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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上周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195周年，在六十年的时间里，他共写了11本长篇小说、3篇中篇小说及17篇短篇小说，其文学风格对20世纪的世界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他的三封书信，略表纪念。
“我的小说（《罪与罚》）还暗示一种思想，即法律所规定的对犯罪的惩罚对于犯人的威慑作用要比立法者所设想的轻得多，部分原因是他本人在道义上要求惩罚。我甚至在最无教养的人身上、最粗野的偶然事件中看到这种情况。”
“如果您打算刊载我的长篇小说，那么恳请《俄国导报》编辑部不要对它做任何修改，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有任何改动…”
“研究‘人和生活的意义’——在这方面我相当成功；我能根据一些作家的作品研究人物，我生活的最好时光便是和它们一起自由而欢乐地度过的；关于我自己，没有更多可说的了。”
文｜ 陀思妥耶夫斯基 译｜ 冯增义、徐振亚
摘自｜《人不单靠面包活着》
（标题文字摘自一八三九年给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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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扼杀的《时报》：
给伊·谢·屠格涅夫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的妻子
圣彼得堡 一八六三年六月十七日
我们的杂志被查禁一八六三年五月《时报》因发表《不祥的问题》一文被沙皇政府勒令停刊。我想，您大概已经听说，因为我估计巴登有俄国报纸。我们感到这次查禁颇为突然。我们四月号上发了一篇文章《不祥的问题》。您知道我们杂志的倾向：这倾向主要是俄国的，甚至是反西方的。难道我们会袒护波兰人吗？虽然如此，还是把反爱国主义的观点、同情波兰人等罪名加到我们头上，结果杂志因为刊登照我们看来纯粹是爱国主义的文章而被查禁了。确实，文章的论述有些呆板、含糊，这就提供了曲解它的借口。正如我们现在发现的那样，这些含糊的地方确实十分严重，这方面我们只能埋怨自己。
但我们曾寄希望于我们杂志在文学界原有的、众所周知的倾向，因而我们以为，文章会被人理解，含糊的地方不会被歪曲，结果我们错了。文章（作者是斯特拉霍夫）的中心思想是：波兰人居然像对待野蛮人那样蔑视我们，以自己的欧洲文明在我们面前自命不凡，因此他们和我们在道义上的（即最牢固的）长期妥协几乎是难以预计的。但由于文章的论述没有被理解，它就被解释成这样：我们自己似乎要人们相信，波兰人比我们文明得多，而我们比他们低下，因此他们自然正确，而我们便是错误的了。
一些杂志（如《日报》（1861—1865），出版于莫斯科，是斯拉夫派倾向的报纸。）煞有介事地开始向我们证明，波兰的文明肤浅，是贵族的和天主教的，因此根本不比我们高明。您不妨想象一下：他们向我们证明这一点，而这恰好是我们这篇文章所注意到了的；更有甚者，他们竟不顾以下的事实，即文章确实谈到被大肆吹嘘的波兰文明的核心部分过去和现在都具有毁灭性的因素。这在我们的文章中确实谈到了。很有意思的是：许多激烈反对我们的正派人都承认没有读过我们的文章。关于这件事就不谈了吧！事情已经发生，难以挽回了。
关于《罪与罚》：
给米·尼·卡特科夫
威斯巴登 一八六五年九月上半月
我能否指望在贵刊《俄国导报》上发表我的中篇小说指长篇小说《罪与罚》？
我在这里，在威斯巴登写这部小说已有两个月，现即将完成。它将有五六个印张的篇幅。大概再有两周时间便可写完，但也可能会延长一些时间。总而言之，我可以肯定说，再过一个月，决不会比这更晚，这部小说一定能寄到《俄国导报》编辑部。
据我所知，小说的主题思想不会与贵刊的倾向发生矛盾，相反，二者是一致的。这是一次犯罪的心理报告。故事发生在当代，在今年。一个年轻的大学生被校方开除，他出身于小市民，生活极度贫苦，由于轻浮和思想的不稳定，接受了存在于社会情绪中的某些奇怪的“尚未成熟的”思想影响，决定一举摆脱自己十分困难的处境。他下决心杀死九等文官的妻子，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她愚蠢，又聋，又病，又贪婪，收取吓人的利息，狠毒，吞噬别人的生命，把自己的妹妹当做用人加以折磨，“她毫无用处”，“她何必活在世上？”“她对谁有好处？”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使年轻人思想混乱了。
他决定杀死她，抢走她的钱，使生活在小县城的母亲幸福，让他在地主家里做家庭教师的妹妹摆脱能致她于死地的、地主家长的淫欲，以便自己能完成学业，出国，以后一辈子都做一个正直的人，坚定而不动摇地履行“对人类的人道主义的义务”。这一切当然能“抵消罪行”，如果对待老太婆的行为可以算得上一桩罪行的话，因为她既聋，又愚蠢，狠毒，有病，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活在世界上，说不定一个月之后就会自然死亡。
尽管如此，要进行这类犯罪活动是非常困难的，就是说，几乎总是由于粗心而把痕迹、证据等等暴露在外，会构成必然找出凶手的许多机会，他非常偶然地，而且迅速又成功地进行了凶杀活动。
