起们，究竟跨过了这道门槛没有？
友人元朝最近告诉我，空军东北老航校研究会，正在努力捜集资料，研究前辈们的历史。这座中国空军的摇篮里，培育出多少空军英雄，他们用生命与敌人搏斗，击落的是被称不可一世的美国王牌飞行员，他们不少人也血洒长空。
佩剑赠知己。伍修权赠枪林弥一郎，不是美丽的传说。它告诉我：信任是最大的尊重。
白起和白起们，都曾经用生命来表达自已的忠诚，他们得到了应有的信任和尊重了吗？他们留下的疑问为什么还是：他和他们跨过那道门槛了吗？
愿我近三十年前记录下的这段文字，能为空军东北老航校研究会提供一点资料，也为英雄的后人加深了解那些既往的事实，并为自己有这样的先辈自豪，而不只是悲戚。
让我们继续倾听白起和白起们的诉说，因为，我们许多人至今还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跨过了这道门槛，怎样才能跨过道门槛……
2017年8月 再记
一
1988年8月20日晚7点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和天气预报之后，那深沉浑厚的钟声又响了。《历史上的今天》专题节目，播音员的画外音告诉观众：
“四十三年前的今天，即1945年8月20日，一架汪精卫伪政权的飞机‘建国号’，由扬州起义飞抵延安。机上有驾驶员蔡云翔等6人，另一批起义人员，由地面进入解放区……”
四十三年了，湮没了四十三年的新闻。
这条在当时应该是震惊全国的事件新闻，却在事过四十三年之后，才正式由中央一级新闻媒体作为“历史”加以公布。
短短的不足一分钟的解说，似乎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这小小的一块历史的石子，投下去，真的是在尘封的记忆里，连点微微的涟漪都没有激起吗？
我问起她，这位76岁的老人：“你看了那天中央电视台的广播吗？”
她迟缓地抬起了那积满了忧郁的眼睛：“没有……我们家晚饭后从不打开电视，我的上中学的外孙要学习，做作业，他得把功课抓上去。”
多少年了，多少年了，刘晏如已经把那段历史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从不提起它，包括对住在身边的女儿。因此，除她自己之外，家里的人，几乎都弄不清楚那些往事。
刘晏如与白起
而今，作为一个军报记者，我专程从北京赶到沈阳，在一座居民楼的两居室里，找到了她，有点“残酷”地，要去触动她的心灵，挖掘她不愿提起的、埋藏已久的那段往事。
她听我讲完了来意，那双嵌在布满细密皱纹的额下的眼睛，忽然凝住了，久久不动。然后，枯干的眼窝里迸出了两颗浑浊的泪珠，顺着双颊滚落下来。她握着我的手，颤颤地说：“白起如果在天有灵，他会感谢，今天还会有人记起他来……”
埋藏了，深深地，一抔黄土，几丛青草，他早已不复存在了。
但是，在人们心中呢？
历史只能成为陈迹，却是埋藏不了的。人们没有忘记他。
二
一位老战友，空军战斗英雄鲁珉，“九·一三”事件之后，由于牵涉到林立果那个“小舰队”之中，坐了十几年班房，现在刑满释放回家，靠着每月八十元的生活费度日，暂时住在儿子的两间屋子的小单元里。我们曾是当年山东临沂山东大学的同学。他遭难了。我专程去看望他。谈起人生，不胜唏嘘。他这段人生，可算是大起大落，在朝鲜战场上，他被誉为“打佩刀式能手”的空军战斗英雄。在与来犯的台湾战机搏斗时，他又首创了夜间击落敌机的纪录。立功受奖，鲜花和掌声，生活真是充满阳光。文革中，他官至空军作战部长。然而，就在这时，副统帅林彪之子林立果，以副部长的身份，突然闯入他的生活。然后，就是震惊全国甚至全球的“九·一三”事件……
谈话间，他忽然提到了白起这个名字。他说：“我当然算是人生的失败者。大起大落，但我毕竟是走过来了，至少还活着，还有个安定的小家，可是白起……”从他嘴里，我第一次听到了白起这个名字。他就像无意间拨弄了我几十年形成的那根新闻工作的神经，使我斩不断放不下地，要去寻找那逝去的久已不被提到的白起。
“怎么会忘记呢，白起是当时我们老航校的副校长，主管飞行训练。我是我们班第二个放单飞的，开着那架破旧的拼凑起来的日本九九式高级教练机，单独飞上蓝天，就是他在地面指挥，主持考核的……”
邹炎，这位空军战斗英雄，在朝鲜战场上空，曾经击落击伤敌机6架。他也是我的山东大学老同学。文革刚过，他曾是空军副司令，刚刚接受过严格的审查，还处于那种说不清道不明“交代问题”的无奈状态。谈到人生，也有着另一种感悟。
