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建筑“死”了吗？｜希格弗莱德·吉迪恩的两篇导言｜1928／1963

EXTITUTE ｜BAU学社｜媒介论与空间论的会通

文｜ 希格弗莱德·吉迪恩／ 译｜ PLUS／ 责编｜ 王家浩

院外陆续整理包豪斯人的内容：以与包豪斯相关的个人的创作与经历为主要线索，以现代主义运动可容纳的多样性及其深度，考察每个个体对新的共同体信仰的不同预见。这项工作不止于填补某段被忽略的空白，或是重新打捞包豪斯的历史遗珠，更希望能够打破既定的叙述框架。

本次推送的两篇简单的导言分别写于1928年和1963年，尽管两者之间相隔了三十五年，但是作者 希格弗莱德·吉迪恩，这位现代主义的先驱、现代建筑的理论和历史学家的主要观点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改变。 尽管他并没有直接参与过包豪斯的工作，但毋庸置疑的是，吉迪恩 不只是包豪斯和格罗皮乌斯的同道中人，作为CIAM秘书长的他，更是整个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同行者以及坚定不移的推动者。至少直到二十世纪60年代，他创建的时间、空间与建筑的阐释框架仍旧在现代建筑的历史理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前一篇导言中，吉迪恩试图揭示出 十九世纪历史化的面具下蕴含着向前进的势头， 在他看来， 正是这股势头奠定了现代建筑的新的传统；在后一篇“空间、时间和建筑”的再版导言中，面对当时来自美国建筑界对“现代建筑”的困惑与质疑，他仍旧坚定地认为这一新的传统还在进行之中。

恐怕不会 有多少人在当年就会否认吉迪恩仍旧是在世的最优秀的建筑历史学家之一， 更不用说他对技术及其历史投入的关注也远非其他 师承于艺术史的学者 可比。 至于在他去世之后逐渐形成的对现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的批判视角，也不是将吉迪恩 梳理的脉络和 提出的观点当作一家之言而弃之不顾，而恰恰是在加以肯定的前提下更为彻底地挑战了历史以及历史学家的根基。

同样是基于建筑历史作为学科本身的危机，塔夫里以建筑作为体制出发，或者说将这一体制作为自己批判的对象，从而改写出整部建筑学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关联史，就此也将包括吉迪恩在内的一众现代主义时期的建筑历史理论家的范式归为“实操性批评”；而列斐伏尔则从社会政治的视野进一步地反转了空间的历史， 指出吉迪恩，也包括另一位建筑历史理论家塞维在内，尽管他们已经预见到了空间的作用，但是并没有让自己从几何学与唯心论之间朴素的摇摆不定状态之中摆脱出来。换而言之， 无法把他们所阐发的历史从艺术史和建筑史之中分离出来 。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当前我们无法再部分地沿袭吉迪翁的历史方法，尤其是在论及技术与建筑的关系之时，只不过在对何谓历史学家这一问题上，已经与吉迪恩给出过的定义相当不同。尽管在破除历史神化这点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不过吉迪恩在前一篇导言中，开宗明义地强调了他心目中的 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穿越层层的废墟， 识别出其中的种子，并 指出发展的连续性。

在吉迪恩那里，连续性并不根植于建筑学的整部历史之中。所谓的连续性已经包含了历史的断裂，并望向了未来，否则他所谓的传统也就无所谓“新”，而所谓的“传统”实质上就是新时代的共同基础。与大多数的建筑历史叙述不同之处在于，吉迪恩所 诊断的对象是蕴含在十九世纪中的新建造的时代潜能，而不再集中在少数几位建筑师身份的先驱者身上。 尽管当下重拾技术与建筑的相关讨论时，我们所要涉及的议题对于建筑而言已远不同于吉迪恩当年还原到的结构和空间那么的直接在场，但试图借此打开整个建造体系的视角，这两者之间仍旧抱有类似的愿景。

问题的核心已经发生了变化，当前已不再是吉迪恩要回应的“现代建筑是否已经‘死’了”，而是在这个 后塔夫里的时代，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整个建筑学能否死去活来？要关注的是如何以 建筑的 社会历史使命取代 原本的时代精神的论述框架 ，再进一步从这一社会历史转向 社会世界的使命，换而言之，这一使命关乎建造活动对社会世界的历史变革能否再产生影响？

就像吉迪恩在后一篇导言中斩钉截铁的回应那样，我们也可以说现在同样并不存在“建筑 是死亡？还是蜕变？”这类问题 ， 种种迹象表明那仍是一系列正在分头行进的计划。只不过 在一个从复数到负数的危机时刻，这类问题 并不仅仅有赖于建筑是多元的这类说辞就可以一言以蔽之，这类问题也不可能有赖于现在我们经常能见到的宽泛的跨越与综合，就可以轻巧地达成和解。

恰恰相反，此刻或许更需要多出现一些研究者，像吉迪恩他们当年所做的那样，从历史和地理的讯息中揭示出已被遮蔽或者忽略的潜能，以此作为各自的论述重心，并对未来的共同愿景抱有强有力的意志，以所谓的 一家之言摆脱语词与学科体制的束缚，公开地展开论辩。院外还将陆续推送吉迪恩的相关译文。

