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庄晋财（江苏大学教授， 博导，广西特聘专家）
前些天应母校井冈山大学校友会的邀请，写下《母校的记忆》一文，重新拾起三十年前我在母校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今天再次接到母校来电，希望把我离开母校后的经历用文字表达出来。感激母校的挂念，我欣然提笔。三十年前的情景恍惚就在昨日，无奈岁月犹如白驹过隙，期间虽也曾有回去，但毕竟不是经常，如今恰逢母校六十周年大庆，我琢磨着自己也该把这三十年的足迹向母校做一个汇报，免得母校恩师挂念。
延续母校的火种走向考研之路
1988年6月，我作为吉安师专政教系政治教育专业首届毕业生，非常幸运地分配到老家县城的吉水中学任教。说实话，还在吉水共大读高中的时候，就曾梦想做一名中学老师，说起原因，现在想来有点幼稚。在我上高中那阵，正值电影《少林寺》上演，随后到来的武侠热，不知迷倒多少年轻人。我在学校每每看到一些老师工作之余晚上在学校办公室围着电视看《霍元甲》，就恨不得自己能够立即变成老师，没想到母校吉安师专成就了我的梦想！然而真正到中学教书，却完全颠覆了我的想象。刚到吉水中学，按惯例新来的老师都要做班主任，我带高一年级6个班的政治课本来很轻松，但同时再担任高一（4）班的班主任，就不是那么自在了。倒不是因为工作任务有多繁重，主要是新生班主任要天天带领学生去跑步，这使我那瘦弱的身材几乎每天要验证一回小时候的营养不良，儿时做中学老师的美梦就这样失去了那份美好。因此下班回到宿舍，总十分怀念在母校跟黄廉传老师、陈大安老师聊读书，聊考研的美好时光。那时的吉水中学聚集不少勤奋好学的老师，每年都有那么一两个同事考上研究生，这给我的示范作用不是一般的大。所以，在大学母校点燃的考研火苗越燃越旺，近乎于一种渴望，只是还得静静等待大专毕业三年才能报考的期限结束。在这期间，我回母校跟黄老师讨教过很多考研的知识，也不断向陈大安老师讨教《资本论》。听说考研英语水平要求掌握《新概念英语》第三册左右，对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高中毕业的我，英语的底子远不如我在教着的中学生，于是急匆匆跑到吉安市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新概念英语》第三册，从此用“吃”的办法搞定那本外文书。1991年，三年大限到期，我当然不能错过，但那个年代的体制，并不像今天那么随心所欲，为报考就不知道克服了多少困难，接下来的学校选择还是件头疼的事情。我其实对大学了解很少，尽管当年进吉安师专是在圆自己的“大学梦”，但心里多少有些遗憾的是，母校的校名里没有“大学”两个字，于是在报考学校时，寻找校名里有“大学”两个字的学校，几乎成了我的报考标准，为此还婉谢了朋友推荐的“江西财经学院”（如今叫江西财经大学了）。在黄老师和陈老师两位恩师的指点与帮助下，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将第一次考研尝试的学校定在“中南财经大学”的政治经济学专业。不过，由于在母校读书时就有考研打算，又得到母校老师的鼓励与指导，读书也算刻苦，因此那次考试成绩公布，我居然考了348分，不巧由于当年复试恰逢农村中学放春耕假，我回家插秧错过了复试通知，当然也有许多那个时代的特殊原因，使我最终与中南财经大学失之交臂，不过有了这个漂亮的第一次尝试，内心的火焰已经燃烧得很高。1992年确实是颇为难忘，在错失了武汉之后，又不敢掉头向东，只能继续西进，找了很久才找到有政治经济学专业，校名又有“大学”二字的“四川大学”，那次考研经历的坎
坷只有我自己清楚，非常幸运的是，母校恩师一次次的帮助，让我总能逢凶化吉，并以超过17分的成绩顺利通过国家初试分数线，怀着既向往又忐忑的心情跨进四川大学校门去复试时，自己都不太敢相信这次大学真的就离自己那么近。也许就是一种缘分，我把我要去四川大学复试的消息告诉陈大安老师时，居然这么巧，他告诉我有一位母校的老师就在经济系读研究生，他就是陈剑林老师。陈剑林老师为我在川大的复试做出了极为周密的安排，把他的床让出给我住了快一周时间，省去了我多少差旅费，关键是给予我关于复试细节点点滴滴的指导与帮助，最终让我在巨大的差额复试关口顺利拿到“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通知书”，让我梦幻般地能够来到四川大学经济系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借力母校良好启蒙开启我的研究生学习之旅
1992年9月4日我踏上西行列车，从南昌到途径武汉到成都，路上近50个小时的火车连座位都没有，但当自己来到位于九眼桥头的四川大学校门时，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来不及抖落身上的尘土，就急匆匆去报到了。在四川大学学习的整个过程，我是幸运的，一是我成了资深《资本论》专家钟禄俊教授的关门弟子；二是确定了我的农村经济研究领域。钟老师给我们讲授《资本论》，所有学生都折服于他那缜密的逻辑思维以及对马克思学说独到的见解，所以每一次课程我都非常认真。现在想来，这跟自己在吉安师专读书时所受到的《资本论》等经济学课程的良好启蒙有关。在钟老师讲完劳动价值论之后，布置给我们一个课程讨论作业，我结合当时正值南巡讲话之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认真地写了一篇《马克思价值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章，这是我自从在大学学习《资本论》以来，第一次运用里面的理论知识思考现实问题，尽管现在看来写得很稚嫩，但毕竟完成了一次追梦。导师对这篇文章进行了精心的修改与推荐，论文最后发表在《喀什师范学院学报》，文章的底稿我一直珍藏着。如今20多年过去，钟老师已于2016年故去，这发黄的稿纸张上留着的导师笔迹，常常引起我无限的哀思！