他用低缓的声调，叙述着往事。这往事中，就有着许多白起的故事。
那时候，鸭绿江上空战云密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大规模的激烈空战在这里展开，双方上百架飞机，你来我往，上下翻滚，打成一片，拼搏格斗，难分难解。难以置信的是，那些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着2000个飞行小时的饱有空战经验的美军王牌驾驶员和双料王牌驾驶员，连同他们先进的F80和F86战斗机一起，拉着黑烟，一个接一个地栽落在鸭绿江边。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像忽然发现了无可抗拒的天灾似地，连连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好一个一夜之间！
你知道这个一夜该有多么漫长？且不说从孙中山创办广东空军，张学良出巨资派遣青年到法国学习开飞机，也不说中国共产党把他最优秀的成员选送到苏联学习，以及以及那几十位我军学员在新疆军阀盛世才航空队中所忍受的屈辱。漫漫的黑夜，无尽无休，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仰着脖子，望着天上逞凶的敌机，只有等着挨炸的份儿。我们只说，从1945年以后，在东北通化、牡丹江的那个老航校，该是历尽多少困苦艰辛。日本人遗弃的弹坑累累的破旧机场，四处搜寻零件拼凑起来的飞机，寒风里，嚼着带冰碴的高粱米饭，我们年轻的飞行员，就在这样的“摇篮”里接受哺育，迅速地成长。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的几位老同学，著名的战斗英雄，以及他们在牡丹江老航校学习过的战友们，大多已成为空军的骨干，担任着空军各级领导职务。他们像回忆美好的童年一样，常常回忆起那些令人神往的艰苦的岁月，回忆起在“摇篮”边哺育他们的那些长者。
老校长常乾坤，中国共产党1926年派往苏联学习飞行的第一代飞行员。
老政委王弼，中国共产党1927年派往苏联学习飞行的第一代飞行员。
……在这些长者的行列里，就有着他——白起。
我翻阅着人们保存着的、仅有的几张反映老航校珍贵生活的照片，那上面就有着身材魁梧具有军人端庄风度的白起的身影。
“白起后来的遭遇很不好，听说他死在监狱里，究竟是什么地方的监狱，也
弄不清楚……”邹炎说到这里，声调更加低沉：“他的经历的确很曲折，曲折得使他自己也无法说清楚。”
说不清楚？说不清楚！
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对于自己的历史，总是“说不清楚”。
“你为什么当时会那样？……”
“你为什么当时不这样？……”
合情合理的质问，无法回答的问题。一位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在讲到工作中难免会有失误的时候，作了这样一番比喻：万里无云，碧空如洗，面前一无阻碍，飞机似乎可以笔直地直线飞行。然而，那是理论上的直线，现实生活里是不存在的。即使是飞机在空中，也是左一下，右一下，曲折地飞行，曲折的航线。
工作是如此，那么人的经历呢？
曲折的航线，人们想起了白起，那令人心碎的曲折的人生航线。
于飞已经是67岁的人了。穿着一身蓝色的运动衣，精神矍铄，身材也没有发福，坐在国家体委文史办公室里。当我敲门进去的时候，一眼看去，只当他是个很有经验的老体育教练，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四十三年前，他是那次扬州起义重大行动的实际组织者。
“白起当时是汪精卫伪政权航空署的少将主任，我之所以敢于去找他，请他一起参加起义活动，当然是因为看准了，确认他有那个思想基础。”
他的讲话依然有着浓重的广东口音。
他说：“实际上，我们那几个人，是一个奇妙的结合，每个人都各自有一段曲折的生活经历。最后，向往光明，要想尽一切办法飞向光明，这一共同的目标，把我们聚在一起了。”
