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已经六十五岁，进入了人生暮年。这类不幸消息以后必然会越来越多。活着，是多么奢侈的事啊。
昨天亚群来了。相逢在岳城水库岸边，紧紧相拥，一别已有三十余年。
我说，我们相隔的时间太长了，我的两鬓已经斑白了。他说，我的头发已经染过，黑头发已经不多了。他的老伴迎了上来，当年她是孙庄矿的美人，直到现在依然风韵不减。她说，田老师，你还给我上过新闻课，还记得我吗？我当然有印象，只是叫不出她的名字了。亚群说，老兄，我俩是随林介绍的。你当时说过的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你说，如果是这个人，那就准成了。
前天，亚群第一次打来电话，说过两天来看我，我非常惊讶。虽然我们心里都挂念着对方，但毕竟多少年没联系了。第二天，我把电话打过去，请他叫上刘随林一起过来。当年，我们三个同宿舍好友度过了一段非常难忘的岁月。可是亚群沉痛地告诉我，随林2008年就不在了。他是在一次游泳时心脏病发作去世的。这让我兴奋的心情一下子凉到了冰点。
1972年，峰峰矿务局孙庄矿建成投产，成立了采煤区。我从二矿调来，亚群从牛二庄矿调来，刘随林从五矿调来。我们在工人村家属区住了没多久，就搬到了矿上新盖的单身宿舍楼。一块来的天津知青不少，但是除了大个子马彦华，我们其他人都说不到一块。经过一番努力，我们三人搬到了同一个房间。我们每天一起到食堂吃饭，分头排队。我们的饭票放在同一个箱子，如果少了，随时补充。随林特别勤快，总是把房间收拾的干干净净，而且经常将我和亚群的衣物洗干净。
我1953年出生，三人中岁数最大，亚群小我一岁，随林小亚群一岁。随林体格最健壮，我当年在双杠上能做三十多个直角支撑，胸大肌已经够出众了，但他的胸大肌比我更壮硕，而且臂粗拳硬，反映神速。他的头上，手上、胳膊上伤疤累累，当年是矿务局一带出了名的打架高手。随林三十多岁时，与彭城地区颇有名气的拳师公开较量，打得那位老兄站都站不起来。所以，当我看到徐晓冬挑战武林大师的时候，我坚信徐晓冬必胜无疑。
我和亚群坐在渔船上，品尝着炸虾、炸银鱼，回忆着过去的岁月：我父母在邯郸，他们二人的家都在五矿。我初一没上完就遭遇文革，1969年初下乡，没读过多少书。亚群、随林虽然没下乡，但是也没学到什么知识。我们认定，不管怎么说，总得掌握一技之长。有了技术知识才能才对社会有用，才能受到他人尊重。于是我们开始了学习电工知识，木工手艺。亚群非常聪明，学习进步很快。我虽然记了两个本子，过一段时间，还是一问三不知。随林心灵手巧，木匠活很快干得有模有样。
我父亲是中学校长，亚群的父亲是五矿技术科长，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当然希望下一代掌握更多文化知识。刘随林的父亲从小当矿工，没什么文化。但他非常注重学习知识总结经验，后来当上采煤区长。当年，我们都到彼此家中做过客，家长们对我们之间的交往很满意。
不到二十岁，那是一段充满幻想，充满活力的岁月。
我们一起看书、唱歌、爬山、游泳、看电影，练单双杠，议论女孩子。我时不时写点小文章，两位老弟对我非常崇拜。
我们最初的工作是在采煤工作面打眼放炮。好像孙庄矿采煤工作面第一炮就是我们点燃的。那时的炸药雷管管理非常混乱，领多少，用多少根本没人问。于是我和亚群萌发了到东武仕水库炸鱼的念头。
第一次是使用的是电雷管硝胺炸药，可是炸药太轻怎么也沉不到水里。还是亚群游到水中，坠上石块，上来后引爆了炸药。也许是选择地点问题，反正那一炮什么也没炸着。后来，我们提前捆好炸药，找到了一个水流拐弯处，一炮炸了足有三十多斤鱼。整个水面白花花的一片。我们高兴极了。赶忙下水捞，这时过来了一条渔船，一位年轻渔民也来分享我们的成果。我们当然不愿意。经过一番交涉后，我们成了朋友。他叫霍保元，我们以后再来炸鱼时就有了落脚地。他教我们将电雷管改造成导火索雷管，直接扔到水里炸鱼，这一下就省事多了。以后，亚群与霍保元保持了多年联系，还投资数万元搞了网箱养鱼。只是后来发了一场大水，投资打了水漂。
亚群把鱼带回家，本来想炫耀一番，没想到他父亲听说自己炸鱼，非常恼火，坚决不吃。让他把鱼给了别人。事后想想，那的确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可我们当时根本没有感觉，只是觉得冒险好玩。
我们都不愿干又脏又累的井下工作，可是又不得不硬着头皮上班。
幸亏有这段难得的友谊，使我们在那段难熬的日子，过的有声有色。
那时我们最开心的时刻就是到工人村商店，买一斤鸡蛋糕，两瓶啤酒。然后到附近山坡树荫下，吃一块，喝一口，真是其乐无穷，幸福无比啊。
我们在一个宿舍住了一年多，后来亚群到了机电队，又调回五矿医院。再后来成了邯郸著名X光专家梁凤池的高徒。以后又到孙庄矿医院，黄沙矿医院，矿务局防疫站，直到退休。
刘随林一直当工人，日子过的比较紧巴。五十多岁时，在峰峰新市区买了套二手房，拿出当年的木匠手艺把房子装修的漂漂亮亮。出事前两天，他还请亚群夫妇到他家做客，交谈了几个钟头。第三天，随林和朋友们打完乒乓球，喝了点酒，然后在黑龙洞下水游泳，没想到，一个猛子下去就犯了心脏病，等大家反映过来，他已经停止呼吸了。
亚群闻讯后，如五雷贯顶。事后，他找到诸多领导和朋友，为老朋友风风光光地操办了丧事。也算了尽了朋友情谊。而我却由于多年没有联系，失去了送朋友一程的机会，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望着波澜不兴，清澈见底的湖水，我们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接着亚群告诉了我另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的共同老朋友王荣去年十一月去世了。
这让我更加惊愕。王荣是峰峰矿务局通讯员队伍中的出色人才。当年我在局党委宣传部负责通讯报道工作，他是我倚重的骨干。他钻研业务认真，工作积极，思路敏捷，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与方方面面，上上下下关系都非常好。我离开峰峰矿务局不久，他调到局党委组织部工作。后来调到总医院任工会主席。去年初，他还请我和李爱民到总医院帮助写报道，事后还给我买了乒乓球拍、球网，记分器。我介绍两位朋友找他治病，他都给予了热情帮助。
亚群说，王荣在总院与各方面处理的关系都非常融洽。后来，担任了负责后勤工作的副院长。任职后不过半年，即发现肺癌晚期，一月后就与世长辞了。
我一生更换过十多次工作。当过知青，采煤工、火车司炉工、记者、办公室主任，房地产公司管理人员，NGO组织管理人员。我在峰峰矿务局工作的时间最长，朋友最多，可惜由于工作调动频繁，许多人失去了联系，更有一些人意想不到地永远不能相见了。
我今年已经六十五岁，进入了人生暮年。这类不幸消息以后必然会越来越多。活着，是多么奢侈的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