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后，这些孩子依然走不进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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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

记者 | 杨海

编辑 | 从玉华

上海很少有国权北路这样的地方。路的尽头到浦东陆家嘴，直线距离足足12公里，中间却几无遮挡。顺着笔直的马路向南，人们能清晰地看到包括东方明珠电视塔在内的、那些经常出现在明信片上的建筑的轮廓。

对一群生活在这条路周边的孩子来说，矗立在远处的摩天大楼更像一块巨大的幕布。他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它，但很少有人真正抵达过那里。

他们所处的环境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城乡接合部大片临时搭建的平房、随处可见的垃圾堆、尘土飞扬的拆迁现场，没有肯德基，也没有游乐场。有人第一次进入这片区域后，感叹眼前的景象“就像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

与他们在上海务工的父辈不同，这群从小就生活在上海的孩子大多已经不会说家乡话，也很少回老家。他们与老家的联系，几乎只剩下印在身份证上的，自己都记不清的村庄名字。

他们中不少人都相信，如果没有“久牵”，自己很可能重复父辈的老路——或许不用再做建筑工或者环卫工，但依旧很难走出这片区域，进入“真正的上海”。

2006年前后，这群大约40人的孩子因为一个名叫“久牵志愿者服务社”（原名久牵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公益教育机构聚在了一起。十几年间，他们不断从“久牵”出发，然后再回到这里。

岔路口是中考。因为不能在上海读普通高中，有人回了老家念书，然后再也没有回来；有人留在上海读了中专，毕业后决定“平凡地过一生”；也有人抓住了机会出国留学，一只脚已经跨进了“精英阶层”。

这个夏天，不管是刚刚结束一整天的工作，还是从国外回来没来得及倒时差，他们都会赶去“久牵”，聊上一个下午，然后像过去那样随意倒在地板上，睡上一晚。

只不过，一种微妙的变化已经发生了。

很难把这些“生活在废墟”里的孩子跟“出国留学”联系起来。他们“经常穿着秋衣秋裤就去上学”，在五年级时还不能完整读写26个英文字母。而对他们身为环卫工、送水工或者包装员等体力工种的父母来说，每学期几百元的借读费都要盘算一番，出国更是远在天边。

连大学都成为一个遥远的梦想。因为没有上海户口，他们在初中毕业后就要被挡在普通高中的校门外。

王新月是久牵第一个申请出国的学员。她的母亲在得知女儿要申请国外的学校时，告诉女儿：“如果你能成功，我就给上海的每条狗都缝条裤子。”

后来王新月和她的弟弟妹妹3个人，陆续都被一所名叫UWC（世界联合学院）的国际学校录取，并且都拿到了全额奖学金。今年夏天，王新月已经从加拿大综合排名第一的西蒙菲沙大学毕业，计划在加拿大或者上海寻找一份工作。

▎王泽方（左一）、王雪蒙（左二）、王新月（右一）在久牵与妈妈合影

在国外，王新月总被人问到“你们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竟然家里3个人都出了国？”这个问题曾让她一度语塞，后来她发现，自己从没有被中国的“正规”教育体系接受过，而是一路都在搭便车。直到在中途被迫下车后，才找到了另一种道路。

小学时，她就在家门口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被无数个长得很恐怖的班主任打过手心”是这所学校给她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久牵的创办人张轶超在一次演讲中，讲述过他最开始接触这些学校时的情形：吵闹的课堂上，有的人在打闹，有的人在写作业，有的人在擤鼻涕，有的人在吃东西，只有很少的人在听讲。学校的教师对前来支教的志愿者爱搭不理，甚至对志愿者帮孩子纠正英语发音心怀不满。

他也组织过上海当地的小学生去参观这些学校，一个学生在参观日记里写道：“那个学校还没我们的体操馆大，走进教室就闻到一股怪味，地板黑乎乎的，桌椅像用了一个世纪，墙角垃圾桶里堆满了垃圾，几只苍蝇围着桶边飞……”