他们每个人的经历，后来在肃反运动中，在反右派斗争中，在十年动乱中，都曾经给他们带来许多麻烦，甚至是灾难。当然，这些在当时是他们所不会预料到的。
四
1945年7月底。南京珠江饭店二楼的一间狭小的客房里，他们6个人：于飞、白起、蔡云翔、何健生、秦传家、吉翔，挤在一起，紧闭着房门，忘记了酷暑，忘记了挥汗，紧张地思谋着，计划着。窗外，法国梧桐上蝉鸣阵阵，遮掩了室内的低语。
于飞请白起坐在那张唯一的沙发上：“白主任，这位子留给你！”
白起笑笑说：“我这个主任也干不多久了。今天先听你说。”
于飞压低了嗓音，开始讲述他前几天去到苏浙解放区会见新四军领导人的经过，又传达了粟裕司令员对策划起义的意见，延安党中央的复电，与扬州郊区新四军的联系办法，等等。
他郑重地说：“现在，就看我们如何行动了。”
航船已经开动，尽管前面可能是波涛汹涌，恶浪滔天，他们也只能向前，向前。
五
于飞那年才23岁，正如他43年后所说的那样，他在人生旅途上，曲曲折折地已经走过好长一段路了。现在，他必须迈出这最关键的一步，这是他自己经过反复思考所作出的选择。
1938年，还是在家乡读高中的时候，他被国民党下令编入广东省高等学校军事训练团受训。在那里，他听到同学们议论，说延安共产党那里有个抗日军政大学，可以学到抗日救国的各种知识，还管吃管穿，不收学费。于是，便约了两个同学，深夜从广州出走，来到重庆，找到八路军办事处，经介绍，辗转来到驻山西屯留的抗大一分校学习。如果他在那里安心学习下去，如果他又按正常情况在学习之后被分配到敌后抗日部队工作，那么后来的一切就不会是现在这样子了。
那时他只有16岁，简单幼稚，没有什么充分的思想准备，更谈不上坚强的信念。连续几个月的粗粮、没有油水菜蔬的生活，便使他有些受不了，再加上他想到这里学什么工程建设知识之类的愿望，根本无法实现，他动摇了。像从那个军事训练团逃跑一样，他不告而别，又跑到了西安。在西安生活无着，又报考了国民党的战干团。战干团反共为内容的训练，更使他受不了。再跑。到了香港，转回广州。仍然无法谋生。正巧，汪精卫伪政权的航空学校招生，走投无路，一考即中，从此当上了伪航空队的飞行员。
他对自己这段历史，大约不知说过多少遍，忏悔过多少次。
他说：“也许正是因为我转了这么一大圈，延安、重庆、南京，我都蹲过了，有了自己亲身的感受；特别是当时又同日伪顶头上司争吵起来，被他们处理了，开除了，才使我更下决心再找出路，到延安去，延安最有希望。这也是我们那时候几个人的共同结论。”
蔡云翔
蔡云翔，这个后来驾驶“建国号”飞往延安时的主驾驶，他的经历也不简单。1939年，他毕业于蒋介石的中央空军航校的第十期，被分配到驱逐机大队当飞行员。抗日战争中同日本人打过几次交手仗。飞行员们的生活是不赖，大家却都郁郁不乐，常常用跳舞、赌博打发日子。他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1944年6月，他私自驾机起飞，在湖南洞庭湖上袭击日寇舰只，不幸飞机中弹，在宜昌迫降，当即被日军俘虏。当时他的湖北同乡叶蓬是汪伪的陆军部长，得知他被俘的消息，就将他保释出来，并且在汪伪南京航空署给他谋了个少校科长的差事。也许是从幼年开始，“身在曹营心在汉”那些故事对他的影响，他接受了叶蓬这位老乡的好意。当然，他的心还在时时想着有机会报效祖国。他时时刻刻地在寻觅着，寻觅着。而今，他终于有了这样一个时机。
何健生，被俘的国民党轰炸机轰炸员。在同日本人作战中，曾6次被击中跳伞，两次获得国民党表彰他作战有功的“宣威证”。最后一次在轰炸敌人河内的嘉林机场时，又被击落，跳伞后被俘。国民党的何应钦曾表示要以重金赎回他，谈判未达成协议，他被弄到汪伪的空军中任中校教务室主任。
吉翔，汪伪空军的飞行员。
秦传家，国民党空军八大队的轰炸员。因为老母在故乡安徽合肥病故，他请假从重庆返回故里，途经南京，正巧也参加了这次密谋起义活动。
而这里面，要讲经历复杂，自然最属白起了。他当时已是汪伪航空署的少将主任。很难想象，一个同日寇有着仇恨的人，怎么会沦落为汪伪政权的高级军官？这个问题曾经困惑过日后许多负责审查他政治历史的人。在所谓的批判会上，不少人也曾声色俱厉地质问过他。他怎么回答呢，许多时候他自己也无法说清楚。
1931年就同他结婚的刘晏如，今年76岁，谈起往事，连声叹息。她说：“我至今也说不清楚，他怎么会转来转去转到了汪精卫那里。‘九·一八’事变后，他同我结婚才一个星期，就离开家，一个人进关，为的就是能找个地方抗日。”
