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石剑峰
台湾著名诗人、《乡愁》作者余光中今日（12月14日）病逝，享年90岁。
2013年，余光中来到上海，接受了《东方早报》的采访，当时他说，“我任其自然，用最单纯的语言写最单纯的意念。”
2013年，刚刚过了85岁生日的余光中来到上海——他少年时代曾经短暂住过的城市——是为了“他们在岛屿写作”上海站的影展，他是这个文学电影系列中《逍遥游》的主角。
1928年重九日（10月21日），余光中出生于南京，抗战先随母亲避难上海，然后在重庆与父亲重逢。战后又回到南京，分别考上北大和金陵大学，最后选择在南京读书。19岁那年发表了第一首诗《沙浮投海》。接着又是国共内战，他随母亲一路从南京逃往上海、厦门、香港，最后是台湾，在台大师从梁实秋。
之后，余光中两度赴美，第一次是1959年去美国爱荷华大学公派留学，第二次是去美国讲学，先后在台师大和政治大学任教，1974年应聘香港中文大学。11年后他从香港返台，接受台湾中山大学邀请，在高雄生活至今，至今仍在中大外文系教书，有时还驾车送太太去买菜。
对于余光中的文学成就，他曾经的追随者，也是决裂者的《台湾文学史》作者陈芳明曾这样评价： “以诗为经，以文为纬，纵横半世纪以上的艺术生产，斐然可观；那已不是属于一位作者的毕生成就，也应属于台湾文坛创造力的重要指标。从旧世纪到新世纪，从扬眉少年到慈眉老年，由于他同时经营两种文体，任何一个时段都从未出现歉收的迹象。”
余光中 澎湃新闻记者 高剑平 资料图
余光中也一次次地卷入台湾文坛与交锋，这也就构成了台湾文学史的一部分。1970年代，台湾发生了乡土文学论战。这表面上是一场有关文学问题的论争，其实它是由文学扩及政治、经济、思想各种层面的反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决，是现代诗论战的延续。它是台湾当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论战。余光中在此次论战中写的一篇文章《狼来了》，被指给乡土文学作家扣“左派”帽子，为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一些乡土文学作家带来生存危机，从而引发了徐复观、陈鼓应以及李敖等众多文人与他的论辩。这些争论，直到今天亦未完全和解。
对罗大佑的《乡愁四韵》不以为然
澎湃新闻：《逍遥游》里导演陈怀恩和歌手万芳不停地念你的诗和散文，但从这些诗文中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余光中，矛盾、激烈、迷茫的余光中，不是那个乡愁、抒情的余光中。
余光中：那是因为我的写作风格本身变化比较大，题材变化也很大。你挑来挑去，可以从诗文里挑出不同版本的余光中。电影只是按照他们的想法，挑了些东西。
澎湃新闻：但是大家喜欢的还是你那些抒情、浅显的诗文。
余光中：这是我写作的一面。我的有些诗文比较深，但对那些真正前卫的朋友来说，这也算不了什么前卫。有的时候，我任其自然，用最单纯的语言写最单纯的意念。最典型的一首就是《台东》：“城比台北是矮一点/天比台北却高得多/灯比台北是暗一点/星比台北却亮得多/街比台北是短一点/风比台北却长得多”。台东大学把这几句话拿去刻在了墙上。我觉得雅俗共赏是一种乐趣。有人要我写点诗做实用，我大半也认为是一种挑战。作为一个诗人，不要老是埋怨这个社会不读诗，不需要诗。问题是，社会需要你的时候，你能提供什么服务。在铅笔上，在运动衫上，我都把这种事情当做挑战。诗可以实用，可是别商业化。“中山大学”2000年过20周年校庆时他们要我为校庆题两句话，我就写：“20岁的活力，2000年的新机”，他们就印在T恤衫上。垦丁公园里也做环保袋、运动衫，上面的题词也有我的。古人是到处写诗的，写在旅馆墙壁上，写给歌伎。