他在凶杀之后到最终的悲惨结局，几乎有一个月平安无事。对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怀疑。正在这时候才展开了犯罪的整个心理过程。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凶手的面前出现了，难以想象和出人意外的感情折磨着他的心。上帝的真理和人间的准则取得了胜利，结果他不得不去自首。他不得不这样做，哪怕是死在牢房里，因为他又能和人们交往；他在犯罪之后马上感觉到的与人类隔绝和分离的感情使他万分痛苦。真理的法则和人的本性占了上风……罪犯决定以承受痛苦来赎自己的罪。不过我感到要完全说明我的思想也很困难。
此外，我的小说还暗示一种思想，即法律所规定的对犯罪的惩罚对于犯人的威慑作用要比立法者所设想的轻得多，部分原因是他本人在道义上要求惩罚。
我甚至在最无教养的人身上、最粗野的偶然事件中看到这种情况。可是我就是想通过一个有文化的、新一代的人来表现这一点，使这一思想更为明显和具体。最近发生的一些情况证明，我的小说的情节根本不奇特。这是指凶手是一个有教养的和品行端正的青年而言。有人告诉我，去年在莫斯科有一个大学生，因在莫斯科闹学潮而被大学开除，后来他决定抢劫邮局并杀死邮务人员。我们的报纸还披露了由于思想异常动荡而引起的可怕案件的许多消息……总之，我相信，我的情节与时代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
很自然，我在现在的这一叙述中没有谈到小说的思想——只讲了情节。我可以担保情节动人，但写得是否有艺术性，我自己就不便评论了。我曾写过很多非常蹩脚的作品，因为要赶时间或有其他原因等等。可是这部作品我没有匆忙从事，而且写得很有激情。我一定努力，哪怕只是为了自己，一定要把它写得更好些……
现在我的处境很不好，七月初我到国外时完全是一个需要治疗的病人，而且几乎没有钱……因而我现在不得不向您借三百卢布，当然，前提是您愿意要我的小说……
圣彼得堡 一八六五年十二月
我在十月收到三百卢布，这是对我在国外给您的一封信的回复，因此我有理由认为，关于我的一部长篇小说在《俄国导报》发表一事已完全解决，所以我全力以赴，继续创作。
我将全部精力投入了这部小说，已经不能从事其他活动，由于我分文不名，告贷无门，难以维持写作期间的生活，便陷入了极度的贫困之中。请原谅我的过分坦率。我一直知道您是一位高尚的人，虽然未曾有幸直接了解您的为人。我像作家对作家那样请求您，并请您体察我的处境。我并非一人单独生活，已亡故的家兄一家要由我负担，他们一无所有，我要和他们分享最后的一文钱。此外，我还承担着其他不容推卸的神圣义务。我实在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朋友的好意也因经常的借款而减退了，为了借一个卢布要奔波三天，与此同时我必须努力工作，因此在精神上感到痛苦：我爱我现在的这篇作品，我对它寄予很大的希望并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完全被它占有；可是我却经常中断写作，浪费宝贵的时光，而且在情绪很坏的时候（您是作家，您也从事文学创作，是理解这一点的！）却必须首先写出具有艺术性的作品，这类作品是要求精神安定和一定的情绪的。我本来早就可以把已经写好的四个部分的初稿加以修改后寄给您，但由于工作不断受到干扰而无法办到，我现在仅仅在结束第二部分……
同时，对我给编辑部的全部信件和亚·费·巴祖诺夫亚·费·巴祖诺夫（1825—1899），俄国出版商。经我向您秘书茨韦特科夫先生提出的问题，即为了维持我的生活寄一点钱，我并未收到任何回音。不仅如此，我不知道我的长篇小说何时发表，是否还在您的杂志上发表？我因为处于如此难以忍受的境遇，敬请您注意我以下的坚决要求：
首先，请您帮助我。我为您的杂志写作之后无法再写别的作品来维持生活，而我现在连一个戈比的生活费用都没有，我甚至把自己的大衣都当掉了。因此我请您预支给我一千卢布，我已经从您那儿拿了三百卢布，为了凑足一千，我现在只要求再寄七百卢布。从这七百卢布中，请您给我寄四百五十，给亚·费·巴祖诺夫二百五十，这是我欠他的。我交给《俄国导报》编辑部的稿子不少于七个印张，也可能有八个印张。根据您同意了的我所提出的稿费条件，这几乎相当于一千卢布，也许还不止此数。最近我马上把第二部的结尾寄出，第三部也不会拖延。总之，我决不脱期，我可以担保，而且我自己也很重视这一点，因为我怀着热情从事我的创作，重视读者的反映，并对这部作品抱有很大希望。
其次，我恳请您告诉我：您是否从一月号开始刊登我的长篇小说，以及什么时候能登完它。了解您的意图对稳定我的情绪异常重要。
第三，我请求您答复我：如果我的小说您不喜欢，或者您不打算发表它，那么请您寄还给我……您能理解，我花费了许多时间（进展缓慢），牺牲了健康，理应对它有所补偿，因为，我向您起誓，我一文钱都没有……我欠您的三百卢布我保证一定还给您……
第四，恳请您尽快而明确地回答我的这封信，以便我完全了解自己的处境并采取措施。
还有一个要求：如果您打算刊载我的长篇小说，那么恳请《俄国导报》编辑部不要对它做任何修改，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有任何改动……
（完）
本文选自
人不单靠面包活着
——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冯增义、徐振亚｜译
除了卷帙浩繁、具有世界影响的长篇小说、政论和文学评论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留下数量众多的书信。这些书信是他毫无修饰的心迹坦露，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展示了他内心从十九世纪三十到七十年代的感受和变化，无疑是他文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收录了他的两百多封书信，不仅反映了他的文艺思想、创作理念，还体现了当时的俄国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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