刘晏如情不自禁地向我打开了她回忆的闸门，那积郁在心底多少年的往事，奔腾而出，一泻千里，连某些细节，都一点一滴地记起来了，叙述出来了。
白起，原名白景丰，辽宁省盖平县(现盖州市)杨木林子村人。1904年农历12月27日生。据《航空工业史资料》介绍，张学良曾经先后两次办空军，都失败了。接受教训，他自己着手建立空军，亲自从东北军官训练班的1000多名学员中，挑选了28名20多岁体格健壮又有文化的青年，派往法国学习飞行。这28人中就有白起。他是刚刚从沈阳中法学校出来的，有着较好的法文基础。同期去学习的还有后来成为国民党著名空军英雄的高志航。高志航学的是驱逐机，白起学的是轰炸机。他们在法国留学两年，经过初、高级飞行训练，成绩优异，引起了国内各派军阀的注意，都想拉过去为自己效力。当时巴黎中文版《东方日报》经常报道这批学员的学习情况，并且一再提醒这些学员“要为祖国、为民族效劳，不可为军阀卖命！”。1927年，张学良以这批学成归国的飞行员为骨干，组成了比较精干的东北空军，拥有100多架各式飞机，还有40多架待装配的捷克飞机。在当时，这也算是一支有相当战斗力的空军了。然而，“九·一八”后一纸不抵抗命令，全部飞机拱手送给了日本人，100多名飞行人员四散星逃。高志航等70多人被蒋介石收编到南京中央空军，白起几个人则为四川军阀刘湘争取过去。
刘晏如回首往事，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他也是个热血青年，想救中华。他的家虽然在农村，可是一家人全信天主教，两个姐姐在沈阳天主教堂当修女，他也跟着来到法国人办的中法学校学习，耳濡目染，对中国人受日本人的压迫，在洋人面前伸不直腰来，是深有感受的。所以，‘九·一八’事变，他新婚后第七天，就离开我。那时候，并不是想捞什么钱，不怕死，不爱钱，那是军人的口号。他一腔热血地只身奔向关里，为的就是要救中华。作为新婚后的妻子，我是了解他这一点的。”
1931年冬天，他来到四川军阀刘湘兼任校长的航空学校，担任了教官，先后培训了两期飞行学员。生活安顿下来，他设法把刘晏如从沈阳接出来一起生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各地方空军全部编入中央空军，白起被调到昆明中央航校，任中高级飞行班中校教官。长时间的大片的国土沦丧，东北有家归不去，国民党消极抗日的态度，使白起一直愤愤不平。1941年夏天，航校召开“三民主义讨论会”，白起拍案而起，矛头直指国民党中央当局：“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这里一直没有实现，也不打算实现!”他的话使全室人员震惊，有的人觉得痛快，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有的人害怕，担心要捅出娄子。果然，不久，白起被莫名其妙地调到了保山那个小场站当了站长。他知道这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惯用的手法：贬出去。
“那时候，他情绪恶劣，回到昆明，常常是一语不发，为一点小事会发脾气。那一次，他在家里住了几天，又要去保山那个小场站了。临走前，他抱着几个孩子，亲了又亲，眼睛里充满怜惜的情感。我看得出来，他有心事，可是，我又不敢问。我怕他把什么不幸的事情说出来。我就这样送走了他。谁知道，他就从那里动身走了，离开了大后方。”刘晏如讲述着那次分别的经过。那也是他一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她说：“我是接到他到贵阳的电报，才知道他走了。”
他的电报，是从贵阳的一个旅馆里发出来的。他是假扮商人逃出去的，周围查得紧，他又往广州逃去。
刘晏如说：“事后我问过他，那时候他想逃到哪里去呢？他也说不清楚。在重庆，他找过八路军办事处，说是董必武接待过他，因为共产党当时还无力办空军，又处在同国民党统战的情况下，劝他暂时先留在国民党空军里。可是，他却觉得留不下去了，走了。”