Sigfried GIEDION ｜1888年4月14日-1968年 4月10日

希格弗莱德·吉迪恩 ｜ Sigfried GIEDION

现代建筑“死”了吗？｜ 1928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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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的任务

1928

就算是历史学家，他所站的位置也是在时间之中，而不是在时间之上。他已经失去了永恒的基座。

诗人、音乐家、建筑师与公众的关系是如此，父母、老师和孩子的关系是如此，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也是如此：

我们站在同等的水平面上奋斗。

充满活力的时代，前瞻性的时代，看起来几乎没有基座的位置。

我们并不惧怕过去。 过去、现在、未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过程。

但是，我们不是在往回看，而是要向前看。

过去，给过我们力量，它让我们确信，我们的意志并不局限于个人。

但是，无论未来会如何，对我们来说，它都是更为重要的。

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那些正在成为现实的事物： 孩子会比老人更无助。

历史学家的任务首先是要识别出种子，并穿越层层的废墟，指出发展的连续性。

然而，不幸的是，历史学家利用了他的职业视角，赋予了过去永恒的合法性， 从而扼杀了未来，或者说，至少阻碍了未来的发展。

今天，历史学家的任务似乎恰恰相反： 从纷繁复杂的过往中，提炼出那些将要成为未来出发点的元素。

在各个领域，十九世纪给每项新的发明都戴上了历史化的面具。 无论是在建筑的领域，还是在工业的，或者社会的领域。

新建造的可能性被创造了出来，但是与此同时，它们也令人恐惧；

每种可能性都被毫无意义地掩埋在石头的舞台布景之下。

庞大的集合的工业机器被创造了出来，但是，人们却千方百计地歪曲它的意义，

那是因为，只有少数人才能从生产过程的好处中获益。

这副历史化的面具与十九世纪的形象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点无可否认。

但是，反之亦然，我们也不能忘记十九世纪向前进的势头。

如果，我们从那个世纪中提取出那些活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些有生命力的元素，

那么，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我们已经忘掉了自己的特殊发展—— 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就是，我们忘掉了自己的传统。

让我们拂去期刊上数十年的积尘，就会注意到，

今天，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问题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存在于悬而未决的讨论之中。

与此同时，我们也更加地确信， 我们现在称之为“新”的建筑，是整个世纪发展的合理的组成部分。

既然这种“新”，它属于一股巨大的发展潮流，那么，我们甚至必须拒绝将 1900年前后那些少数的建筑先驱看作是 它的起源——

例如贝尔拉格[Hendrik Petrus] Berlage，范德维尔德 [Henry] van de Velde，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贝伦斯 [Peter] Behrens，佩雷 [Auguste and Gustave] Perret，加尼耶[Tony] Garnier。

所谓的“新”建筑，它起源于1830年左右工业形成的时刻，起源于手工劳动向工业生产转变的时期。

就十九世纪进步的胆识和成就而言，我们几乎没有权利将我们这个世纪与之相提并论。

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是：

把十九世纪只能用抽象的、而对我们来说又是内部同质的结构转译成为一种住宅形式[wohnform]。

因此，众所周知，我们仍旧处于从手工艺到工业建筑生产这一长期被忽视的转变的起步阶段。

当我们不带偏见地面对过去时，代际划分是必要的， 我们自己还没有完成这种划分，我们或许会更容易接受这种划分。

因为，我们不必担心这种划分会压垮我们，或者会迷惑我们。

Building in France,

Building in Iron, Building in Ferroconcrete

困惑与倦怠

1963

60年代的当代建筑，就像当代绘画一样，存在着某种困惑， 那是一种停顿，甚至是一种衰竭。

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疲惫，通常伴随着不确定性，不知道该做什么，不知道该去哪里。

疲惫，是优柔寡断之母，它为逃避现实和各种肤浅的表面现象大开方便之门。

1961年的春天，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行的一次专题的研讨会，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 现代建筑，是死亡？还是蜕变？”。

正如这个话题所表明的那样，当代建筑被某些人看作是一种时尚，

正如一位美国建筑师所表达的那样，许多设计师曾经采用过“国际风格”的时尚外观，但现在却发现那已经过时了。 转身又投入到另一场浪漫的狂欢之中。

这种时尚，带着随意选取历史的片段，很不幸感染了许多有天赋的建筑师。

到了60年代，它的结果随处可见：

在心胸狭隘的哥特风的学院里，在里里外外闪闪亮的细节花边中，在最大的文化中心的牙签高跷和兀自矗立的建筑群中。

“花花公子般的建筑”开始流行起来：

这种 建筑就像花花公子对待生活那样，从一种感觉跳到另一种感觉，很快又对所有的一切感到厌烦。

我毫不怀疑，这种源于内心不确定性的时尚很快就会过时；

但是，由于美国遍及全球的影响力，所以这种时尚带来的效应有可能相当的危险。

我们仍旧处于一个新传统的形成期，仍旧处于起步阶段。

在 《建筑，你和我》一书中，我指出过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在建筑方法上的不同。