如今在国外留学的、一个环卫工的女儿记得，小时候生活在棚户区，虽然过得很辛苦，整个人又脏又土，但是因为周围的人都一样，所以没觉得苦，反而每天都很快乐，“穷开心”。

初中时，公交和地铁虽然就在学校附近，但是她从没坐过，也没有公交卡。对她来说，每天几元的交通费用还是太奢侈了。她和久牵的大部分孩子一样，每天都要骑一个小时左右的自行车上下学。

有次放学后下起了大雨，很多上海学生的家长都到学校门前给学生送伞，然后一起坐车回家。但她只能冒着雨，任凭湿发贴在脸上，浑身冻得发抖，咬着牙骑回了家。 “那一次，我感觉到了我和他们不一样。”

从2008年开始，上海的公立初中开始陆续接收农民子女入学。王新月作为久牵的“记者”去附近的学校调查，她发现，“虽然学校比之前的漂亮得多，教室也宽敞了不少，但校园里上海本地的学生见到他们总是绕着走，背后小声议论他们”。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熊易寒曾在久牵做过调研。他发现，上海这种外地农民工子女比较多的学校，会被不少人称为“菜场小学（菜市场小学）”或者“上外附中（上海外地人附属中学）”。

他还发现另外一个现象：农民工子女在进入公办初中后，初一初二学习都比较刻苦，成绩进步也很快，“很多都能进入班级前几名”。可到了初三，因为不能考上海的高中，他们就会变得很消极，成绩一落千丈。

王新月还记得她的初三。那一年老师已经不再管外地学生，很多外地学生都“提前毕业”，自己找好中专直接去读了。

在久牵，每年临近中考的时候，平日欢快的气氛就会被焦虑、无奈，还有稍许愤怒代替。

“我们愤怒、嫉妒、抱怨，抱怨命运不公，抱怨生活抛弃了我们，抱怨社会遗忘了我们。我们付出的不比他们少，可为什么连中考的考场都无法迈进？”一个久牵学员在临近中考时，在他们的内部报刊里写道。

王新月最终选择了一所成人高中，那所学校很小，楼道里扔满了垃圾，身边的学生“出口成脏”。她“一天都不想待在那里”，却又无力逃脱。她甚至打算过退学，向妈妈要500元，做水果生意。

2010年时，张轶超开始鼓励久牵的孩子尝试申请美国的大学。王新月从那所成人高中休了学，抱着最后的希望，全力准备考托福。

一天下午，王新月在久牵学完英语，出门吃饭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幕：

两个警察追一个骑三轮车的妇女，在快速追赶中连人带车把这个妇女掀翻在马路中央。她看到那个妇女手上和脚上都是血，围观的一个大叔用上海话笑话：“这个人找死，骑这个车子是违法的，真是活该。”

旁边有一群人附和：“就是，就是。”

当天晚上，王新月下定决心“一定要出国”。“逃离这个无数次让我梦想破灭的地方，逃离这个不管你怎么努力依旧被贴上标签的地方。”

幸好还有“久牵”这趟便车。

一开始，久牵只是棚户区对面那座老旧小区里的一套两室两厅的公寓。在王新月的记忆里，这套“比棚户区里最有钱的人住的房子还要好”的公寓里，有玩具、漫画书、电脑，和“很多棚户区的孩子向往着，但是没有的东西”。

慢慢地，久牵成了棚户区家长们的“托儿所”，孩子们一到放学就会涌进这里。再到后来，很多上海的高校、外企的志愿者也定期到久牵上课，跟孩子们一起做游戏。

“一个老头伴着酒劲教会我唱歌，一个美丽的姐姐眉飞色舞地给我讲述了她那些远行的奇遇，一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教会我英语。一个眉头微皱，眼神深邃的青年教会我做梦。”王新月在一篇文章里回忆在久牵的日子，“就这样断断续续，我会背诗，会唱歌，可以说流利的英语，爱上了探险，也在生硬地试着用逻辑去理性思考。”

2011年时，同样是在张轶超的鼓励下，还在准备托福的王新月试着申请了UWC。在北京参加全英文面试时，她面对众多“重点高中尖子生”的竞争者，拿到了只有1％发放比例的全额奖学金。