“现在，已是死无对证了。”何健生老人谈到这件事时说，“白起是由昆明到广东，然后转赴南京的。他是在找出路。据说，到广东是由周诰派人接应的。周诰是什么人？明里，在汪伪政府里任职；暗里，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可是，解放前夕，他却在南京被国民党的高官孙良诚活埋了。解放后，我们党追认周诰为烈士。白起通过他转到南京的，最后白起全家能够逃离南京到解放区，也是周诰提供的方便。这一切，难道不值得思索吗？”
这是个无法弄清楚的“谜团”。
六
于飞在事过43年之后，对他自己亲自登门去拜访白起的情节，说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于飞通过各种关系，出扬州，到达浙江长兴，见了在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部的粟裕司令员，汇报了准备在南京组织伪空军起义的设想。粟裕对他说，“大反攻即将到来，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希望你们起义成功。我很快拍电报向延安报告。”3天后，延安回电：“待机而动，配合反攻。”
在离开苏浙军区时，行前粟裕又一再嘱咐：“要小心慎重，提高警惕。”向他交代了几个南京和扬州的联络点和联系人，说：“我的代号高左如，你也不要用原来的名字了，改个名字同我联系。”于飞的原名叫黄哲夫，事先并没有想到要有代号，要改名字。此刻，他略加思索，想到很快就要驾驶飞机飞向延安了，于是就说：“就叫于飞吧！”
于飞回到南京，先同蔡云翔商量。蔡云翔提供了情况：伪空军教导队已从常州搬到扬州，在那里成立了航空处，由白景丰负责。“现在要组织起义，白景丰可是个关键人物。”
于飞问：“你同白景丰的关系如何？”
“没有深交，只知他为人比较豪爽。如果能做通他的工作，扬州机场，空地勤人员集中，离解放区又近，飞机一起飞就过去了。”
当于飞与郊区扬家庙的新四军联络点接上关系之后，回到城里，下决心冒一次险，敲响了白起的家门。
白起得知他是从蔡云翔那里来的，立即很热情地接待了他：“请坐请坐，家刚刚搬来，乱得很。”
“白主任，我看你这个家，既像刚搬来的，又像要准备搬走的。”
白起马上警觉地注视了一下于飞：“你专程来，必是有什么要事吧？”
“我是想来帮你把这个家搬走的！”
“啊？”白起更惊奇了：“你是谁？”
“我，黄哲夫!”
一提黄哲夫，白起立即明白了。他早就知道，此人曾在抗大学习过，因为同这里的顶头上司争吵，被伪空军开除了。
“你是共产党？”
“眼下还不是，但是我可以联系上！”
“你是来策反的，就不怕我把你抓起来？”
于飞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说：“白主任，当今的形势，你还不想出路吗？日伪快完了，等国民党又有什么出路，你本人早有体验。”
白起沉吟半晌：“不瞒你说，我早就在考虑，投奔共产党是唯一的出路。几十年了，我东奔西跑，走南闯北，可就是没有一个穿针引线的，跨不过这个门槛去。”
“看，这不是穿针引线的人送上门来了。我来找你，新四军是知道的。郊区杨家庙就有联络点。他们欢迎你过去。”
那次会面，约定了几天后在南京珠江饭店的聚会。
蒸笼般的珠江饭店的小房间里，他们6个人秘密协商了好几个小时。于飞一开始就把他只身到浙江长兴会见粟裕司令员的情形叙述了一遍，大家情绪振奋。接着便紧紧围绕着起义行动展开了细致的研究，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可能发生的问题，都要想到，想得周密。任何一点疏忽，都会前功尽弃，甚至招致杀身之祸。
尽管那时候，日本侵略者已处在战败前夕，可是他们的镇压也更加疯狂。更严重的是，这年的3月间，蒋军头目顾祝同已经派谢企石会见了汪伪政府的周佛海，转达了重庆国民党政府的密电：“感望南京与重庆配合，共同剿共。”日寇尚未逐出国门，他们已经在密谋对付共产党了。汪伪政权的头目陈公博、周佛海后来也召集军政长官会议，决定在日军危亡之际，集中伪军力量来对付八路军、新四军，与国民党军队采取默契态度。蒋敌伪合流已成为事实，一些大汉奸摇身一变，都成了国民党政府委任的“先遣军司令”了。所有这一切，都警告于飞、蔡云翔和白起，要赶紧行动，不能贻误时机。
经过反复研究，他们最后决定：
扬州方面，由白起负责，组织一个飞行日，率领所有可以起飞的飞机，投向新四军。吉翔则配合他，先期到达解放区，布置一个临时迫降场，安排地区联络信号。