澎湃新闻：电影中有一段大陆读者不太了解的历史，就是你与民歌运动之间的关系。杨弦的民歌运动最早就是用你的诗谱曲。你怎么会参与到民歌运动的？
余光中：其实就是这些唱歌的人，他们来作曲，要用我的诗，我答应了他们，尽管让他们去谱曲。所以，除了杨弦最早用我的诗谱曲外，还有李泰祥、罗大佑等一批人。
澎湃新闻：杨弦来找过你吗？
余光中：杨弦亲自来找我，希望我能授权他来谱曲，然后就把我的8首诗谱曲。罗大佑谱我的“乡愁四韵”，没有征得我同意，我们也没有见过面，我也不以为然。
澎湃新闻：听说你很喜欢鲍勃·迪伦和琼·贝茨？
余光中：我对媒体和朋友讲，除了我的家人之外，还有一些精神上的家人，比如凡·高，我还翻译了一本《凡·高传》；还有一个家人就是王尔德，我翻译了他很多东西；还有就是披头士，他们曲高和也众，充满了自信。他们藐视社会但并不捣蛋，歌词也很有深度，比如《Let it Be》等。
李安把《焚鹤人》改编成短片
澎湃新闻：大陆读者对你的认识只是一个面向的余光中，那个乡愁的、抒情的、课本上的余光中。这是否有点遗憾？
余光中：深入了解我的人是不多。我开玩笑说，粉丝不嫌其多，知音也不嫌其少。这个情形也很正常。那天和孙甘露（注：上海作家）对话时，有一句没有说，我当时说到读古典诗的作用，其实我还想说，中国的小说家一定要会写诗，比如《三国演义》里“有诗为证”，《红楼梦》里更不用说了。以前，小说和诗是不分的。
澎湃新闻：那您自己写小说吗？
余光中：我写过几篇带有叙事性的东西，但还算不上小说。我的小说家朋友们看过后，也没说什么好话。不过有个缘分，李安在台湾大学毕业后要去美国读电影，美国的学校让他好歹拍个短片来看看。他就把我的一个散文《焚鹤人》进行了改编，拍了个短片。
澎湃新闻：《焚鹤人》应该是在林海音的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吧？你跟她的关系很好。
余光中：对。我跟她交情很好。她是杂志主编，就有一批作家围着她。林海音又好客，她也好吃。她家也够大，所以我们坐下来一大桌。她这个人真的心胸广阔。除了我之外，还有林怀民、隐地、杨牧等都常常去。
澎湃新闻：从那天和孙甘露的对话中看得出，你最推崇的还是中国古典文学。
余光中：我觉得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还是中国古典的诗文。胡适当时就讲：要有国语的文学，先要锻炼文学的国语。意思就是说，白话文文学也不能够大白话写来写去。所以我写诗写文，都酌量用点古典的好处，这样比较耐读一点。因此，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他们要把国文课中的文言文锐减，把《论语》、《孟子》变成选修课，我就写了很多批评文章，好几个回合过招。很幸运，媒体站在我这边。那个“教育部长” 杜正胜是许倬云（注：台湾历史学家）的学生，本来就研究中国古代史的。
梁实秋爱说冷笑话
澎湃新闻：你到台湾后，直接读了台湾大学外文系三年级，当时的老师是梁实秋。他是个什么样的老师？
余光中：当时梁实秋是台师大的老师，但在台大外文系兼课，所以成了我的老师。梁实秋是留学生，和他去美国同一条邮轮上的是冰心。那时候冰心还没结婚。他去了美国之后，他的老师是白璧德，白璧德是反浪漫主义的，这影响了梁实秋。所以，梁实秋一直对浪漫文学是有戒心的，他认为徐志摩他们太冲动了。梁实秋写散文是纯正的中文，虽然他翻译了一辈子莎士比亚，但从他的中文里完全看不出他是精通英文的。其实梁实秋是故意这样子，你看《雅舍小品》就是这样。可是另外一方面，我认为刻意回避外文影响也是有局限性的，你看张爱玲的小说，就能看出她的英文背景。
