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隐喻

作 者：巴九灵

来 源：吴晓波频道（ID：wuxiaobopd）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罗宾逊，以表彰他们对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影响繁荣的研究。

阿西莫格鲁终于获奖了！为什么说“终于”呢？

因为每年诺奖揭晓时，经济学界总会有这样一个“梗”：大家都会问一句：“今年阿西莫格鲁得奖了吗？”

202 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

经济学大师不少，但像他这样每年都被关注的却只有一人。这主要是因为他有一个鲜明的特点：

顶级经济学论文发表快得像魔法，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交相辉映，且研究主题广泛深入，天马行空，包括经济学绝大部分的领域，几乎堪称经济学界的“五边形战士”。

经济学的屠刊王

经济学期刊中传统上有“Top 5”的说法，即《美国经济评论》《计量经济学》《经济学季刊》《政治经济学杂志》和《经济研究评论》。

这些期刊的发表难度极高，即使在美国，很多经济学系的教授一生也只会在其中发表五六篇文章而已。而在许多其他国家，能在这些期刊上发表一篇，往往就已经意味着各种荣誉接踵而至。

然而，在过去32年的职业生涯中，阿西莫格鲁在这五大期刊上发表了76篇文章，平均每年超过两篇。

更为惊人的是，这还不包括他在顶级金融类期刊和综合性科学期刊（如《科学》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即便如此高产，他的发表势头依旧强劲，没有因为职业生涯的稳步上升和成就的累积而减速。

阿西莫格鲁的高产早在求学时就初露锋芒。他是土耳其裔，从小随父母在英国生活，本科就读于约克大学，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攻读博士学位。在他毕业时，评审他博士论文的经济学教授詹姆斯·马尔科姆森，是这样评价他的论文的：

这篇博士论文共有七章，每一章都可以单独作为一篇学术论文发表，每一章的质量都很高。 事实上，即便是其中质量最弱的三章，也足以获得博士学位。

阿西莫格鲁当年在LSE的求职市场上可谓风头无两，很快便获得了经济学界“宇宙中心”——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系助理教授的职位，随后一路晋升至讲席教授和顶级期刊的编辑，直至今日斩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很多诺奖得主的人生历程充满了起伏波折，能在简历上看到他们的奋斗与坎坷。

然而，阿西莫格鲁的经历似乎截然不同，他的经历仿佛就是从一个成功走向另外一个更大的成功，从一个荣誉走向更大的荣誉。 如今，他终于摘得了经济学界的最高桂冠。

制度经济学

今年的诺贝尔奖委员会意图明确，旨在表彰这三位学者在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贡献，尤其是他们对国家繁荣与衰败原因的深入解释。

在这一点上，阿西莫格鲁和他的合作者罗宾逊的观点是明确的： 国家的成败主要由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而非地理、文化或气候等因素。

首先，他们认为通常讨论的地理、文化和知识，并不是国家成败的关键因素。

比如说对于“新教伦理导致国家富强”这一广为人知的文化决定论，阿西莫格鲁就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反驳：中国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新教国家，但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成果却不容置疑。同样，地理决定论也难以成立，世界上许多纬度相近的地区，其发展水平也差异悬殊。

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看来， 制度才是决定国家成败的关键，具体来说，就是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到底是攫取型制度，还是包容型制度。

攫取型制度在政治上表现为少数人掌控决策权，多数人缺乏参与机会。权力通常集中在军政府或世袭家族手中，政策成为少数人掠夺他人利益的工具。

从经济上讲，这种制度以垄断、特许、市场规制等手段掠夺生产者资源。此类制度缺乏对产权的有效保护，试图控制并限制创新，甚至对自发性创新感到畏惧。政治和经济通常密切相关，攫取型的政治制度往往伴随攫取型的经济制度。

相对而言，包容型制度则重视大多数人的参与，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上。

当权者是多数人的代理人，而非少数人的统治者，领导职位的机会向更多人开放。 在经济层面上，包容型制度鼓励产权保护与创新，避免绝对垄断，通常包容型的政治制度与包容型的经济制度相辅相成。

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墨西哥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现在的发展自然是天壤之别，但是在西班牙和英国刚刚进入到北美洲的时候，两者的差距并不大。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发展路径上的差别呢？阿西莫格鲁从历史出发，讨论了墨西哥和美国制度上区别的根源。

西班牙诚然是攫取式的，也就是大量地抽取墨西哥的资源为自己所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制度就是水到渠成的。

事实上，英国人最初也试图在北美施行类似于西班牙的攫取式制度，希望通过剥削资源将财富送回英国。

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偶然，这些努力屡屡碰壁：殖民者试图征服当地原住民，却发现与原住民的冲突导致了高昂的代价；试图通过严苛的控制制度约束移民，却激起了移民的强烈反抗。