王新月的成功为“久牵”的孩子打开了一扇门。第二年，几乎所有符合条件的久牵学员都报了名。她的弟弟王泽方，以及与王泽方同岁的屠文建也在其中。

促使王泽方报名的，是姐姐身上的变化。他在姐姐从国外发来的照片中，第一次见到她穿晚礼服的样子。

“那是他们的毕业舞会，我从来没见过她穿晚礼服，没想到那么漂亮，很迷人。”那时王泽方的梦想不过是，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拥有一套西服、皮鞋和领带，像姐姐一样站在那样的舞台。

在王泽方梦想着过上姐姐那样的生活时，他的发小屠文建正在一家酒店里打零工。这是他人生第一次打工，妈妈的清洁工朋友帮他在酒店找了份服务员的工作。

▎2004年，部分久牵学员的合影（后排右二为屠文建，四排左二为王泽方，四排右一为张轶超）

他清楚出国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但他不确定这样的机会是否属于他。他还有个4岁的弟弟，爸爸在外地干建筑，妈妈在20公里远的工厂里打包快递。一家4口挤住在别人家屋顶上临时搭建的一间不足12平方米的房间里。停在过道里的电动车，是这个家庭最值钱的家当。

这至少是他记忆中第十个“家”了。他4岁时被父母带到上海，住过工棚，住过隔间，也住过仓库。搬家原因有很多，有时因为拆迁，有时因为邻居嫌弟弟太吵，有时只是因为房租涨了50元。

他记得一次深夜里，爸爸叫醒他，“搬家”。把家当装进三轮车后，他觉得自己已经长大，要主动帮爸爸骑车。可他踏上踏板，任凭他如何使劲儿，车子都纹丝不动。

后来还是爸爸在前面弓着背蹬车，他在后面前倾着身子推着，父子俩就这样一前一后在上海的街道上缓慢地前进。

“我抬头看看四周高楼里的万家灯火，突然觉得我不属于这座城市，没有人关心我们的存在。”屠文建感叹，从那次起自己压力大了很多，“在上海，除了在久牵之外，其他地方都有种压迫感，不安全的感觉，可能跟我一直在搬家的原因，一直在动荡。”

久牵的朋友也发现，这个小时候吵人的“小喇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心事重重，多数时间都在沉默。

递交UWC申请书的那段时间，因为每天天不亮妈妈就要外出做工，他先要给弟弟做好早饭，然后骑上那辆电动车送弟弟去幼儿园，自己再赶到酒店上班。

在酒店里，他穿着老气的中式夹克，脸上的青春痘还没消除，显得有些滑稽。

那年他在读中专二年级，父母希望他能尽快承担家里的责任，酒店工资虽然不高，但显然也为这个家庭减轻了不少压力。

他后来说，“要不是酒店1500元的工资当做路费，就决不允许自己去北京参加面试。”

他几乎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来复习英语。去北京的前一天晚上，妈妈特地买了10元的虾，希望儿子吃好一点。他本来准备了200元零花钱去北京，可因为弟弟的学费不够，他又拿出了150元给了妈妈。

那一年，屠文建和王泽方都没有被UWC录取。屠文建进了“waiting list（候补名单）”，有人告诉他，如果第二年接着考，录取的几率会很大。可他已经不打算再尝试了。

第二年，久牵一共有4名学生被UWC全奖录取。他们的喜报贴在正对着久牵门口的墙上，王泽方也在其中。那时，屠文建已经毕业，正在一家生产包装材料的工厂里上班。

他的工作是巡视流水线上的机器，“哪个坏了就去修哪个”。这份工作给他带来每月5000元的收入，相对自己的中专学历而言，这样的薪水已经符合他的期待。

他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发工资后，请全家人吃了一顿肯德基。他笑着说自己小时候立下的“每天都能吃肯德基”的梦想，现在还没能实现。对他来说，肯德基还是太奢侈了。

可第一份正式收入带来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法适应工厂的环境。

“他们在流水线上就像机器人，每个人都做同样的事，说同样的话。每次回头时，连表情都一样。”屠文建觉得这样的环境有种说不出的压抑，“每个人都只在乎怎么才能加更多班，每个月工资有多少。”