蔡云翔想办法搞到一架大飞机，最好能直飞延安。
何健生负责率领地勤人员，安全进入解放区。
整个起义工作，与新四军的联系，仍由于飞负责。联络信号，接头地点，以至飞机起飞后使用的地面联络方式等，都一一作了具体安排。
七
“这次起义，由于后来情况的变化，并没有完全按预定计划实现。但是，驾驶一架大飞机直飞延安，另一批人员由地面进入解放区，则是实现了的。”于飞又详尽地向我讲述了他们最后的行动结果。
蔡云翔利用驾驶汪伪专机班的专机“建国号”，送汪伪湖北省主席、后来又被国民党任命为“第七路先遣军司令”的叶蓬从南京飞往武汉的机会，返回时将飞机开到了扬州，在那里想办法加满了油，把原先联络的人汇集在一起，于1945年8月20日上午8时，由扬州起飞。飞机已经发动了，于飞才匆忙赶到，登上飞机，飞机便凌空而起。飞机上共有6个人：蔡云翔、于飞、张华、田杰、陈明秋、顾青。飞机经过河南洛阳、陕西潼关，然后北飞，于下午2时许，安全降落于延安机场。
何健生、吉翔、陈静山和他们的家属子女一行7人，则是在联络点上传来蔡云翔已安全抵达延安的消息后，于8月22日离开扬州，在新四军派来的便衣武装接应下，顺利地进入解放区的。
剩下的只有白起了，白起原来就确定不乘直飞延安的飞机走，也没有赶上何健生地面进入解放区的队伍。他被什么滞留住了？
蔡云翔的飞机在延安降落，毛泽东接见了他们6人，朱德总司令设宴招待，热烈欢迎他们飞到人民的怀抱。新华社已经草就了一条新闻：一架汪伪的飞机起义飞抵延安！但是，蔡云翔请求暂时不要播发这条消息。因为他们还牵挂着扬州，那里还有一批人没有出来。消息一发表，也许会影响他们的行动。汪伪政权，乃至蒋介石那里，最多知道汪伪政府“专机组”里的3架九九双发飞机中的一架——“建国号”失踪了，别的他们什么也弄不清楚。待他们清醒过来，扬州那里的人也会安全地出来了。
就这样，虽然那几天里，延安城里千万人都仰首看到了这架飞机，甚至还看到了后来这架飞机在延安上空盘旋，撒下了欢呼抗日战争胜利的红红绿绿的传单。但是，这架飞机是从哪里来的，又是谁开来的，很少有人知道。
历史上第一架起义飞往延安的飞机，这消息压下来了，而且几乎被淹没了。
八
白起差一点没能跨过这道门槛。
正当他着手组织飞行日，筹划把飞机开往解放区的时候，一道电令：立即到南京，有要事相商。
他赶去了，连洗漱用具都没有带。一个星期没有消息，急坏了在家等待的刘晏如。
深夜，他突然回到家里，告诉刘晏如，连夜整理东西，明天一大早动身出城，到解放区去。他神色紧张而疲惫。他去了南京，什么要事也没有相商，而是把他软禁在一个住所，不让回来，也不告诉他干什么。倒是后来，那名叫周诰的同事，有意让了个空子，他趁看守人员不在之际，匆忙地赶了回来。
他说：“我们得赶快走了。蔡云翔已经飞到延安，何健生几个人也走了，我们再不走，就走不成了。”
刘晏如说起那个不眠之夜，至今还有点兴奋。她说：“那真像‘打渔杀家’里说的一样，家都不要了。”天渐渐亮了，他们把睡意朦胧的6个孩子弄起来，告诉他们要出城郊游，孩子们立刻欢欣雀跃，他们怎么会知道做父母的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呢？两个担任副官工作的亲戚，帮助整理好东西，雇来了3辆人力车，一行10个人便上路了。
古老的扬州城，人们还没有睡醒，路上静悄悄的，迷濛的晨雾弥漫在屋顶楼宇之间。出城的路口上，有几个持枪的伪军哨卡，见了穿着少将服的白起，规规矩矩地敬礼，连问也不敢问，就放行了。
他们一路顺风地到达杨家庙，见到了接应的新四军。然后，还不到下午，就到了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大李庄。他们终于跨到了另一个世界。
如果一切都这样顺利就好了。可是，他从来没有这样顺利过，过去没有，以后的日子里，也没有。
九
跟着新四军行动不几天，刘晏如就在骑着驴过沟时，从驴身上摔下来，腰扭伤，不得不躺到担架上。
刘晏如不是官太太，并不娇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新婚才7天的白起，告别妻子，进关去了。几年以后，他来信让刘晏如只身坐船到青岛与他相会，然后接她去重庆。她一个年轻的女人，从未出过远门，可坐车乘船，也都熬过来了，按时到了青岛。
