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卫︱社会美育论纲

鲁迅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5年1期， 责任编辑黄雨伦， 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学艺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重要价值，重视美育立德树人的功能。2018年8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的回信中指出：“你们提出加强美育工作，很有必要。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1]同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工作大会上又提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论述，将“美育”置于重要的地位[2]，为教育事业带来了启发与思考，也就做好美育工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提出殷切期望。

近年来，美育逐渐受到社会各界重视，相关实践活动方兴未艾，对学校美育的理论研究也多了起来，但对社会美育的专题理论研究则很少。有人专门分析近三十年的美育研究论文，发现学校美育越来越成为美育研究的焦点，而对家庭美育和社会美育的理论研究则并不多见[3]，以社会美育为专题的国家级课题也未见立项。虽然以“社会美育”为名的各种活动比比皆是，相关文章也有一些，但基本上泛泛而谈，缺乏深入的学术研究。

现代美育思想的哲学基点是以人为本，现代美育话语的核心价值目标是人性的完满和道德的涵育，这一目标的实现同社会变革和文化重建互相促进；在现代美育思想中，美育不仅仅关乎个体的人，更关乎社会文化变革。从理论上讲，社会美育不仅仅是美育实施的一个范围或方面，而且是美育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席勒美育思想的社会批判精神和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社会改造指向，体现在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美育的初步构想中，也体现在当代中国社会美育的公共性上。

现代美育理论自诞生起就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精神。18世纪末，席勒在由27封书信组成的《美育书简》中创造了“美育”这个概念，并提出较为系统的美育理论。他在《美育书简》的开篇写道：“我所要谈论的主题与我们的幸福直接相关，并与人性的道德高尚不无联系。”[4]尽管席勒自陈其学术讨论大部分都基于康德哲学，他谈论的美育却是从解决现实问题出发的，这个问题就是人性的完满和道德的高尚，它们又对应着社会文化中实际发生的人性异化的两个方面：自私自利和人性分裂[5]。席勒敏锐地感知到社会变迁带来的文化危机，深刻反思资本主义兴起所造成的人性异化问题，显示出鲜明的社会介入和批判意识。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深层动力之一就是人们对财富的欲望。然而，欲望的高涨也会使利己主义横行。席勒批判道：“自私自利已在我们高度文明的社交活动中建立起它的体系，我们经受着社会的一切传染病和一切灾祸，却没有产生一颗倾向社会的心。”[6]席勒美育思想产生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克服利己主义，提高国民道德素养，建构理想社会。他认为，文化对自然的远离是造成社会道德沦丧的深刻历史文化原因：“一切民族在他们通过理性而能归复自然之前，必然毫无例外地由于理智的过分敏感而脱离了自然（本性）。”[7]在工业化进程中，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理智主义一路高歌猛进，一方面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压抑了人的感性情感和想象力，造成人性分裂，再加上分工越来越细，使人越来越远离幸福这一目标。在席勒看来，这种把人分裂为碎片的景象在现代化进程中或许不可避免，但仍存有一条解决人性异化的道路，那就是美育。

席勒从多个角度阐述了解决上述人性异化的途径：一方面，道德的人只能从审美的人发展而来，不可能从自然的人产生；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感性和理性协调的审美活动来弥合人性的分裂。这种美育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本主义底色，对青年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等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席勒的美育理论传入中国后，中国现代美育思想也具有同样鲜明的批判精神。

王国维是20世纪初中国较早阐述美育问题的学者。在发表于1904年的《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中，王国维根据孔子的一句话——“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判定，孔子育人“始于美育，终于美育”。王国维认为，人生而有欲，如果欲望得不到满足，于个人是痛苦，于社会则是罪恶，而审美和艺术则可以调适欲望。他主张审美的价值就是“无用之用”，也就是在无利害性的审美过程中，治愈国人凡事皆计较利害得失的利己主义。王国维在倡导美育的同时，批判了当时社会凡事总要把个人的利害得失放在第一位来考量的利己主义的弊端[8]，这是目前可以见到的最早对急功近利的利己主义展开批判的美育文献。

