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种解释学的言说若走向极端，则不免有“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不可知论之嫌。
那个经典回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分明是将人和鱼混为一谈了。作为同样的可以运用理性的动物，人与人之间总是可以通过研究、交流而产生理解的。
时间的流逝可以带来后人解读前人文献上的困难，不过，时间也能够带来某种知识的确定性，随着解读者的增多，一些误解逐渐祛除，作者真意终究可以为人们所认知。
否则，哲学史或者思想史岂不完全无从写起？
况且以尊重作者原意的心态进行引用会带来人们对被引用者的同情理解，减少误读曲解，这也是没有疑问的。
3.引注观点应尽可能追溯到相关论说的原创者
建立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新作，需要对于此前研究尤其是一些主要观点的发轫、重述或修正过程有清晰的把握。
否则，张冠李戴，不仅歪曲了学术史的本来面目，而且也可能使得相关思想学说本身在辗转之间受到歪曲。
其实，对于思想或学术谱系的认真梳理，清楚地区别原创与转述，正是一个研究者的基本功，通过引文，写作者的这种基本功是否扎实往往可以清楚地显示出来。
4.写作者应注意便于他人核对引文
不少文献存在着不同版本，不同版本之间在页码标注甚至卷册划分上并不一致。
因此，如果引用者不将所引文字或观点的出处给出清晰的标示，势必给读者核对原文带来不便。
5.应尽可能保持原貌，如有增删，必须加以明确标注
为了节省篇幅，或使引文中某个事项为读者理解，引用者可以作一定限度的增删。
通常增加的内容应以夹注的方式注明；删节则通常使用省略号。删节之间，引用者应留心避免令读者对引文愿意产生误解。
6.引用应以必要为限
学术研究须具有新意，引用是为了论证自家观点。因此，他人文字与作者本人文字之间应当保持合理的平衡，要避免过度引用，。
过度引用某一个特定作者，势必令读者产生疑问：“为什么我不干脆直接读原著呢？”
当然，对于研究对象特定于某种文献或只能依赖某种文献的写作者，这种“专项”引用便是不得已之事。
总之，所谓过量引用与其说是量的问题，不如说是必要性的问题。
7.引用已经发表或出版修订版的作品应以修订版为依据
在作品发表之后，作者又出修订版，或者改变发表形式时——例如论文收入文集——作出修订，这在学术著作史上当然是屡见不鲜的现象。
修订，意味着作者对于原来作品的观点、材料或表述不满意，因此代表着晚近作者的看法或思想。
不过，这条规则有一个限制，如果引用者所从事的恰好是对于特定作者学说演变的研究，则引用此前各种版本便是必要的。
8.引用未发表的作品须征得作者或相关著作权人之同意，并不得使被引用作品的发表成为多余
学术研究中经常需要引用尚未公开发表的手稿、学位论文、书信等。
除非只是提供相关文献的标题、作者等技术信息，对于正文文字的引用需要征得作者或著作权人的同意，这是为了确保尊重作者对于某些不希望披露的信息的权利。
尤其是私人书信，不经同意的发表足以侵犯我国民法所保障的隐私权，引用时更需慎之又慎。
另外，由于引用先于被引用作品可能的发表，过度引用也可能导致原作内容过分公开，从而损害被引用作品发表的价值，因此有必要对此类引用作较之引用已发表作品更严格的限制。
9.引用应伴以明显的标识，以避免读者误会
通常之引用有直接与间接两种，直接引用需用使用引号，间接引用应当在正文或注释行文时明确向读者显示其为引用。
引用多人观点时应避免笼统，使读者可以清楚区分不同作者之间的异同。
直接引文如果超过一定数量，应当指示排版时通过技术方式为更清晰之显示。
10.引用须以注释形式标注真实出处，并提供与文献相关的准确信息
引用时的作伪常常表现为注释中的出处信息的虚假，例如掩盖转引，标注为直接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