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院“国际顶刊主编讲坛” | JEH主编Bishnupriya Gupta教授经济史系列讲座

交流现场

7月2日上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秦雪征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教授等人在经济学院410会议室接待了Bishnupriya Gupta教授。Bishnupriya Gupta教授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师代表就经济史学术前沿和未来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双方就增进未来学术交流与合作达成共识。最后，秦雪征教授代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Bishnupriya Gupta教授为荣誉教授。经济史学系杜丽群教授、管汉晖长聘副教授、郝煜长聘副教授、赵一泠助理教授、马文睿（Mark Hup）助理教授参与此次会谈。交流结束后，与会教师与Bishnupriya Gupta教授合影留念。

合影留念

随后，Bishnupriya Gupta教授在经济学院101会议室作了题为“An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Growth, Income and Inequalities from the Mughals to the 21st Century”的学术报告。

Bishnupriya Gupta教授演讲

首先，Gupta教授回顾了印度独立时贫穷的经济状况，提出了研究问题：印度独立时为何如此贫穷？殖民时期融入世界市场有助于脱贫吗？独立后的政府管制有什么作用？在梳理和讨论文献中支持和反对世界市场积极作用的两种观点后，她用数据说明了莫卧儿和殖民时期的印度确有部分行业和地区存在增长，但以人均GDP衡量的整体经济增长极其有限。其中原因是，增长的纺织和出口行业只是经济的一小部分，农业才是与人均GDP最相关的行业。

Gupta教授进而分析印度农业的停滞。事实上，1600年到1946年，印度的农业亩产量下降了。土地灌溉投资不足是主要原因：印度总投资率只有GDP的7%，而其中农业投资的份额还减少了；以往被认为有利于出口农业的铁路投资对农业生产率和建立产业关联并无帮助。

其后，Gupta教授评述了印度独立后的经济转型与发展。印度的现代化产业开始于19世纪中期。有观点认为英语教育有利于印度经济增长，但是由于殖民当局建设现代英语教育体系是为了培养印度本土官僚，所以当时印度识字率低、初等教育不足，英语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有限的。尼赫鲁时期的计划经济虽然增长率不高，但与历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是明显的突破，原因在于投资率持续提高、所有制改革、生产率增长。以此为基础，1980年代后放松管制的印度经济持续加速。其中服务业增长最为迅速，这与历史遗留的英语教育系统有关。她还分析了印度与东亚分流的原因：日本殖民者的投资帮助建立了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台湾韩国土地灌溉率更高、及时转向出口导向政策、工人受教育水平更高。

最后，Gupta教授总结道，印度历史经济长期停滞，只有在独立后才出现了“命运的反转”、经济的增长，这是研究印度独立后经济低增长的原因所必须清楚的历史前提。

讲座过程中，与会老师就印度国家能力、产业政策的财政收入来源、民族资本是否学习外资企业等问题与Gupta教授展开了精彩的交流。

Bishnupriya Gupta教授演讲

7月3日上午， Bishnupriya Gupta教授带来了题为“Economic Decolonization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India”的讲座，介绍了她与合作者关于20世纪上半叶印度农业与工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联如何影响空间发展格局的研究。

首先，Gupta教授介绍了历史背景。印度的早期工业化与农业关系密切，直到一战后本国工业企业才有了关税保护。1947年后，印度经济开始去殖民化。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印度的生棉出口和最终品进口都逐渐减少，最终品出口则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生棉被供应到国内市场。印度资本投资的现代纺织工业主要集中在孟买和内陆。在缺乏完备制度和国家支持的条件下，社区网络在这些地区的企业交易中发挥了保证合同执行和提供资金的重要作用。

接着，Gupta教授介绍了数据。基准回归使用了1931至1951年间印度246个地区的工业就业数据、地区级的农业产出数据、投入产出表、作物适宜度数据。研究构造了各个地区农业与工业的前向关联度和后向关联度，并进行了标准化。前向关联度衡量了地区内农作物作为工业（如轧棉、压棉、棉纺等）原材料投入的程度。后向关联度刻画了地区内农业部门对工业部门生产的工具的需求程度。

然后，Gupta教授介绍了实证分析结果。研究利用土壤适宜度和地理数据预测了农作物的产出比例，并据此构造了预测的关联度，作为实际关联度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前向关联度对1931年工业就业比例没有显著影响，但对1951年工业就业比例、1931至1951年间工业就业比例的增长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时间推移，以轧棉、压棉为主的加工厂和以纺织为主的棉纺厂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前者数量减少，后者的数量保持稳定且规模逐渐扩大。研究使用年份-网格层面的面板数据，对加工厂和棉纺厂分组回归发现：随时间推移，棉花适宜度对棉纺厂在当地的设立具有显著积极影响，而对加工厂的设立没有显著影响，说明地区工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棉纺厂，而不是加工厂。

最后，Gupta教授对讲座进行总结。农业和工业的前向关联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随时间变化的。在殖民时期，前向关联没有显著作用；在工业化起步之后，前向关联显著促进了工业发展。这一研究揭示了印度经济去殖民化和空间发展的复杂关系，还为理解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与工业互动提供了新的视角。

Bishnupriya Gupta教授演讲

7月4日上午，Bishnupriya Gupta教授经济史系列讲座的第三场在经济学院101会议室举行，讲座主题为“Conflict and Gender Norms”。

Gupta教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她的研究动机。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男性存在偏好的性别不平等分布广泛，涉及到教育、生命期望、对职业女性的态度等多个方面。然而，男性偏好的性别规范是如何形成的呢？Gupta教授的研究聚焦在性别不平等程度较为严重的印度，对这一问题提出一种解释：历史上对武装冲突暴露程度更高的地区存在更强烈的男性偏好。

在数据方面，Gupta教授主要使用的是印度被殖民前的冲突数据、印度人口调查数据、针对女性的犯罪数据以及寺庙和民间传说信息来构建指标和进行实证检验。基准回归的解释变量是被殖民前的冲突暴露程度，这一指标的构建方法是对地区质心位置到冲突发生地距离加一求倒数和，指标的构建逻辑即一个地区距离特定冲突的地理距离越近，遭受的冲突暴露程度就越高。被解释变量是2011年印度人口普查数据中女性人口的比例，用以衡量这一地区的性别不平等程度。基准回归的结果表明，一个地区被殖民前冲突暴露程度增加一个标准差可以解释该地区2011年人口普查中女性占比0.15个标准差的降低。除了检验冲突暴露程度对女性占比的影响，研究也同样检验并支持了冲突暴露程度对女婴出生概率和针对女性的犯罪的显著影响。

尽管Gupta教授通过添加不同的控制变量和变换识别策略的方法证实了结果的稳健性，但潜在的遗漏变量偏误和双向因果仍然对结果造成了威胁，因此需要进一步通过工具变量法来处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她向大家介绍了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在印度历史上的重要性：许多侵略者都是经此山口武力侵入印度，距离开伯尔山口越近就更有可能遭受暴力冲突，因此她们测算了不同地区到开伯尔山口的成本距离，并基于该指标构建了近开伯尔0-1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距离开伯尔山口最近的五十个地区该变量取值为1）。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同样证实了殖民前冲突暴露程度和现代女性人口占比之间的负向关系。

最后在机制部分，Gupta教授指出，冲突导致的性别规范通过男性偏好的民间传说、寺庙神灵的性别以及婚姻习俗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影响着现代社会，而男性偏好的性别规范通过高冲突暴露程度地区的移民实现了空间上的传播。三天的讲座过程中，与会老师和同学与Gupta教授进行了丰富的讨论，至此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