1942年，白起从昆明不告而别，经广州到了南京。刘晏如知道丈夫到了南京，满腔郁闷和忧愤，就一个人带着孩子们到了北平。她不愿跟随白起去干伪职。白起只好帮她办了出关护照，让她回沈阳她父亲的家里。
1945年春，白起来信说，有可能离开南京了，让她带着孩子赶来南京。不久，又随他到了扬州。她带孩子，她操持家务，并没有什么吃不了的苦。
可是骑驴过河沟，就那么个不到一米宽的小河沟，她从驴身上翻下来，在旁边的白起，扶都没有扶住，她跌在沟里，扭伤了腰，爬不起来了。
她笑着对我描述当时的情景：孩子们，大一点的骑在驴上，小的两个，坐在驴的驮篓里，一边一个，都觉得很新鲜，很有趣味。小毛驴并不高，个子大点的，骑上去，两只脚都快着地了。刘晏如骑上去却总有点怕，白起就走在驴的旁边，保护着她。过那条小沟，驴本来一跃可过。她犹豫了，要下来又没有下来，要过去又有点担心，反而使那头毛驴的跳跃无力，前蹄过去了，后蹄滑在沟沿上，一歪，她摔落下来。
刘晏如躺在担架上的时候，党中央来了电报，要白起等起义人员迅速赶赴东北，参加筹建航空学校。新四军的政委饶漱石向他们作了传达，并且提出，考虑到当时在华日军不肯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缴械，汪伪和蒋介石合流，共同对付共产党，从苏北到山东，一路上还可能遇到战斗，因此确定，白起、何健生、吉翔、陈静山4个人先走，由白起担任组长。家属和其他人员，待他们抵达东北航校，安顿好后，再派人送去。
于是，白起夫妇又一次分别。
刘晏如说：“我知道，他当时一方面高兴，因为终于有了报效祖国的机会。中央发电报让他们速去东北，这说明那里需要他们。人们需要自己，这是他最高兴的事了。另一方面，他又要同家人离别，这又是他难受的。我们那时都不大年轻了，况且我还在病中，一大堆孩子。何健生以后对我说过，他们在路上，几次夜里听到白起梦中哭醒。他说他老是在做恶梦，梦见我死了……”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们都不迷信，醒过来，总是相信很快会再在一起的。这一次并没有分离多久，1945年年底，全家又在东北汇合了。
十
去往东北的路上，最使他们兴奋不已的，是在路过胶东时，在海阳县的海滩上，修复了一架日军迫降的机械出了故障的飞机，并且驾驶着它，由海阳飞到了桃村。
在这里，他们只是略显身手，赢得的却是一片赞扬。按照今天的说法，他们第一次看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那是一架日本九九式双发军用运输机，油路出了毛病，迫降在海滩上。海阳县的民兵把日本驾驶员俘虏了，把飞机看守起来。
山东省主席黎玉得知白起几个人经过这里，特地邀请他们帮助修好这架飞机，并把它开到桃村一带山区隐蔽保护起来。
他们立即赶到海滩上，爬上飞机，上上下下查看了一遍。毛病不大。陈静山是搞机务的，对这种飞机也很熟悉，没有花费多大力气，很快就把飞机修好了。
他们还兴致勃勃地把机上那个令人厌恶的日本太阳军徽涂掉。八路军、新四军还没有自己的标志，应该画上什么样的军徽呢？那时候也没有很多的请示报告制度，他们就自作主张地涂上了青天白日。又为了与国民党有所区别，这青天白日中间加上了“中共”二字。
由海阳飞到桃村的那天，当地的群众都涌到了飞机起降的临时机场上，一片欢呼，一片沸腾。多少年来，是日本人开着飞机来轰炸，来扫射，而今是自己的飞机上天了。这里平时连汽车都极少见到，何况可以上天的飞机，连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赶来了。其实，对白起几个人来说，又何尝不激动呢。白起是主驾驶，他坐上驾驶椅，并不陌生，但心情却是从未有过的欢快。吉翔是副驾驶，何健生领航。飞机起飞了，他们向东望去，只见是一片无垠的碧海蓝天；向西看去，山峦起伏，层层叠叠，郁郁葱葱。这山，这水，这地，这天，如今是那么清新地展现在眼前。他们觉得，再也没有比在这样的天地间自由飞翔更令人舒畅的了。
飞机安全地在桃村降落。白起和吉翔、何健生、陈静山，完成了他们投入革命队伍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
黎玉挽留他们：能不能以这架飞机为基础，逐步扩大，在山东也搞个航空中队，或者搞个航空训练班，这算不得什么宏图大略，因为这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并不要很久远的时间，就可以办到。