这与他十几年来在久牵感受到的温情、生出的梦想，以及寻找到的自我都格格不入。两年后，在一次和上司的争吵后，他离开了那家工厂。

那是一次夜班，临近天亮时他在岗位上睡着了，被提前赶来的经理拍了照。经理要公布照片，屠文建告诉他如果在国外，这种做法可能是违法的。

经理随即冲着他的脸大喊：“你算什么东西，你出过国吗，知道国外什么样吗？”

他很生气，但可悲的是，他发现自己竟然找不出反驳的理由。

屠文建在工厂巡视流水线时，王泽方正在香港读UWC课程。他也很快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西服。事实上，在学校穿正装参加演讲、音乐会或者感恩晚餐，逐渐成为他的一种常态。

在UWC，没有人在意他的身份。当别人问起他的家庭时，最后都会向他竖起大拇指，佩服他的艰辛和努力。

他本科去了美国的爱达荷大学，主修了国际经济与政治专业。不同于几年前的不自信和沉默，现在他和人交流时，不再躲避对方的眼神，语气坚定。

从工厂辞职后，屠文建回到了久牵，负责一些财务工作。虽然收入比之前低了不少，但他庆幸自己又回到了一个纯净的环境，觉得“牺牲那点收入值得”。

▎2017年部分久牵学员在参加张轶超婚礼后合影（二排左一为屠文建）

去年，改行骑三轮拉货的父亲被出租车撞倒，留下了残疾。康复后，他又骑三轮拉人。在一次警察的追击中，他翻了车，车上的一位女乘客摔得昏迷不醒。一家人在经历一段惶恐之后，最终等来了伤者的苏醒。

这两起事故几乎摧毁了这个家庭。父母开始抱怨他在久牵的工作，“不正式，收入太低”。

“他们觉得我应该像他们认识的那些年轻人一样，找一份工作，老实本分地赚钱，然后成家。”屠文建停顿了一下说，“他们觉得是久牵让我变成了现在这个不切实际的样子。”

当年那群小伙伴里，不止屠文建一个人回到了久牵。

姚如惠是在11年前跟自己最好的朋友分开的。和当时不少久牵的小伙伴一样，她在初二时选择了一条最传统的道路：回老家，上高中，考大学。

那时她说自己想考回上海，然后做一个教育工作者，“因为教育可以改变人的命运”，“我想继承张轶超衣钵，在久牵工作”。

在老家，她一直努力学习，成绩也很优异。

直到最紧张的高三，张轶超告诉她可以申请国外的大学。经历一番纠结后，她休学一个月去北京参加了一个免费的托福培训。

后来，她也打印了UWC的申请书，只是当她把申请书递给她老家高中班主任时，班主任告诉她，这所学校就是个骗局。她爸爸也确信除了高考，这些都不是“正规”的路子。

她已经忘了怎么说服自己放弃出国的那个决心。她忽然相信如果一边准备UWC，一边准备高考，到最后会两手空空。

姚如惠最终没有寄出那张班主任已经签好字的申请书。那年4月，在还有两个多月就要高考的一天，她得知了王新月被UWC成功录取的消息。

拼尽全力，姚如惠最终考上了安徽大学。毕业后，她如愿来到久牵工作，负责一个分中心的运营。但她有新的计划：申请一所国外的大学，“到外面看一看”。

几乎每一个回老家读书的久牵孩子，在离开上海时都会像姚如惠一样眼神坚定说，自己一定会考上上海的大学，重新回来。但到最后，并不是每一个都能成功。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很难适应老家的教材、教学模式和学习节奏。他们很多都是独自回乡，只能选择寄宿。对他们来说，家乡更像是一个偏远、陌生的地方。

“一个教室有上百人，从早到晚都在学习，下课都没人出去。”一个曾经在老家读过初中的久牵学员瞪大眼睛，语气夸张，像是在描述一幕自己经历的奇观。

后来这个学生考上了老家的重点高中，但她拒绝入学。她相信3年的高中生活，“绝对会要了我的命”。

武子璇也是在初二时回家的。临走前，高中毕业的爸爸请她吃了她最爱吃的水煮肉片。可那天她没一点胃口，用筷子在菜里慢慢地拨来拨去。她不想回家，但爸爸告诉她：“你在这儿，只能上个中专，发展空间就小了。现在回去了，以后可以再回来。”

