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人力之鼎盛、物力之丰饶、经济之发达、文化之繁荣、科技之领先，不仅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上堪称登峰造极，而且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首屈一指备受称颂。
加之太祖、太宗等开国四君理性而务实，神宗、哲宗等继任者雄心勃勃励精图治，寇准、范仲淹、王安石等经邦济世之能臣革新图强，李纲、岳飞、韩世忠等千古奇将戮力奋斗，百年之中无内乱，百年不曾诛杀大臣，整个帝国掌握了相比于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空前丰富的资源优势。
却为何落得个偏居一隅而苟且偷安?大宋王朝320年的历史上没有一天彻底解决过来自北方边境的侵扰，在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势力的夹攻之下最终难逃覆亡的结局?富宋、盛宋，何故积贫、积弱，最终夭亡?
后人试图解答这一千古谜团的观点不胜枚举，且都有借古言今之寓意。笔者窃以为，宋亡于“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非现代化。
一、政治体制：政权组织形式与国家结构体系的不尽合理
宋袭唐制，依然保留了“三省六部”作为名义上的朝廷，但为了加强皇权，统治者绞尽脑汁进行事权分割，于是将原本属于宰相的行政权进行肢解，另起炉灶，设立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即“两府三司”才是宋朝真正的行政中枢。
其中中书门下是最高行政机关相当于国务院，“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最高行政长官，“参知政事”为副长官，宰相是由多人组成的“委员团”，以此削弱相权；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军方一号人物与宰相同品级;“三司”包括盐铁司(掌工商与兵器)、度支司(掌财政收支与粮食漕运)、户部司(掌户口与赋税)，它们的行政长官也称为“计相”，是中央的理财机构。
于是“两府三司”变成了行政权、军事权、财政权三权并立的局面。这种政权组织形式从结构上重复设置，互相牵制，官与职殊，推诿扯皮，行政效率低下，行政成本高昂，直到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推行大部制改革，才终结了这一混乱局面。
精明务实的马上皇帝，企图突出军事权与财政权在新政权中的位置，同时削弱相权以加强皇权，而精心设置的一套避简就繁的制度安排。况且宋终其一朝都未能处理好军事和财政这两件困扰帝国始终的大事。
盛唐时期万邦来朝，北方少数民族已经开始不同程度的汉化，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乘虚而入形成割据，且组建了成熟稳定的王朝，这正是北宋帝国统一中原以后所面对的新的国际形势。
太祖太宗多次御驾亲征都未能扫除盘踞在北方的强敌，最终只好放弃燕云，于真宗时签订“澶渊之盟”，使宋、辽势均力敌的双方达成动态平衡。之后辽与西夏分别向宋称臣，大宋给予对方巨额岁币与绢帛以换取和平。
可以用今日之法治眼光来解释这一时期的政权割据，辽和西夏向宋称臣，意味着两国从法律上承认自己是大宋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宋也承认辽和西夏的民族区域自治，甚至可以保留军队、自选领导人、保持原有文字语言和其他民族特色，以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的名义合法共存。
而宋给予辽和西夏的岁币，也是中央财政向贫困边疆和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以此来看北宋帝国应该是一个早期的准联邦制国家，但这一内耗巨大的多民族联邦，需要中央政府以高额的成本来维系。
二、官僚体制：公务员队伍的庞大与官僚体系的腐败
安史之乱至五代十国二百年间，武夫称雄，藩镇割据，政局动荡，国祚不永，悍将拥兵自重以致皇权沦丧秩序混乱，且士大夫阶层遭受排挤与蹂躏，处于社会边缘，于是太祖太宗朝“崇文抑武”，培养文官集团作为立国之本和统治基础，并以“黄金屋”和“颜如玉”奖掖知识分子。
太宗为笼络士人，大开科举之门，只要文章出众不论门第皆可出仕，太宗21年间科举得官者近万人；仁宗在位41年，科举十三次，取进士、诸科九千余人;神宗朝有激励寒门子弟的民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文彦博说神宗是“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据统计，宋代科举进士人数超出11.5万人，为历代科举取士之冠。