他们理解各个地区领导要发展武装力量的迫切心情。但是，中央已指示他们迅速到东北报到，参加筹建航校。他们谢绝了黎玉的盛情，又急忙地踏上了赴东北的路程。
十一
白起等4个人，从龙口乘木帆船，渡过渤海那段并不算远的海湾，在辽东半岛的庄河登岸，花费了两天的时间。
他终于又回到了东北。
“九·一八”事变，他离开家乡，东西流落飘泊，像无根的浮萍，实际上，没有一天不怀念着他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的歌声时时萦绕在耳际，铭刻在心头。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他忍不住弯下他那魁梧的身躯，伏在这温暖湿润的土地上。他忍不住，要再次体验一下，儿时在山坡上偷摘那还青青未熟的苹果，潜下冰冷清凉的河水里摸鱼的情趣。在老乡家里，他端起黄灿灿的小米水饭，粒粒珍珠般的棒米子饭，嚼在嘴里，勾起了多少童年的回忆。有谁能知道，有家不能还的东北人在重新回到解放了的东北时的心情，那种胜利和喜悦融和在一起的心情，能激越得你恨不得立即飞上蓝天，仰天长啸，向大自然抒发你满胸的情怀。
他们于1945年底赶到通化，在那里，与从延安来的蔡云翔汇合了。扬州起义的全体人员都来到了正在筹建的航空学校。
1946年3月1日航校成立大会上，白起副校长讲话
1946年3月1日，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长白山下的通化正式宣告成立。早在20年代就在苏联学习的常乾坤任校长，王弼任政委。白起被任命为副校长。一起在扬州起义的蔡云翔任教育长，何健生任训练处长，吉翔任飞行科长，于飞任理论教育科长，张华任翻译科长，陈静山任飞机修理厂厂长，顾青任飞行大队副队长，田杰、陈明秋任机务队正副队长，秦传家入教官训练班学习。
他们各自有了自己的岗位。
他们将在新的天地里展翅高飞了。多少年的理想，多少年的报国梦，就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实现了。
十二
在东北老航校，伍修权赠枪林弥一郎的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
四十年后，即1986年，伍修权将军在《回顾东北老航校的诞生》一文中，是这样描述这个故事的：
(1945年)10月上旬的一天，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接到曾克林部报告，他们在凤凰城、连山关以西地区，受降了一支300余人的日军部队，已查明是一批航空技术人员，领头的是林弥一郎，等待处理。经与彭真等领导同志商议，决定争取他们为我办航校服务。”“为使这些日本航空技术人员了解我们的政策，消除顾虑，彭真同志决定把林弥一郎等人召到沈阳，由我出面谈话。通过晓以大义，直截了当地要求他们留下来，为我们训练航空人员。这次谈话中还有个小插曲，林弥一郎要我把随身携带的一支勃朗宁手枪送给他作纪念。我在短暂而复杂的思考后，采取了‘用人不疑’的态度，将手枪亲手赠与他。
伍修权当时是民主联军的参谋长。这支心爱的小手枪，曾伴随着他走过了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中国古代就有着解下佩剑相赠知己的优美传说。
士为知己者死。
伍修权赠枪的故事，与中国古老的传统思想融合在一起。白起听了这个故事，认为自己也寻找到了知己者。他从未感到这样幸福。
祥林嫂为了赎自己再嫁的罪孽，捐给了土地庙一个门槛，任人践踏和跨越。白起也在思想上为自己捐了一个门槛，他用的是自己的生命。
在那被破坏的机场上，他驾驶训练的是用搜寻来的零件拼凑起来的飞机。作为航校副校长的白起，他竭尽所能地干着一切可以干的工作，从在寒风怒号的露天里为学员讲理论课，到驾着九九高级教练机带飞行学员，考核学员放单飞，望着一个个原先文化程度很低，连风向、气流等起码常识都不易理解的年轻学员，踏上飞机，在蓝天上自由翱翔，他比什么都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