蔡元培在许多有关美育的文章、演讲和访谈中都对当时社会盛行的急功近利的利己主义持鲜明的批判态度。他一直认定，美育的价值就在情感陶冶，破除人际隔阂，克服利己主义（蔡元培称之为“专己性”）。在《以美育代宗教》的演讲中，他说：“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9]蔡元培的这一立论与他对利己主义的社会风气的批判相辅相成。他1919年发表的《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对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弊端提出批评，延续了对急功近利的利己主义的批判[10]，其深刻之处在于揭示了中国社会一个规律性的事实：任何进步的运动，若怀有私欲而投入，其结果必然与进步运动的初衷背道而驰。蔡元培的批评也立即得到陈独秀的赞同[11]。

蔡元培美育思想中的批判精神是他一生都秉持的。1919年，他在天津车站的一次访谈中说，国家的问题根本在于“大多数之人皆汲汲于近功近利，而毫无高尚之思想，唯提倡美育足以药之”[12]。在写于1931年前后的《美育与人生》和晚年的《自写年谱》中，他都强调美育有助于破除利害计较，说自己之所以提出美育，就是为了“破人我彼此的偏见”和“破生死利害的顾忌”[13]，其美育思想中的社会批判精神一以贯之。

综上所述，中外现代美育思想的社会批判是美学介入社会的鲜明标识，美育是改造社会、重建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是社会美育的第一要义。席勒以及中国现代美育思想中，美育是一个整体，美育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前者改造后者、重建后者。在此问题上，中外现代美育思想也存在着差异。席勒基于人本主义观念的人性异化批判偏重于为了人性的完满而改造社会、重建文化；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却倾向于为了国家振兴而改造人心。这种差异既是各自文化上的差异所致，更是发展阶段存在差异的结果。文艺复兴时期，西欧市民阶层开始兴起，市民社会也随之逐渐形成，故而席勒的美育理论所针对的问题是市民社会如何更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中国则处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市民社会尚未形成，当时更为紧迫的任务是抵抗外敌、拯救国家。再加上传统儒家观念的深刻影响，中国现代美育理论总体上还是沿袭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把个人道德的涵育作为拯救国家的一个必要环节。这一点在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认识到这种差异，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社会美育理论是有意义的。

我国关于社会美育的论述出现在20世纪初。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在1912年就设有“社会教育司”，鲁迅任教育部的佥事，还担任社会教育司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文物保护等事务，这些都是社会美育的主要渠道。1913年2月，鲁迅撰写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发表于《教育部编纂处月刊》。在文中，他介绍了艺术（鲁迅文章里讲的“美术”略同于今天我们讲的“艺术”）的性质和类型，还特别论述了艺术的三个功用，即“表见文化”“辅翼道德”“救援经济”，并提出了推广和普及艺术的方法：从中央到地方建设一批由政府出资并管理的艺术设施和艺术团体，如美术馆、美术展览会、剧场、艺术研究会和艺术会展等，保护我国传统的艺术遗产以及建立专门的艺术研究机构等[14]。他专门解释了为什么要“播布美术”：“播布云者，谓不更幽秘，而传诸人间，使与国人耳目接，以发美术之真谛，起国人之美感，更以冀美术家之出世也。”[15]所谈要点有二：一是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使高雅的艺术不再深奥神秘；二是培育国民的美感。这实际上就是确定了社会美育最基本的目标，突出了社会美育的共享性和公益性，也指出了社会美育不同于专业艺术活动的普及性特点。因而，《拟播布美术意见书》虽然没有冠以“美育”之名，却是20世纪初中国有关美育特别是社会美育的重要文献。

鲁迅不仅是我国较早倡导社会美育的人，也是践行社会美育的先行者。1912年9月，教育部决定举行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鲁迅自始至终参与筹办，到1914年春季开幕为止，付出很多心血[16]。这在当时可谓中国社会美育的创举。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后不久，教育部在北京国子监官舍设历史博物馆筹备处，鲁迅作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主管此项工作的科长，直接参与该馆的筹建工作，并亲自为馆里购买文物。经过多年筹备，该馆终于在1926年正式开放，接受公众参观[17]。