大约是1992年底，也是我进入研究生学习不久，四川大学经济系组织研究生去雅安的蒙顶山做了一次农村调查，至今想起“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仍然心潮澎湃！犹记得在吉安师专读书时跟随黄廉传老师去井冈山农村调查的情景，于是很自然地就把自己的研究兴趣锁定在农村发展研究领域。平时一边读书，一边思考，当时我国正在进行恢复关贸总协定（GATT）的谈判，大家都在谈论这个话题，我也把这个背景融入自己的思考中，想起家乡的乡镇企业如何能够在复关之后得到更好的发展，于是又尝试着写了一篇文章，对江西乡镇企业如何抓住复关有利时机加速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文章最后发表在家乡的《企业经济》杂志上，给了我的学习极大鼓舞。因此，在那之后的研究生生涯中，我一边观察社会，一边认真学习理论，努力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给予社会现象以理论的解释。在1993年底，我上研究生二年级时，看到那时的期货市场挺热火，在此之前我对期货一无所知，后来有幸在同学的邀请下，参与了一些关于期货基础知识的资料收集工作，对期货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十分有兴趣，于是尝试着用《资本论》里学到的价格理论，解释期货市场的投机行为对价格形成的影响，写了一篇《期货投机功能的经济学分析》，没想到这篇文章在四川省社科院主办的《社会科学研究》杂志发表后，竟然得到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中心的全文转载，还记得在吉安师专的黄麟学长文章被转载给我的膜拜，没想到自己也真的实现了这样的梦想，以致于我在后来把毕业论文选题定在构建我国粮食期货市场的思考上。显然，在四川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能够把资本论的理论学习和农村经济发展结合在一起进行一些思考，跟在母校吉安师专读书时受到的经济学启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也正是这种学习的延续性，让我少走了许多弯路，最终在1995年6月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怀揣梦想到广西在三农领域辛勤耕耘
时间很快来到1995年，我面临研究生毕业之后的工作去向的选择，母校吉安师专再次以其博大的胸怀给予了我追求学术发展更为广阔的空间，我没有如期回到母校工作，而是去了遥远边疆的广西大学。那时和我一起到广西大学经济学院的还有四川大学的一位博士师兄刘朝明，他是当时广西引进的第一位经济学博士，学校十分重视，这也使我能够有机会在他的关心指导下继续在广西研究农村问题。在去广西之前对那个地方是十分陌生的，去了之后发现，那里的农村跟江西相比实在是相差甚远，大石山区的贫困我难以用语言来表达。1997年暑假，为了完成参与的刘朝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带领13名本科生同学深入大石山区的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兴乡，调研大石山区的农村贫困问题，做108份问卷花了我们一行14人差不多十天时间，期间我还受邀在村民点燃的火把中晚上给全村百姓做了一次关于扶贫的演讲，这次经历让我终生难忘，调研回来更加积极投身于农村贫困缓解的科学研究之中。那次调研撰写的报告《西南民族贫困地区科技扶贫的思路和措施研究》参加1997年农业技术经济优秀论文竞赛获得了三等奖，受邀到广州出席颁奖典礼及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年会，这可以说是我第一次参加正儿八经的学术会议，并在那次会议过程中认识了对我后来的农村研究影响极大的上海交通大学史清华教授。而另一篇调研报告《论西南地区人口素质提高与贫困缓解》则非常有幸获得1996-1999年度
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这是仅有讲师职称的我所获得的第一个省级政府科研优秀成果奖，当时的喜悦是难以言表的，也更加坚定了我研究农村经济的信心。
1999年10月，我有幸获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关西国际中心的邀请，到日本大阪进行研究者访学9个月，期间从北海道到冲绳我几乎走遍了日本那些我知道名字的地方，在日本考察发达国家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拜访著名大学的
农村经济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获益良多。当时在桃山学院大学拜访到的严善平教授，是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著名学者，他给予了我许多的帮助与指导，去年在日本参加学术会议我们再次见面，不想一晃就快20年！2000年6月从日本回来，年底我顺利
晋升了副教授职称。
此时我深深感受到，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必须在理论上进行拓展，于是决定继续回炉深造，报名参加了2001年四川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入学考试，时隔六年之后再回到川大学习。接到博士录取通知书我就在思考自己的研究选题，在广西的多次调研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的打工经济给农村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多，于是寻思着欠发达地区能不能够像发达地区那样通过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形成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来推动农村振兴，经过在广西玉林市福绵牛仔裤产业、梧州人造宝石产业、荔浦木衣架产业等的广泛调查，觉得这个思路有一定的基础，于是在博士论文选题中，以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中小企业为对象展开研究，提出基于区域要素整合的农村小企业集群发展思路，以及发挥本地企业家才能推动本地小企业集群发展的观点。经过两年半的努力，我完成了博士学业，