最终，英国人认识到，只有通过让更多的移民参与进来分润，激励移民去工作和探索，而非压迫与控制，才能在北美大陆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这些历史的偶然，就是阿西莫格鲁所认为的“关键节点”。他认为国家之间看似细微的差别，往往在之后决定了截然不同的历史发展。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欧洲的黑死病，这一瘟疫使得西欧和东欧的发展道路产生分歧。西欧由于农民数量骤减，封建领主不得不赋予农民更大的自由度和包容性，这也为英国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

而在东欧，封建主们通过加强控制来掠夺农民利益，最终导致了社会的长期衰落。这样的历史进程塑造了今日东西欧发展的差异。

这些历史事件表明， 当国家内部的权力结构朝着更包容的方向发展时，制度也随之转向支持创新和公平竞争，最终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

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许多曾是殖民地的国家照搬了欧美的制度，为什么却没有发展起来？

对此，阿西莫格鲁的回答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并非天然形成，而是由于殖民地时期的攫取性制度被新统治者继承下来。独立后，这些国家的新统治者往往只是替代了原先的殖民者，继续剥削和攫取自己的人民。

这一点在阿根廷、津巴布韦和南非等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这些国家在表面上差异巨大，但它们的衰落根源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就这样，用“包容—攫取”的二元制度以及其动态的转变，阿西莫格鲁讨论了玛雅文明的兴衰、罗马共和国到帝国的演变、威尼斯的由盛转衰。

这一套理论便可以系统地解释国家兴衰与贫富的成因。因为这些理论都散落在阿西莫格鲁的大量论文中，他系统性地整理了这些思想，和罗宾逊合作还无意中写了一本畅销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技术进步与人类发展

当物理学和化学诺奖接连颁发给与AI相关的研究时，有人曾猜测今年的经济学奖会不会也顺应潮流，授予将机器学习引入计量经济学的先锋人物，如苏珊·艾西和维克托·切尔诺祖科夫。

从今年的结果来看，虽然诺奖颁奖词中没有直接提到人工智能，但其实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的研究与当今AI广泛应用的现状有着深刻的关联和启示。

诺奖委员会决定在今年把经济学奖授予阿西莫格鲁、罗宾逊、约翰逊这三位经济学家，未尝没有人工智能方面的考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对人工智能——或者说更广义上的技术进步和人类发展的关系理解，也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从来都不局限于政治制度，还包括对技术和生产力的管理。

阿西莫格鲁在论文中体现的主要观点是：技术进步并不必然带来普遍的繁荣。以工业革命为例，虽然生产力显著提升，但工人的待遇并未随之改善，反而工作条件恶化。直到工会兴起和政策改革后，工人的生活才逐步改善。

所以，阿西莫格鲁对“技术乐观主义”持批判态度，认为科技进步并不会自动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 他们指出，历史上技术进步的好处往往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

比如，中世纪欧洲的农业改良主要惠及贵族，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进步也主要让资本家获益，而广大工人仍处于贫困状态。

也就是说，虽然技术可以提升生产力，但关键在于多出来的收益由谁掌握。如果这些技术的控制权掌握在少数大公司手中，社会的不平等可能会加剧，就业岗位并不一定会随之增加。

换而言之，技术进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未必是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关键还在制度。

在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合著的《权力与进步》这本2023年才出版的新书中，阿西莫格鲁呼吁在设计新技术时，应关注“机器的有用性”，即技术应旨在增强人类能力，而非取代人类。

他们指出，社会需要重新审视技术进步的目的，将其逐渐地转化为推动公共利益的工具，而不仅是谋取利润的手段。

他建议对数据所有权进行改革、调整税制以鼓励就业、支持对高科技领域的多样化投资，并对算法驱动的虚假信息征税等等。

他的核心观点非常明确： 只有在恰当的制度的加持下，技术才能给大多数人带来更广泛的福利。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往届相比，具有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简而言之，就是四个字： 事在人为。

无论是组织还是国家的贫富与兴衰、发达与落后，都不是由自然因素所决定的。

制度，作为一种人为的组织形式，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工作积极性，还决定了技术发展之后财富如何分配。

良好的制度可以帮助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不良的制度则会逐渐削弱国家的活力。而与之相对应的，技术发展的方向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通过政策干预和社会倡导，可以将技术导向更有利于大多数人的方向。

阿西莫格鲁和其他两位诺奖得主获奖可谓实至名归。 他们的研究不仅揭示了制度对国家兴衰的重要影响，也为我们应对当今的技术变革提供了宝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