除此之外皇帝“特奏”、“恩荫”赐官不计其数，加剧了人事腐败与机构膨胀。士人大规模挤入体制内，必然需要重设大量机构和职位进行安置与供养，于是地方政权分为路、府、县三级，路一级政权分设四司，包括经略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使，四司互不隶属，皆听命于皇帝，各级官、职、差分设，机构臃肿，冗员严重。
于是有开宝(太祖)、建炎(高宗)、隆兴(孝宗)三朝进行过大规模的省官和裁撤，依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务员队伍过度膨胀的问题。除了冗官问题之外，冗兵也是宋朝一大沉疴，以禁、厢两军为基本构成，禁军即为国家正规军、中央军，属于作战部队;厢军相当于地方武警力量，是专供役作的非作战部队。
宋朝军队绝对数量庞大，战斗能力低下，政府通过大量征兵、养兵的政策，将各种社会流民收揽为士卒，防止其聚众造反，史书有言“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孰不知晁保正、宋押司、林教头、杨提辖、武都头、柴大官人，这些人或为体制内精英、或为名门之后、或为当朝贵族，却最终都走向了体制的对立面。
宋朝统治者，通过建立庞大的党、政、军等国家机构，为知识分子、寒门子弟、绿林草莽都提供了充分的就业机会，为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提供了进入国家体制之内的可能性，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蚀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若非宋朝民间经济高度繁荣，如何能供养的了如此巨大的上层建筑，低效运转长达三百余年！
另外，南宋定都临安，一勺西湖水，百年歌舞，百年酣醉，统治阶级骄奢淫逸，贪图享乐，士大夫湖山歌舞之余，视天下事于度外，不向关中兴帝业，却在江上泛渔舟。精忠报国，壮怀激烈的岳飞;矢志不渝，忧愤不已的陆游;慷慨悲歌，报国无门的辛弃疾;忧思缠绵，愁容不减的李清照;正气昂然，宁死不屈的文天祥。
孰不知再多的精兵强将，豪放诗词，铁血文明，都抵不过一个，婉约的临安，沉醉的君王!另有蔡京、秦桧、韩侂胄、贾似道等奸邪小人，贪污腐败，卖国求荣，问中流击辑何人是?成由勤俭败由奢，可见统治阶级要时刻戒骄戒躁、勤俭节约、以服务人民为己任，才能永葆先进性!
三、经济体制：商业财政的出现与金融手段的萌芽
早在西周时期商人便被确立为四民之末，汉承秦制，从政治上限制商人的社会地位，如不许商人穿丝衣乘车马，不许商人子孙为官等;从经济上限制商业的经营领域，对农产品及手工业的交易课以重税。唐代对外贸易虽然略有发展但内陆商业依然在灰色地带活动。
这种国家机器消极对待商人的态度，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负面影响，使商人这一群体从来没有昂首挺胸的在中国千年历史中理直气壮的说过几句话。到了宋代商业终于可以浮出水面被官方认可、被社会接受，成为一种喜闻乐见的生活方式，这在两千年封建史中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从《宋史》的数据统计与《清明上河图》的镜像描绘等各种史料，可见大宋城市之勃兴、商业之繁荣，因为陆上丝绸之路的阻断，使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出现，不仅国内贸易而且海外贸易都达到顶峰，纸币的发行和铜钱的流通开创了新纪元刷新了新记录，为后世各朝难以企及。
商业的高速发展催生了科技的伟大进步，丝绸、陶瓷、火器、指南针、印刷术、航海造船业都达到了国际顶尖水准。或许也有人批评宋朝的小农商业没有像英国孕育出企业、荷兰孕育出银行和股市、美国孕育出科技革命，也不可能孕育出资本主义制度。
无论怎样，相比中国社会的发展史，商人和商业虽然姗姗来迟，但也终于在宋朝的时候以一个独立的面孔登台亮相了，使中国的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打破了传统的沉闷而别开生面。
小农经济模式虽然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高度稳定性，但却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不可持续性。尤其是在汉武帝、隋炀帝、唐玄宗、明成祖这些偏好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时代，依靠单一的农业税源必定会引起巨额财政危机，而当时的中央政府又不懂得运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加以中和，导致这些财政危机伤害了农业国家的元气而一直持续到帝国的败亡。