对社会美育作较为系统阐述且对后世影响较大者应该是蔡元培。他在1922年应哲学家李石岑之约，写了《美育实施的方法》一文，按照教育实施的类型，把美育的实施范围分为家庭美育、学校美育和社会美育，然后依次讲了三个方面美育实施的途径和方法。关于社会美育的必要性，蔡元培说：“学生不是常在学校的，又有许多已离学校的人，不能不给他们一种美育的机会；所以又要有社会的美育。”[18]由此可见，蔡元培在此文中讲的社会美育是学校和家庭范围之外的美育活动，为的是给人以终身的审美浸润。

社会美育应该如何去实施？蔡元培的意见是分两方面：一方面是“专设的机关”，如美术馆、美术展览会、音乐会、剧院、影戏馆、历史博物馆等；另一方面是“地方的美化”，也就是人们生活的环境需要美化，包括道路、建筑、公园、名胜的布置和古迹的保护等。二者以前者为重，所以他说，“社会美育，从专设机关起”[19]。比较蔡元培讲的社会美育实施方法与鲁迅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会发现许多意见一致的地方。鲁迅此文还提及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对民间文艺的研究和挖掘，这可能与他在教育部的工作职责有关。

在《美育实施的方法》一文中，可能是受制于文章的题目，蔡元培并没有讲社会美育的属性和目标等重要问题，但是，综合他在《以美育代宗教》《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等讲演所表达的思想，蔡元培重视社会美育主要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发挥美育提升国民人格修养和精神境界的作用，通过社会美育来移风易俗，从而达到改造社会、建设新文化的目的，所以，科学教育和美育要并举，美育需要普及；二是建构完整的美育体系，让学校之外有美育的活动和美的环境，使国人得到美的浸润，终身接受美育。正如他所设想的：“不论哪一种人，都时时刻刻有接触美术的机会。”[20]这两个方面都凸显了“社会美育”概念的公共性特征。

20世纪上半叶还有一些学者或艺术家也把美育或者社会美育同社会文化改造联系起来。例如吕澂在1922年撰文谈到，美育的目的就是“普遍地实现了艺术的人生”，要达此目的，需要“传播正确的艺术知识到一般人间”，“去从事改造社会的运动”，“养成实行美育的人材”。他在这里讲的改造社会的运动，就是用艺术来改造以“占有”为主导的社会风气，使之艺术化[21]。陈之佛一直推崇美育，他在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社会美育的重要功能是改造社会：

社会美育的独特使命，就是通过改善国人精神状况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这种通过个人修身达到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还是承袭了本文前面提及的儒家传统。

“五四”前后，正是中国社会开始转型之际，一些留学欧洲和日本的学者怀揣着建设社会的理想归来，市民社会也在一些城市开始形成。于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出现了由私塾到公立学校、由藏书楼到公共图书馆、由私人收藏到公共博物馆和美术馆等一系列转型。鲁迅和蔡元培提出建设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等，这些社会美育的“专门机关”都是公共文化艺术机构，具有全民共享和公益的属性。1927年，当时的教育部制定《教育部历史博物馆规程》，规定该馆为“搜集历代文物，增进社会教育”而设，公共性也非常明确[23]。

无论是中外美育思想的基本理念，还是中国“社会美育”提出的“初衷”，都包含着公共性价值指向，即提高民众素养，增进生活福祉，建设更适合人全面发展的公共文化。

“公共性”是一个多学科概念，指的是公共领域所具有的一种根本特征。公共领域的形成基于市民社会的诞生和发展，在传统的农村，一家一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有家族间的交往，但没有完整的公共领域。因此，公共性是现代化的产物和标志之一，也是现代化在公民生活中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有学者指出：“‘公共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生活空间所具有的‘公共性’，即我们所共处的公共生活空间是开放而又多元的，我们并不是隔绝于社会之外，我们共享一个公共领域；二是社会公共生活的管理过程必须具有‘公共性’，即个人生活只能服从于公众意愿、公共目的，并服务于公共利益；个人价值必须获得公众认可并接受公众监督。‘公共性’是从封闭的家庭生活中走出来的体现解放性与自由性的领域，是从必然的支配中超脱出来的公众生活领域。”[24]