有一个词，我们应该避免用它来描述当代建筑——那就是“风格”。

一旦我们用“风格”这个概念束缚住建筑，我们就打开了通往形式主义的大门。

当代的运动并不是十九世纪所说的那种形式特征的 "风格"， 它是对我们每个人潜意识中沉睡的生命的一种态度。

在建筑学中，“风格”这个词常常与“国际”这一称谓结合在一起，尽管在欧洲，这种称谓从未被接受过。

“国际风格”这个词很快就变得有害，它意味着一种飘浮在半空中的，没有任何根基的事物：空中楼阁。

实至名归的当代建筑，它主要的任务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的诠释。

毫无疑问，并不存在“是死亡？还是蜕变？”这类问题， 只有如何发展出某种新传统的问题，而种种迹象表明，这还在进行之中。

Space, Time & Architecture:

the Growth of a New Tradition

▶ 版权归译者所有， 译者 已授权发布。

未完待续

▶ 目录

法国新建造

▂ 结构

▂ 工业

▂ 建筑

▂ 结构与建筑

▂ 结构师

▂ 十九世纪

▂ 十九世纪的法国

▂ 初步尝试

▂ 初步成形

▂ 市场大厅

▂ 火车站

▂ 百货店

▂ 实验建筑

▂ 展出

▂ 世界商业展出

▂ 巴黎1855

▂ 巴黎1867

▂ 巴黎1878

▂ 巴黎1889

▂ 进一步发展

▂ 钢筋混凝土

▂ 国家篇

▂ 1900-1920

▂ 佩雷

▂ 柯布西耶和年轻一代

▂ 钢筋混凝土的现状

▶ 院外计划 不同的板块分进合击：

汇集、 映射、交织、对抗，突破各自的界限，

打开已在却仍未被再现的环节，把握更为共通的复杂情势，

循序渐进、由表及里地回应

批判者与建造者的联合 这一目标。

反转了社会空间的“空间史”

我们该把哪一时刻称作是空间及其生产的意识觉醒与出现的契机呢：何时与何地，为何与如何，这样一种被忽视的知识与被误解了的现实才开始得到人们的承认呢？这种发生的方式实际上是可以确定下来的：我们可以从包豪斯的划时代性历史中作用中发现这一点。对于包豪斯运动来说，这不仅仅是在真实的语境中确定一个空间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整体的空间概念……他们只是预言到了这种历史，却没有着手去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他们揭示了抽象与视觉的正在增长着的优势，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揭橥了“视觉逻辑”的起源与意义——亦即揭开了包含在这个“逻辑”之中的“策略”。

它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任何诸如此类的特殊‘逻辑’从来都只是某个策略的一个遮人耳目的名称而已。

空间本身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也是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工具，现在这将被视为它所固有的矛盾的体现。

后人文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所谓的“后人文主义”之意并不完全在“建筑”，更在于借助着梳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建筑实践的变迁，如何将相继而起的对人文主义思想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后结构主义的分析展开一种充分而有复杂的融合。尽管这两者各自的批判方式初看起来差异非常之大，但是他们共有着同样的批判对象，人文主义的主体观，以及理念论、形而上学、逻辑中心主义等等。为此返回到人文主义的发端，区分出现代主义文化姿态中的两面性，其一是某种延续与扩展，其二是某种对主流的叛离。进一步指出这种叛离不仅在其他的艺术甚或是思想领域非常明显，而且在建筑中同样也可以考察到类似的知觉转向。由此，这项研究计划更像是为了突破现有解释概念的某种理论操练，试图去勾画出可能超越人文主义传统视野的新的结构与新的主体性的版图。

导言上｜ 后人文主义，不管伴随着欢呼还是哀叹，都是一种有意识的回应，针对科技现代化带来的心理自主和个体主义的消散……

明确地提出了后人文主义主体这一假设，就是用来质疑既将功能主义的又将有目的的形式主义的这两种阐释概念看作是建筑中的现代主义的决定性因素。通过把吉迪翁从主体知觉范畴的角度构造了问题式，以及相应的阐释体系，当作现代主义现有观点的范例，并将其历史化，试图以现代建筑的内在结构揭示出主体意识形态的矛盾之所在。从介入再现和符号建构机制可以成为美学生产的动力这一立场出发，分析了几种不同的主体建构，既包含吉迪翁所推崇的时空综合和机械化的形式，更对这一主体之于客体的人文主义特权进行了批判性地逆转。批判性的美学实践的工具化，以及辨认出蕴含在新近被物化的物质中的转化潜能（梅耶），或是在美学实践中, 不情不愿地对后人文主义的失范和错乱的首肯（希贝尔塞默），主体构想建筑的再现，终将反噬自身。

导言下｜提出后人文主义主体这一假设，就是要质疑既将功能主义的又将有目的的形式主义的这两种阐释概念看作是建筑中的现代主义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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