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研究论丛》第35辑目录及摘要｜202406-43（总第2748期）

宋代政治史研究

重建秩序：北宋初期对南方政区的调整

安北江

摘要： 宋初三馆寓于崇文院，使三馆皆有校勘、藏书之职，改变了唐代三馆 事权分立的情况， 同时确立三馆馆职的寄禄官分 为京朝官、两省五品以上官两等。 北宋中期，随着举荐、恩请入馆职的泛滥及治实务需求的增加，馆职选任程序趋于 复杂并出现了循资格的情况。 馆职的文学色彩逐渐褪去， “ 职 ” 成为久历繁难者的恩 例。 元丰改制 时，罢馆职之名， 其职事归 秘书省。

摘要： 景德二年曹州 “ 赵谏案 ” 展示了从个案裁判到规则创制的衔接与贯 通， 立法机构对于社会热点问题和重大司法实践成果迅速实施理论转化与规则修 订， 从而保障法治理论与法律实践之间的同步联动。 “ 严于治吏 ” 与 “ 宽以驭民 ” 两 种治理理念在 “ 不干己之诉 ” 中不期而遇， 却因案件畛域、 事主身份及诉请事由不 同而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法律效果。 公权制约与私权维护在司法、监察和社会治理领 域形成了协调与制衡的良性关系。

摘要： 省记是通过旧官老吏对先王法律的回忆、 记录，对旧法临事单独适用或者 进行综合编纂的立法活动。 省记的对象在法律形式与内容上并无特殊 限制。 省记作为一 种法律制定手段和法律成果形式，在中国古代立法史尤其是宋代立法 活动中具有特殊地 位，尤其是在宋廷南渡的一段时间里，成为法制重建的重要途径与 来源。 同时，它的兴 起加剧了 “ 胥吏之害 ” 的蔓延。

摘要： 《宋史》张琥本传载其 “坐奏事不实”解三职，而后又复职，看似简单 的一句记载，其背后的因素却不容忽视。 张琥谏阻内容乃是宋神宗 “密谕”张诜诛 杀庆州叛兵，但从宋神宗对庆州兵变的处理来看， 应当不存在张琥所言 “密谕”一 事。 张琥上奏后因在枢密院的审讯中与李定等人言辞不一而被免职。 王安石为了查 明张琥所得信息的来源， 而后又将涉事官员移送御史台和大理寺审讯，最后查无所 得，只能将张琥官复原职。 从庆州兵变产生的影响、张王之间的关系和朝廷的处置 来看， 其实质乃是政见分歧、人际关系和权力博弈导致的一次 政治事件。

摘要： 录囚是元代监察御史的一项基本职能。 学界关于元代监察御史录囚皆为朝廷临时派遣、并非监察御史固有职能的观点值得商榷。 通过细致考察制度规定和相关事例，可知监察御史录囚作为元代录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巡按录囚、与其他机构官员一同录囚、临时录囚三种形式。 元代监察御史录囚的对象因审录地区和录囚形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其职能大致包括审录在禁罪囚、决遣淹滞、纠正冤假错案等。

摘要： 袁州仰 山作为一座集佛教与民间信仰于一体的圣山 ，是一个考察佛教 与民间信仰关系的绝佳案例。 唐末五代，仰山佛教与山神信仰平分秋色，共存于山 中，互不干扰； 宋初，沩仰宗的消失打破了二者之间的平衡，佛教主动与山神信仰 联系，以民间信仰为纽带重 新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及民众的崇信而发展起来， 二者 走向竞合。 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张商英与佛印了元 的努力， 而更深层次则是反映了 在佛教 世俗化 及本土化背景下佛教与民间信仰关系的变迁，以及江西地方政府与佛 教、民间信仰之间的互动往来。 此外，仰山山神与佛教竞合的发展模式对理解明代 安徽休宁仰山的文化塑造也有借鉴作用。

摘要： 北宋时期日僧成寻所著《参天台五台山记》不仅深刻揭示了中日宗教文化的密切联系，更围绕成寻一行由松浦郡登船到抵达杭州的数十日行程中，成寻师徒出发前因偷渡而面临的尴尬、航行生活中的种种遭遇、成寻等人的所作所为等方面展开铺陈，细致刻画了宋代日僧海上活动面相之一端，也是宋代中国私人航海贸易活动和日僧文化交流、海上航行生活的生动写照。 成寻一行的航行实践具有明显的北宋季风航海这一时代特征； 尽管航行条件十分艰苦，但依然阻挡不了日僧对中国文化之向往和中日文化间的交流。