我们今天讨论社会美育，与百年前的最大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财富积累速度加快，城镇化也在加速推进，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6.16%[25]，而“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城镇化率一直在10%左右徘徊”[26]。城镇化必然带来市民社会的形成，于是，从政府管理到社会治理、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社会文化建设等，形成了越来越广阔的公共空间，社会领域的公共性问题愈加凸显。

公共性具有共有、公益和共享等特征。坚持公共事业的公共性是在文化艺术领域落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的根本要求，共有、公益和共享也是公共事业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服务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27]“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必然逻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28]。在社会文化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使公共文化艺术机构和团体全面落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个重要原则，使我国所有公共文化资源充分体现共有、公益和共享的社会主义公共文化价值属性。

社会美育作为社会公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以“共有”为基本保障，以“公益”为目标，以“共享”为其目标的主要实现途径。

社会美育的实施机构应该以公立的专门机构为主，鲁迅和蔡元培在讲到社会美育的实施时，都特别提出要建设一批专门机构，如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等。今天，社会美育的实施主体就是政府拨款的公共事业单位，唯有以公共资源投入为主的事业单位才能保障我国社会美育的公益性和共享性，才能保障社会美育的健康发展。目前我国的公共文化艺术机构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公共文化艺术团体，主要有政府主办的乐团、歌舞剧院、剧团、画院等；第二类是公共文化艺术设施，主要有音乐厅、美术馆、剧院、电影院、博物馆以及广播、电视台等；第三类是我国省、市、县设置的文化馆和乡镇文化站等机构，它们直接组织、指导百姓的文化艺术活动，还承担着当地文化遗产保护、整理和利用等工作。这些公共文化艺术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的艺术服务，而公共的艺术服务实际上就是用优秀艺术来浸润人心、凝聚人心，提高大众的精神境界，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通过艺术影响人心的过程，就是美育的过程。而把审美活动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实现人生的艺术化，也是中国传统美育主张的理想。我国历来重视文学艺术在人格养育、移风易俗方面的重要作用，从周文王、孔子重视乐教、诗教，到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重视文学艺术对人们思想文化素养和社会风尚的重要塑造作用，形成了极富中国特色的艺术价值观念。因此，公共文化艺术机构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向全社会提供美育公共服务，发挥优秀艺术移风易俗的重要功能，提高民众审美和人文素养，养成较高的艺术和生活品位，优化社会风尚。公共文化艺术机构应该自觉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美育的实施主体，成为开展社会美育的专门机构，不断增强美育意识，为大众提供优质的社会美育服务。

需要指出的是，前些年不少地方院团被迫改制为公司，面向市场自谋生路，这是我国社会美育主力军的一大损失。当然，所有的院团都要各级政府财政拨款可能负担太重，但是，省级和部分优秀地市级院团仍应该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他们承担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和向大众传播优秀文艺作品的重要任务，也是社会美育的重要力量，其社会文化建设的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

社会美育的公共性体现为以公益性为目标，也就是把提高广大民众的精神文化素养和建设公共文化作为根本目标，而不是以牟利为主要目标。公益就是公共利益，公益性就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公众福祉的价值属性。正因为公益性是有关社会公众利益和福祉的属性，它与私利属性相对。公益性的根本来源是公共资源的投入，凡是社会组织或机构总是或多或少占用社会资源，因此，都应该根据占用公共资源的多寡而体现一定程度的公益性。各级学校、文化设施和院团具有鲜明的公共性，理应突出其公益性。民营的文化设施和院团也占用部分公共资源，也应该承担公益性服务。在服务领域，公益性就是非营利性，尽管一个服务项目的公益性与是否收费没有必然联系。一般讲，完全公益的项目应该免费，但有的项目，如经典性艺术表演类项目，演出成本比较高，低于演出成本的收费也不妨碍其公益属性。