她从小就表现出了那种对音乐“无法自持”的热爱。屠文建记得他们第一次参加合唱团时，台上放了一架钢琴，站在人群中的武子璇不由自主地把手伸了过去，然后招来老师的一阵教训。

在上海时，她有空就跑到久牵，坐在那架志愿者捐赠的钢琴前，弹上一天。有一次他们合唱时，伴奏的老师没有去，武子璇就坐在钢琴前临时伴奏，惊艳了全场。

回老家后，她再也没机会弹钢琴。课表上的音乐课被改成自习，音乐教室里有架钢琴，却常年锁着门。后来，她只能等没人时，偷偷翻窗户进到音乐教室里，一个人在里面弹上一段。

她也喜欢小提琴，因为她的热情，上海的志愿者为她线上教学。这几乎成了她老家那个小县城里的奇事：连续一年多，每天早上都有个小姑娘在网吧，站在电脑前，对着屏幕，旁若无人地拉小提琴。

2014年暑假，武子璇回到上海，久牵的好朋友激动地抱住她，告诉她自己结婚的消息，让她一定来参加。武子璇显得有些局促，支支吾吾地告诉对方，自己在老家，参加不了。朋友尴尬地放开了她，“感觉她一下变成了一个外来人。”

武子璇说：“爸妈让我回家了，不想跟他们有太多交流。”

随后，武子璇自己坐到钢琴旁，掀开琴盖，完成了一曲独奏。她没有表情，手指逐渐加快速度，曲子的高潮部分激昂澎湃。

她曾说：“音乐可以把我不想说的话表现出来。”那时，屋子里的小伙伴打闹在一起，声音嘈杂。

去年，武子璇在老家参加了高考，成绩没有达到二本线。今年她复习后，再次高考，如今正等待着这个能让她命运再次改变的岔路口。

10年后，那些曾经发誓要回到上海的孩子，大多已经杳无音讯。有几个还与久牵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他们中间有人留在了老家，做了小生意，看上去很满足；有人高中毕业后跑去南方打工，和老家的孩子已经没什么两样。

屠文建也承认，自己和那些回家的久牵学员已经是“两类人”。

去年，他小时候在久牵的“大哥”忽然打电话，向他借钱。他没想太多，就借给了他。后来，自己爸爸出了车祸，屠文建让这个现在在贵州老家的“大哥”还那几百元时，电话那头却传来“我不认识你”的声音。

复旦大学副教授熊易寒，把久牵的这群孩子称为“城市化的孩子”。他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写道：“他们都是在当代中国高歌猛进的城市化浪潮中出生和成长的，自身也经历一个城市化的过程。乡土性从他们心性中剥离，与此同时，城市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塑造他们的心智、观念、气质和认同。最后他们经历的痛苦、彷徨、迷失是由经济上吸纳、政治上排斥的‘半城市化’带来的。”

他深知“命运”这个词与社会科学强调的精确性和价值中立格格不入，但这个农村出身的政治学副教授相信：不关注命运，政治学就缺少震撼人心的力量。国家、市场和社会是“命运”的主要塑造者。

那些当初选择留在上海读中专的久牵学员，现在也都已经工作了几年，走进了社会。

2010年时，刘燕霞、姚如惠和王新月3个人曾一起去北京参加过托福培训。最后，王新月成功出国留学，姚如惠在老家考上了大学。刘燕霞在申请UWC失败后，留在了上海读中专，走上了一条和她们俩完全不同的路。

中专毕业后，她在拜耳集团找到了一份实验室质检员的实习。那是她第一次进入那么大的公司，也非常认同集团追求自由的企业文化。

“他们不像别的公司很小，限制你很多事情。”在一次采访中，刘燕霞面带微笑，眼神里充满憧憬说。她希望自己能留下来，“10年后，我希望自己不再是个一线的质检员，而是能够涉及销售的工作。”