2003年12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之后回到广西大学商学院，开启了自己崭新的农村研究学术之旅。
2004年初，我把自己的博士论文修改之后以《区域要素整合与小企业发展》为题在西南财经大学出版，这是我的第一本个人学术专著，这本专著最终获得广西第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循着博士期间的研究工作，我申报了2004年度的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县域经济中基于小企业集群发展的三农问题缓解路径研究”
并顺利立项，同年12月顺利
晋升教授职称。
有了项目与职称，自己身上的担子当然也就越大了。在完成国家项目的过程中，我常常带领硕士研究生到农村进行田野调查，感受农村发展面临的困难，以各种讲座形式为地方政府建言献策。2005年我顺利入选
“广西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
第二层次人选
，从此有更多机会与地方政府互动，也为自己深化农村研究提供了便利。在农村调研中，我发现那些活跃在县域农村的小企业集群尽管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收益，但由于不顾对环境生态的影响造成了持续发展的困难，于是我打算研究农村小企业集群的绩效评价问题，在2006年申报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企业集群网络组织三重绩效综合评价系统模型及其在西部地区的实证检验研究”
，非常有幸再次获得国家级项目的立项，因此有机会研究西部农村地区的小企业集群发展对三农问题缓解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这些年忙于完成主持的国家级研究项目，有机会将自己的想法通过学术渠道变成政府决策参考，也做出了一些科研业绩，因此在2007年获得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专家”
的称号，当自己戴着大红花从当时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手中接过
“优秀专家
证书
”
的那一瞬间，感觉这些年的忙碌有了丰厚的回报，也感觉到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因此庆幸自己当初选择了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这一研究领域。
辗转江苏努力将乡村振兴的思想付诸于实践
2009年6月我因工作调动从广西大学来到江苏大学，完成了我人生第三次大迁徙，如果说从江西到四川是为了求学，从四川到广西是为了工作，那么这次从广西到江苏主要是为了小孩的教育。因为在中国这种乡土社会中，孩子的教育问题对于每一个家庭都是极其重要的，在自己能力许可的条件下总想给孩子以更好的教育机会，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十分艰难地做出了离开工作14年并且有着深厚情感的广西，带着一家大小来到几乎是举目无亲的江苏，就职于江苏大学管理学院。来到江苏这块陌生的土地，一切都是新的。最初只是在书本及新闻背景的感知下知道江苏是发达地区，并且有着当年赫赫有名的乡镇企业发展的“苏南模式”，说实话，来时多少带有一种内心的崇拜感的。因此来到江苏那一刻起，就迫不及待地想了解当地农村的发展状况，深入苏州的常熟、吴江、无锡的天目湖，镇江的句容等地农村进行调研，的确发现这里的农村与江西、广西完全不同。这里没有因为农民工远离家乡外出打工造成的乡村凋敝现象，城市与农村几乎不知道具体的界限在哪里，农民过的生活与市民没有太大的差别，在我看来，这一切都得益于这里乡村产业发展的巨大带动作用。我想，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打工经济如果继续延续下去，结果会是如何呢？显然，要改变中西部地区农村落后的状况，不能仅仅依赖打工经济。于是，推动乡村创业的想法在我的头脑中油然而生。2010年我申报的
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中国转型时期农民工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实现机制研究”
顺利获得立项，开始了我对农民工创业的研究工作。当然，研究的重要区域还是在广西及其代表的中西部地区，紧接着在2011年，我被聘为江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
博士生导师
，同年申请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双重网络嵌入的中国农民工创业成长机制及其路径研究”，
获得立项后立即带领研究团队的博士生、硕士生前往广西柳州的三江侗族自治县及我自己的家乡江西吉安市的永新县、万安县、吉水县、井冈山市进行农村调研，所形成的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中国农村观察》等期刊上，提出政府应该为农民工创业嵌入社会网络及产业网络所需付出的网络经营成本提供必要支持的观点，并在适合的场合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宣介，以期能够成为地方政府决策的参考。有幸的是，2011年-2015年，我两度被聘为
广西柳州市人民政府顾问
，使我有机会向地方政府传递我的理念，并将自己的研究心得转化为政府决策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