摘要： 秦桧早年极少接触佛教，直到罢相退居温州期间，在李纲的影响下，才开始亲近佛教，并在游览 雁荡山 灵峰寺的过程中与天台宗结缘，为日后二者形成密切关系埋下伏笔。再相后的秦桧，出于稳固相权及统治的需要，于公秉持与高宗一致的疏佛态度；于私则仍与天台宗保持密切联系，礼遇天台僧。到了晚年，随着其专权统治的日趋孤立和脆弱，以及健康的恶化，秦桧积极转向从天台宗佛法中寻求主和依据和心理安慰，痴迷于天台宗佛法，乃至扶持天台宗发展。他晚年对天台宗的扶持和利用，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其专权统治，同时客观上促成了南宋天台宗的短暂复兴。

摘要： 危素在文章中屡屡提及修撰《宋史》之事，表明他对此段经历的看重。为了保证修史工作的顺利进行，他奉诏去往江浙、江西等地寻访故宋遗书。访书的过程有助于加深危素对南宋史事的了解，使之在其后承担了南宋部分人物列传的书写工作。基于已有的人物传记资料，危素在尽量保持原貌的同时，又秉承着理学价值观，对其中的不妥之处进行了删减，但又维持了语脉的连贯，最终使人物列传以统一的模式呈现出来。

摘要： 民国学界风云激荡，面对唯以科学考据为尊的新汉学的步步侵逼，一些学者开始思考如何保存传统文化重“义”的精神内核。同为四川史家，刘咸炘与蒙文通志同道合，以宋代学术为核心，溯端竟委，开启了中唐—北宋学术连续说、南宋浙东史学及其与蜀学关系等为人忽视的重要话题，多发前人之未覆，在点评近代学风时，又紧扣朱学流弊， 回到以浙东史学补偏救弊的路径上来。可见他们的讨论并非泛泛而谈，而是始终围绕着如何挖掘传统资源改造社会现实这一问题覃思精研所得，蕴含着对学术、时代的深层关怀。

梅尧臣在官场的馈赠交游与诗歌酬答

——基于官阶与收入视角的考察

董 灏  马振颖

摘要： 与宋代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思想行为一样，在宋代“以儒立国”、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环境影响和感召下，范成大仕宦期间始终践行着“仕以行道”、积极经世的“外王”之道，无论是出任地方官还是在朝任职，皆以国之安危和民生疾苦为念，经世济国，关注社会群体，“自任以天下之重”的入世精神表现得异常突出；但在宋代儒、佛、道三家融合和朋党之争的影响下，范成大在积极入世的同时，又凸显出一种对个体自我意识观照的思想情感及行为方式，佛道隐逸遁世、淡泊名利的出世心态在他身上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出世与入世交融的思想情感及行为方式，与其整个仕宦生涯相伴随、相始终，映射出其对社会群体关怀和对个体自我意识观照相统一的社会角色认知。

摘要 ： 苏轼在黄州期间的书简高达三百多封，生动记载了苏轼在黄州的日常生活、人际网络，以及对人际交往的渴望，立体揭示了其真实的生存环境与心态转变。在熙丰屡兴案狱的险恶政治背景下，苏轼在人际交往中谨小慎微、战战兢兢。但从书简中仍能看到，其通过充分利用故友、同年等关系，采取邀约互访、宴饮游玩、礼物馈赠、书画、文学交流及创作等方式，积极建立、维系以黄州为中心的地缘人际网络，从而摆脱物质与精神困境的主动姿态。明清古文及尺牍选本中含有诸多对苏轼书简的评点，从中可见其贬谪黄州期间在人际网络的关怀下，整体经历了从“孤寂闭塞”到“自得佳趣”的心态转变过程。

摘要： “朱唐交奏”这段历史公案历来备受争议。朱熹是著名的儒学大师，其在中国学界的地位自不必多说，相比之下唐仲友则因受到朱熹及其门人的打压而被冷落。束景南先生在其大作《朱子大传：“性”的救赎之路 · 六劾唐仲友的“人间喜剧”》中更是把唐仲友说得一无是处，说他不仅卑鄙，而且目无法纪，任意妄为。然而事实究竟如何？本文将从朱熹弹劾唐仲友的时间、内容、来历，束文中朱熹弹劾唐仲友罪行的真实性考证进行论证，说明朱熹弹劾唐仲友的罪行是违背事实的。朱熹与唐仲友在学术上有分歧，加上唐属于浙东学派，而朱熹对浙东学派的事功思想极其厌恶，所以编织了若干条罪状诬陷唐仲友，束文更在此基础上把唐仲友批判得体无完肤。其实，唐仲友不仅不是贪官、恶霸，还是南宋浙东学派的重要人物，其著作有八百余卷，因受打压传世很少，但他讲究“经制之学”，提倡脚踏实地，注重现实功效，其学术思想闪耀着永恒的光辉。