这次实习通过了层层面试，父母对她留用的期望也很大。母亲告诉她，实习时每天12个小时的工作也是值得的，“每月4000元的工资很不错”。

“爸爸妈妈给你带出来不容易，给你养大了，成人了，下面的路就由你自己走了。”在狭小的宿舍里，一张简易的饭桌前，母亲对刘燕霞说。

被通知无法留用的那天是个阴天，在租来的房子里，她放下电话后，跪在床上靠近墙角的地方，哭出了声。

“其实我也知道文凭很重要，有时候一想到自己的未来真的会哭。”她闭上眼抽泣，“我应该留在重庆读初三，然后考高中，考大学，我当时是不是选错了？”

后来她去外滩散心，她说每次看到黄浦江，就会想到小时候的自己。十几年前，她的父母卖掉一年的收获，买了两张船票，坐了7天7夜的船从重庆来到上海。

“这个城市很美啊，可这里很多地方无形中告诉我，我不属于这里。” 江风呼啸，她靠在岸边的栏杆上，望着陆家嘴那些灯光璀璨的高楼说。

她不知道以后在上海，自己的小孩怎么办，“不想因为我的能力而耽误了他”。她的父母也常常抱歉地对她说，“因为我们的关系，不能让你更好的条件，但是你自己不要放弃”。她说每次听到这些话，自己都会哽咽。

在上海，因为频繁搬家，即使回到爸妈旁边也没让她找到家的感觉。

事实上，在上海市官方文件的认定中，她家的房子只能称作“临时住所”，这也成为他们在上海享受不同政策的一项认定标准。

2013年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出台后，上海市随即发布了《关于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就读本市各级各类学校实施意见的通知》。《通知》里“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居住”的两项规定，把大部分农民工子女挡在了中小学门外。

因为这两个新的限制，屠文建10岁的弟弟不能在上海读初中了。

“合法稳定就业”要求他们提供连续的社保缴纳证明，这对经常打“临时工”的父母来说很难做到。而“合法稳定居住”则更难实现，按照规定，即使是租房，也需要提供房东的房产证，他们承担不了这种房子的租金。

事实上，这十几年，城市不断扩张，他们曾经的聚集区，早就建成了新江湾城，价格已经涨到8万元每平方米。

他们的家从国权北路的一头，一直搬到靠近城市边缘的另一头。再到后来，他们分散开来，分散在这一区域的角角落落，时刻准备着寻找下一个住处。

“公办初中进不了，民办的上不起，周围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也早就取缔完了。”屠文建苦笑着说。

弟弟出生在上海，在久牵长大，从来没有回过老家。明年他就要和父母一起回老家上学，他会经常问哥哥，自己是不是真的不能在上海了？为什么？

屠文建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他没法给弟弟解释他根本理解不了的户口。只能笑着对他说：“是啊，回家后要好好学习。”

中专毕业后，没有被拜耳集团留用的刘燕霞经人介绍找了一份在面包店包装蛋糕的工作，但她很快把这件“没有创造力”的工作辞掉了。再到后来，她结了婚，很少再在久牵出现过。

这些还在上海的久牵学员，有人依旧保持乐观，拥有一颗“大心脏”。有人变得现实起来，开始抱怨社会的不公，用钱和地位丈量一切。

这个夏天，他们又聚在一起，就像小时候一样。

“几个留学的在一起，聊的都是国外的事情，他们很有话题，但我们就插不上嘴。”有人觉察到了这种异样。

姚如惠也感觉到了这种变化，她说这是久牵最不愿看到的，但它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现在几乎所有久牵学员的家长都知道了UWC，不管孩子同不同意、适不适合，都让他们报名申请，然后全力准备面试。久牵一直希望孩子们身上能带一些理想主义，这件事却让久牵看起来像一个考试培训机构。

这些久牵前辈们偶然间找到的路，现在竟变成了独木桥。

在上海生活了10多年的屠文建，仍然觉得“肯德基就是这个城市的味道”。他还记得自己小时候第一次吃肯德基时的感觉，是爸爸带给他的。那个味道让他记忆深刻，以至于到现在他还对肯德基念念不忘。直到多年之后，他才得知，当年那个肯德基汉堡包，是爸爸在外面捡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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