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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英国女士对中国性教育的贡献
（友情提示：字数有些长，但值得你付出时间和思考。请抽出完整时间，有耐心时再读哟）
作者：方刚
2017年12月12日，来自全国各地的性教育领导人，济济一堂，参加了苏茜在福特基金会七年工作的分享会，以及送别会。
（上图：2017年12月12日，苏茜工作分享会，北京）
（上图：本文作者与苏茜女士）
时间退回到21年前，1996年底，我接到了同一个英国女士的多次电话，她操着流利的中文找我要北京女同性恋者的联系方式。一年前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同性恋在中国》，有一些女同性恋者写信给我。巧的是，英国女士来电话的时候，总是赶上我要么准备睡觉，要么还没睡醒，所以留下的印象都是她打扰我的睡眠，弄得我非常不开心。
这个人便是苏茜。
那时我们没有见过面，我只是介绍她认识了两位北京的同性恋女孩子。很多年后我知道，苏茜由那两个人开始，组建了中国的第一个女同志小组。当时已经有很多男同性恋组织，但是女同性恋者走到一起，竟然是由一位英国人促成的。
所以，苏茜最初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同性恋平权活动家。
那之后我几乎完全忘记了这位英国女士，直到11年之后。
2007年，我参加一次性学研讨会，由会场去午餐的路上，苏茜走在我身边，她问起是否还同当年的那几位女同小伙伴有联系，我才把她和11年前那位几次电话打搅我睡眠的英国女士联系上。
那时的苏茜在英国一家研究所工作，她知道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男性气质，觉得这在中国非常非常重要。她主动向当时福特基金会驻华代表处负责性与生殖健康的项目官员推荐我，请后者多多支持我的工作。一年后，她所在的研究所参与筹备一次在非洲召开的男性研究会议，她又再次找到福特基金会，请基金会资助我和一位翻译参会的费用。可惜后来因为多种原因没有成行。
八年之后的2014年，她已经主持福特基金会的性与生殖健康工作了，基金会那年的一项工作便是支持总结1994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20年间，中国在性别领域的进步。我提出了针对“男性参与”进行总结与反思的项目，苏茜高度赞许，认为男性参与非常重要。但我的项目申请最终没有得到支持。
苏茜和我说起来的时候，表达了惋惜。我自己推动男性研究与男性运动十多年，对此早有预料。让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一个原本从事同性恋运动的英国女性，却可以如此充分地认识到男性参与在促进性别平等工作中的重要性。
她的认识，远远领先中国最主流的学术界许多年。
到了2015年，我已经创办了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苏茜资助了三名志愿者参加第二届全球男性参与论坛，我想她内心也会感到欣慰，终于对中国的“男性参与”事业做出了推动。
（如今，致力于推动男性参与的“白丝带志愿者网络项目”，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等众多有远见的项目资助方的支持下，已经成为拥有2300多名志愿者、在30多个城市拥有服务站的，中国目前最大的男性参与项目。上图为2017年12月召开的第五届中国白丝带志愿者年会合影。）
苏茜领先中国学术界的另一个思考，成功地推动了中国性教育界的进步。
中国推动性教育的重要学者中，我算是参与较晚的。虽然早年也有性教育的书和文章发表，但参与教师培训等活动，始于2009年。作为多年从事性与性别研究的学者，我的知识与观念的积累，注定了我一开始介入性教育时，便强调：性教育绝不能是简单的性生理教育，性教育中一定要包括社会性别意识的教育。这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知音。但我一直在自己的性教育实践中落实着。
2010年底，苏茜刚刚成为福特基金会负责性与生殖健康的项目官员。李银河老师推荐我去向她申请性教育的项目，那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谈工作，地点在福特的办公室。
苏茜询问我对性教育的看法，我谈到性别平等教育、LGBTQ的平权教育等等都应该是性教育的内容。苏茜高度认可。她说：不能离开性别谈论性教育。
有了这次良好的交流，福特后来支持了我参与的一个为期三年的性教育教师培训项目。
（上图：福特资助的三年期性教育教师培训第一年合影）
中国几乎所有做性教育的重要领头人，多年来都受到过福特的资助。苏茜到福特后，明确要求受资助者在性教育中加入社会性别的内容。
这对于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的性教育大佬，是一个挑战。因为他们中一些人可能从来没有接触过社会性别意识，甚至有些人还对“性别意识”有许多错误的理解和认识。而苏茜将考核性教育项目中的社会性别意识，作为重要的指标。所以，一时间，性教育大佬们纷纷致力于提升自己项目的社会性别意识。
比如，一位学者主持编写的性教育教案集，出版的时候书名中强调了社会性别意识。这些都是一个重要的改变的开始。而这个改变，是苏茜发挥自己资助者的影响力达成的。
另外一位性教育大佬，我连续三年在性教育会议上听他谈性别。第一年，他强调的是“男人要像男人，女人要像女人”；第二年，当其他参会者问他对性别多样性的看法时，他已经犹豫着不敢轻易表态了，只是说：“男不男，女不女，家长们会很不高兴……”而到了第三年，他的表述变成：“不支持，不反对，尊重他们的选择……”虽然距离性别多元平等的理想是有距离的，但也算是三年间磕磕撞撞地完成了成长。而这个过程中，我看到的仍然是苏茜的影响。因为苏茜就坐在会场下面，他知道如果自己“政治不正确”，可能就拿不到资助了……
苏茜在福特七年，到2017年底她离开的时候，社会性别已经成为中国性教育界一个重要的概念。虽然仍然还有人不理解，有人抵制，但它已经不可能被性教育界忽视了……
也许有人会说，苏茜利用资本将价值观强加给受资助者，但在我看来，社会性别平等是普适价值观，苏茜施加的这种影响力促进了中国性教育的快速进步，而数以十万计、百万计的受教育者将从中受益。
功莫大焉。
（上图：2017年12月12日，苏茜欢送会一角，北京）
苏茜资助我的最重要的性教育项目，我认为是《中学性教育教案库》的编写和推广。这个项目经费将近100万元人民币，耗时三年，100多人参与，最终产出的成果是100多个教案。
推进性教育的时候，许多学者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考虑到中国国情”。其实哪里有什么特别的“中国国情”，有的只是面对陈腐、甚至反动的性教育理念时的没有原则的世俗妥协。在我看来，学者不敢坚持理想，为了“生存”不断放弃原则，这其实只是投机取巧罢了，这样的妥协就是堕落。
所以，《中学性教育教案库》编写的时候，我便提出：要忠实体现性人权和社会性别平等的原则，体现我们的理想和追求，即使这样写出的教案，现在没有教师敢讲，也在所不惜，绝不妥协。我的想法是：现在没人敢讲没关系，它在那里，教师翻看到它，就会被改变，以后有一天想讲了、敢讲了，就立即可以用它。苏茜支持了我的观点，她也说：“总妥协，最后做出来的就差太远了。”
要知道，作为项目官员，评价项目成败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成果是否被广泛应用。所以，苏茜能够赞同我的这一想法，是非常不容易的，对此，我也深深地感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