我国政府给学校美育规定的目标是“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这个目标与社会美育的根本目标一致。但是，相较于学校美育，社会美育更具开放性，男女老少都能参与，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从公共性视角来看，社会美育是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大范畴。因此，社会美育直接关系到社会风尚、生活方式乃至思想文化的改善，具有移风易俗、提高全民精神素养和创造力的作用。社会美育水平的提高可以为青少年儿童提供优秀的艺术活动和艺术化的生活环境，这也有利于学校美育的顺利开展。

另外，公共文化艺术设施的建设和公共文化艺术活动的组织开展也都是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些公共文化建设，民众参与十分重要，这一方面可以提高民众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另一方面能够培养民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识和能力，在全社会培育公共精神，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社会美育在这方面大有可为。目前每逢节假日，免费开放的公共博物馆、美术馆参观者络绎不绝，有的甚至人山人海。人们在参观过程中不仅受到优秀文化艺术的熏染，而且公共参与意识也得到增强。大家不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而是在博物馆或美术馆里成为一个社群，大家不仅感受到城市的福祉，而且可以相互交流和对话，逐渐养成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习惯。这在当下社会显得尤为可贵。数字化给人们带来了十分便利的通讯方式，但是，人与人的距离却并没有因此拉近，甚至真情的交流可能反而更少了。公共文化艺术机构恰好可以为人们创设一种交流对话的平台，让人们可以面对面接触、交流。几乎所有的公共博物馆都有志愿者，他们不辞辛劳，热情地为观众提供尽可能优质的服务，这种积极的社会参与态度实际上正是社会公共文化建设的可喜成果。社会美育的公共性也由此得到彰显。

我们处在市场经济之中，文化产业方兴未艾，追求经济效益的冲动对于公共文化艺术事业的冲击是存在的。社会美育应该坚持公益性，自觉抵制资本侵蚀。资本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关键性生产要素，对于推动经济发展繁荣起着重要作用。但是，资本具有无限逐利扩张的本性，如果放松监管和引导，对于公共领域和公益性事业是有一定腐蚀作用的[29]。因此，2021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30]。

社会美育的公共性以共享性为实现路径。所谓“共享”就是要向全社会普及。社会美育是面向大众的公共服务，具有普及性。这里有必要澄清美育与专业艺术活动之间的区别。美育是基于审美经验的人文教育，主要的实施路径是艺术。社会美育面向大众，目的在于提高大众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培育国民的公共精神，而非培养艺术专业工作者[31]。所以，社会美育需要的是艺术的普及，专业要求不必太高。对于社会美育的这个基本特点，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讲得很明白。当今我们的社会美育应该遵循共享和公益的原则，更注重大众审美品味和人文素养的培育，着力推进国民生活的艺术化。目前存在着美术馆、博物馆甚至群众文艺活动一味追求专业性的倾向，这可能会把多数民众挡在社会美育大门之外，失去一大批社会美育的受众和参与者。因此，免费开放只是公共文化艺术机构体现社会美育共享性的一个方面，如果内容不能普及，其共享性就会大打折扣。普及性的社会美育与专业化艺术展演有不同规律，并不是专业艺术工作者只要 “放下身段”或者降低技法难度就可以做好的，而是需要有人专门做长期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才能做出成效。例如，美术馆的展陈有一些标签，基本上是按照专业展陈的方式编写，如作者、标题、材质、尺寸、年代等。如果希望更多非美术专业观众能够“读懂”作品，是否可以添加一些具体说明，如作者简介、作品风格和特点等，这些可以写在标签上，或者印在导览册页上，让原先不太懂的观众初步了解作品和作者的一些信息，帮助他们对优秀作品产生兴趣，慢慢地走进高雅艺术殿堂。同时，社会美育是有意识地用优秀艺术品来感染大众的社会活动，并不是所有的展演都可以称得上社会美育，这就要求社会美育工作者主动研究和探索社会美育的方法，在提供公共艺术活动时更加注重计划性，提高公共艺术机构的社会美育组织化水平。