历史只记下了这些帝王的“雄才大略”而一味的苛责继任者的“昏庸无能”，却没有看到前者的“穷奢极欲”才是农业国家灭亡的直接诱因。无论汉武帝时期的桑弘羊，还是唐德宗时期的刘宴，他们都是在以农业税为唯一税源的小农经济时代，因战争破坏了农业税源导致财政吃紧，不得不转向本已极度萧条的工商业领域将其一网打尽，这种涸泽而渔的应急措施实在不是什么高明的做法。
数千年封建小农社会，统治者从来不想着在和平时期努力发展工商业以创造稳定税源，直到近代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才送来另一种思维方式。或许宋朝的工商业发展，是因为疆域逼仄人地关系紧张，以农业税为唯一税种的传统做法已经难以维系，政府为了创造新的稳定税源而放任工商业发展的结果。
但终究宋朝的统治集团依然没有摆脱农业社会的思维方式，没有将相对于政府之外的社会，视为正当性的力量，给予大力扶持，形成“政府”与“市场”的二元结构，将大量剩余劳动力向社会部门转移，给予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改革以足够的空间。
这里要问的是以金融手段为主的货币政策为什么没有出现，是因为文官集团对数学知识与统计技巧的匮乏吗?显然不是。只有工业和商业的高速发展，经济总量突飞猛进，才会诱发社会对货币大量发行与高速流通的饥渴，金融管理才会被提到举足轻重的位置，拥有发展成为独立学科的可能。
王安石之所以能尝试着用金融手法富裕财政，主要在于宋朝工商业和对外贸易业的蓬勃发展为金融政策的出现提供了现实可能，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金融政策必定导致产业的空心化和经济的泡沫化。
这也正是王安石伟大于桑弘羊、刘宴、张居正的地方，成为千年经济史上硕果仅存的一例。数千年的封建帝王，处心积虑的致力于将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小农集团、贫困村庄、开心农场，对能使经济多元化的工商业从来都嗤之以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提不起任何兴趣。
有的人说宋朝积贫积弱一无是处，有的人说宋朝富甲天下无比辉煌，有的人说宋是中国历朝历代中最弱的一环，有的人说千年封建演进登峰造极于赵宋。或许这正是政治实践的复杂与理论解释的无力之间的冲突。
一个经济、科技、文化空前繁荣的帝国，天时、地利、人和万事俱备的时代，接力棒传到了宋神宗和王安石的手中，神宗年轻气盛、壮志凌云，王安石也绝不是诗词文章里的空想家，而是从村支书起步，拥有丰富而漫长的基层经历，具备务实而前瞻的执政能力，但为什么这一场伟大的变革没有催生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呢?
笔者以为，熙宁新法的失败，不只是王荆公的失败，也不只是赵宋王朝的失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失去了一次自我革新和脱胎换骨的机会。宋亡之后，再无中国!元、明、清的统治集团倒拨时代的指针，又重复着独裁统治，又办起了开心农场。
以经济的眼光看，整部中国史以宋为转折点，从此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可惜的是宋神宗英雄气短，王荆公轻举妄动，大宋帝国分崩离析，给这一伟大的转折涂抹上浓重的悲剧色彩，为此后一千年中任何改变图强的主张树立起了先验的失败教材，令后人望而却步，一千年中再无继任者。
黄仁宇说宋朝是一个试验和奋斗的朝代，试问我们如果有机会成为王荆公，能否在如此复杂的政治实践中，缔造出不世的功业?这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作者简介】赵安之，1987年生，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人，中共党员。兰州大学管理学学士，兰州大学法律硕士，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硕士。先后担任中共庆阳市镇原县城关镇五里沟村、祁川村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城关镇团委书记等职务，现挂职甘肃省兰石集团工会办公室副主任。代表作品《祁村奋斗——一个村支书的中国梦》，中国法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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