——兼论南宋晚期永嘉学派的衰微

摘要： 戴栩是南宋晚期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继承了叶适的事功精神，针对当时南宋面临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思想主张。政治上主张去朋党、立信义、用贤能；经济上主张革除弊政、“惠民以实”；军事上主张整顿军制、加强战备、积极防御；教育上主张“学以行世”。从戴栩及其思想可窥见南宋晚期永嘉学派渐趋衰微之端倪。学派分化，事功思想再难创新，再未出现影响巨大的思想家是学派衰微之具体表现，而金蒙易代强敌更替、权相结党乱政排斥主战进取之士、理学的官学化当是永嘉学派衰微之主因。

文献与考证

宋代《礼义城图》再考

蒋晓春

摘要： 《礼义城图》发现于四川渠县礼义城遗址，现存9 片残石。依据地图本身线条并结合礼义城遗址形貌能拼合，拼合后的地图约存原图一半。根据礼义城历次战事记载推测制作时间是南宋开庆元年（1259 年），刻制目的是与碑文一起为宋蒙礼义城之战中牺牲的胡将军纪功。《礼义城图》线条较清晰，内容基本能辨识，绘制内容包括山川地物、宅院营房、城防系统、攻防器具等。《礼义城图》的绘制技法来自中国传统山水画，以象形的方式表达；方位、标注方法与同时期地图基本相同；绘制时未严格遵循地理方向，无比例尺，准确度不高。但作为纪功性质的城池攻防地图，《礼义城图》丰富了我国古代地图类型，弥足珍贵。

北宋赵珣《聚米图经》辑考

李鹏飞

摘要： 《聚米图经》是北宋仁宗时期将军赵振之子赵珣亲访西夏境内及宋夏交界地带后完成的著作。虽今已亡佚，但清初时期抑或尚存。此外，从题解、成书背景、历代著录、佚文等多方考察发现，此书除了以直观地图的方式记录当地风土面貌外，最大的特殊性还在于内容的驳杂，兼具地理、兵书、传记三重书目属性。尤其是从散见于后代文献中的27条佚文来看，因其将历史人物事件、山川地理环境和军事战争思想高度融合，故不仅在宋夏战争中凸显出了较大的军事地理价值，后来还有着补史之失载的重要意义。

补史与新证：新出土北宋吕通、吕蕡、吕大忠墓志考释

侯承相

摘要： 陕西蓝田新出土北宋吕通、 吕蕡、吕大忠三人墓志， 对补正、完善 “蓝 田四吕 ” 家族谱系， 了解 “四吕”祖父吕通、父亲吕蕡二人的生平事迹意义重大。 吕 大忠墓志可以补充《宋史》之缺，并且辨正传世文献记载之误。 结合典籍文献记载， 又可揭橥志文之误，因此志文与正史可互相补证。 “三院吕氏”之说，吕通墓志为现存 最早之记载。 吕大忠生卒年历来不详，据吕大忠墓志可盖棺而定。 吕大圭、 吕大受、 吕大观等人向来湮没无闻，亦可凭志文为人所知。 此外，新出土三方墓志所提供的撰 志者、 书志者、 篆盖者及刻工之信息又可为了解北宋石刻 提供帮助。

赵子柳墓记三考

金传道

摘要： 《新中国出土墓志 · 河南（一）》所收 北宋皇陵出土的《赵子柳墓志》 为一方残志，志文缺失约二分之一，志文的题目、作者及志主的世 系、生平、生卒 年月日等许多关键信息因而残缺不全。 经过考证， 可以确定： 志题当为《宋宗室太 子右内率府副率子柳墓记》； 赵子柳为宋太祖一系后裔； 治平元年（ 1064 年） 正月出 生，二年正月赐名授官， 三年八月卒，四年八月二十七日随宋英宗葬于河南府永安 县。 此志当作于治平四年七八月间，作者为王珪。 对此志及相关文献的研究，可以 补正史籍的缺误， 校正传世文本的错讹、出土文献的误释， 订正相关著录的失误， 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北宋宗室墓记的撰写规范、基本体例与主要 内容。 此 外， 确定了赵子柳墓记的作者是王珪，不仅可以补《永乐大典》本《 华阳 集 》之 缺，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治平四年王珪所任官职的更详细记载。

新见宋代记体文一百二十二篇

胡晓

摘要： 《方舆胜览》系现存的五种宋代地理总志之一，考察江东路太平州的相 关篇目可知其编撰体例与《舆地纪胜》较为相似， 但两书并无因袭关系。 《 方舆胜 览》多有错谬，对其文献价值不宜高估，尤其是在历史政区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的 研究方面，使用起来需慎之又慎。 至于商业交通、 人文风土部分，与《舆地纪胜》 相参比勘， 方不失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