梁实秋是个很好的老师，他的小品是英国式的幽默，很受王尔德的影响，也受毛姆的影响。听他说话，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说着玩儿的。比如我在他推荐下，公费去美国留学，可是他却对我说：“你到美国去，不要认真读书，没什么了不起，你就到处玩玩。”我到香港中文大学教书，他又对我说：“你我都不是教书的料子，教书是不得已而已。你去那里，就应付应付。”我知道这是反话，因为他是个办任何事情都极为认真的老师。我说要翻译《凡·高传》，他又对我说：“这本书我也看过，好得不得了。但是你节译就好了。”我想，让你节译莎士比亚，你肯定不干的。所以听他的话，我有“戒心”。
台师大有个高材生，经常翘课。教务处就警告那个学生不要再翘课了。等到放假了的时候，教务处对梁实秋说，这个学生还是翘了三分之一的课。他回答说：“很有进步咯！”这是典型的梁实秋。他很可爱的，但他自己讲话的时候是不笑的。
写《狼来了》因为知道“文革”是什么
澎湃新闻：陈芳明先生帮你编的《余光中六十年诗选》里，把你的诗分成三个时期：台北、香港、高雄。这种分法的道理是什么？
余光中：这是很自然的分法，我在这三个地方都待了很长时期，写了不同风格的诗歌。而且我认为语言跟地理是有关的，香港的语境和台湾、大陆都是不同。
以前所想到能入诗文的题材比较少，我写的最热烈的诗文是自述，就是写我是什么样的人。以前我讲自己：“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忧郁；你知道你不是谁,你幻灭；你知道你是谁，你放心。”我经历过这个阶段了，现在已经脱离这三个情况了，所以我写作的题材就凭缘分了。
澎湃新闻：我最喜欢你1960、70年代的作品，比如长诗《天狼星》。因为它，你和其他诗人也有关于现代主义的论战。
余光中：那个时候，大家都迷信诗人一定要写长诗，写一个人在现代社会的孤独。所以我就写了这么一首诗。可是洛夫（台湾诗人）却对我说，这不够前卫，你把现代人的面貌写得太可辨认了。现代人的面貌是不可辨认的。可是后来，他反而走向传统，成了书法家，诗也进入禅境了。论战是年轻时候的事情，有为现代主义论战过，也参与文白之争。后来我发现，真理不是愈辩愈明的，我就不接招了。李敖一直逗我跟他对骂，我就不理他。
澎湃新闻：在你参与的一系列论战中，争议最大的是所谓乡土文学论战以及“狼来了事件”。这些事情伤害了很多人，对你有伤害吗？
余光中：“狼来了事件”，大概是引起不少误会。我只是写了一篇短文，并没有学术价值，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厘清，也就迸出来了。那个时候，我在香港知道“文革”是什么，台湾完全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情。我在香港饱受围剿，比如《大公报》，当时他们看我不顺眼，因为我的诗文批评“文革”，所以他们觉得，要给我点下马威，说我是反华、反革命、反人民。可是现在又叫我爱国诗人。所以那个政治正确是变来变去的。
澎湃新闻：也就是说，尽管“狼来了事件”时猜测你跟国民党之间的关系，但你个人其实是跟政治没有太大瓜葛？
余光中：我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且不管后来我对“文革”什么态度。我在大陆的最后一两年，同学之间有很多读书会，他们都读什么？读《李有才板话》。当时大家没觉得有什么，可是当时我喜欢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我就很难过，觉得是无法适应的。同样在香港做难民的也有我的一些同学，他们后来又回到了“为人民服务”。他们还鼓动我回到内地，但我后来跟着家人去了台湾。可是到了台湾，国民党也是来这一套，什么战斗文学等等，所以我和那些朋友掀起现代主义都是为了逃避政治的影响。
（本文原载于2013年11月01日《东方早报》）
本期编辑 邢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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