公共文化艺术机构存有丰富的美育资源，但需要进一步挖掘。以博物馆为例，我国是文物大国，各地博物馆都有精美的文物展出，这些文物同时也是艺术品，承载着丰富深厚的中华美学精神，许多是艺术史上举足轻重的经典。但是，博物馆的展陈、说明以及讲解一般都会讲到文物的历史、科技、经济、军事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特点和价值，却基本上不会涉及文物的审美价值。有时候向讲解员询问文物的艺术特点，讲解员也答不上来。这方面的知识主要靠艺术界传播，文博界关注不多。博物馆不仅展品“博”，涉及的知识更“博”。公共文化艺术机构应该自觉承担起社会美育的职责，优化内设教育部门的队伍结构，配备懂艺术史的社会美育专业人员，专门研究本机构社会美育的特点和方法，从而使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更加丰富，使我们的公共文化艺术机构真正成为社会美育的主体，充分彰显社会美育的共享性。

社会美育是培育全社会创新文化的一条路径。说到美育，人们往往会想到那是塑造人格的，这没有错。但美育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开发人的创造力。美育不仅能提高人们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还是培育全民创造力的理想途径。康德、席勒都指出，审美能达致人内心的和谐、创造心灵自由的境界。黑格尔说过：“审美具有令人解放的性质。”[32]审美会带来心灵的和谐、自由，因此对创造力的发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多年来，不少科学家呼吁科学与艺术相互融合，以提高国民的创造力。我国杰出科学家钱学森不仅本人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而且十分重视科学家艺术修养的培育。他经常说，大科学家都是有文学艺术修养的，科学与艺术“两者若不结合，终不能成大器”[33]。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从20世纪末期开始，就在我国推动艺术与科学的融合。他提出了科学与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的观点，与艺术家合作举办“艺术与科学作品展和学术研讨会”。李政道在一次论坛上指出：

这些科学家对于艺术与科学融合的认知、倡导和实践，为社会美育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通过艺术教育来促进全民创造力的发展，并在全社会营造创新氛围，助力创新型国家建设。创新的主体是人，是有创新意识和创造力的人。新质生产力的突出特征就是创造性，其主体也是人，人才是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因此，通过美育促进人的创造力发展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工程。

法国科学家彭加勒曾经指出科学研究与美感的深刻关联：“科学家并不因为有用才研究自然，而是因为从这种研究中获得乐趣，这种乐趣来自自然之美。”[35]许多科学家的创造性工作是非功利性的，他们并不怀着什么物质的、现实的功利目的，而是凭着兴趣不断探索。竺可桢就曾说过，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36]。这一点与审美经验十分接近，审美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超越物质和功利目的。而要想在科学研究中感受到美，就需要良好的审美素养，如果没有审美能力，自然美也不可能使他感到快乐。不过，自然和科学的美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是自然现象表面的对称、简洁、黄金比例之类，而是深邃的、精神性的美感体验。正如彭加勒所讲，对象表面的某些感觉特征与科学无关，吸引科学家的是一种“深邃之美”，“它源自各个部分的和谐秩序，是某种纯粹智力快速领悟到的”[37]。这种美与其说是自然界客观的存在，还不如说是科学家深思熟虑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精神建构之美，那是在复杂纷繁的思绪中豁然开朗的简洁秩序，是从几乎无解的一团乱麻中突破的巧妙和谐。因此，我们要培育创新文化就需要培养国民的艺术兴趣和审美能力，使他们能够在伟大艺术家的作品中领略到人类创造之美，由此养成良好的审美素养。而只有具备了良好审美素养的科学家才会在科学研究的思维实验过程中领略到自然和科学之美，进而更易具备创新的能力。

在这个方面，我国的各类艺术机构和艺术院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增强各类展演的审美体验感，用人类最优秀的艺术作品来激发国民的审美兴趣和审美能力。同时，美术馆、博物馆等人文类公共文化艺术设施要与自然科学类的博物馆协同合作，创设艺术与科技协同融合的展演活动。当前艺术界也越来越关注与科技的融合，艺术科技成为一个新思潮。公共文化艺术机构应该主动策划一些面向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的艺科融合展演，营造浓厚的艺科融合创新氛围，助力创新型国家建设。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杜卫，1957年生，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美术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艺术哲学、美育学和中国现代美学思想。著有《审美功利主义》《美育学》等。

|新媒体编辑：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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