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龚琳娜在《歌手》登台。
虽是补位歌手，以一曲
《小河淌水》力压刘欢
，获当期歌手排名第一。
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
也有人说，是冲破天灵盖的天籁之音。
多年前，龚琳娜刚准备翻唱这首老歌，愁于以哪种方式开唱，夜半推门出去散步找灵感。
行至深林，眼前皎月洒下一地碎光，温柔、恬静，
仿佛“小河淌水”就在眼前。
后来爱人老锣编曲，龚琳娜以美声演唱，一音一符，都渗透着“民族”二字。
她和老锣对音乐都有献祭般的执念。
龚琳娜曾问老锣：“如果我不是一个好歌手，你还爱我吗？”
老锣：“我不知道。”
他们相遇、相知、相伴，皆源于音乐上的惺惺相惜。
他们就是伯牙子期，
如果没有音乐，一切都不会开始。
以前龚琳娜撕不掉“雷人”标签，现在她越来越多人和老锣一样，认可她是个好歌手。
可她这一路上，走得太孤独了。
她来自贵州一个普通家庭，母亲是衬衫厂一名职员。
囿于年代限制，错过了声乐学习，和当歌手的梦想擦肩而过。
她把缺憾不遗余力地补给了女儿，让
龚琳娜早早接受专业声乐训练。
5岁登台表演，7岁进入艺术团当上台柱子，全国巡演。
12岁，走出贵阳看世界，随中国少儿艺术团赴法演出
。
天性使然，第一次登台就没让母亲失望，一看见底下那么多观众，她唱得比平时训练还稳。
龚琳娜是人来疯，也只有强烈的表现欲才端得起这碗饭。
那时的龚琳娜隐隐约约有预感，
日后要指着唱歌而活。
1992年，
读艺校的她写信给北京音乐学院附中
，毛遂自荐。
然而，每年2500元的学费，于龚家而言是天文数字，素来支持她唱歌的母亲也打了退堂鼓。
“贵阳太小了，限制发展。”
龚琳娜坚持要去北京，哭着又写了一封信
“给自己申请免费名额”
。
小小年纪，胆识过人，履历更是优异，附中最终录取了这位远方的小姑娘。
到京后，来不及大展拳脚，
先因水土不服，起了一身的红疙瘩
。中药、西药求个遍，不见好。
那年她17岁，独自在异乡，因为梦想，吃尽了苦头，也不回头。
病假请了大半年后，她才恢复健康，能去学校照常上课。
这时，老师才惊讶地发现，
班里原来还有一位贵州孩子。
龚琳娜跟人交流很少，她说话有口音，一张口，常惹得全班哄笑。
但这不妨碍她努力，来北京不就为了好好唱歌吗。
每个学校都流传些莫须有的鬼故事，附中在恭王府里，更是各种迷信传闻满天飞，女孩们天黑决不出去。
只有龚琳娜，一个初来乍到的小个子女孩，普通话都说不标准，
天天摸黑起床练声。
后来，碰到老校长在门口练剑，她也找来一把木剑，跟校长学习。
那时，她就有些与众不同。
彼时的老锣，在上海组建了一支乐队，叫高山流水，用的乐器是扬琴、二胡、笙。
曲高和寡，寂寞冷清，不久后乐队解散老锣讪讪回了德国。
二人遥遥相隔，命运看似不会有交叉。
附中毕业时，
龚琳娜以年级第一的佳绩保送北京音乐学院。
她老师杜斌曾说：“其实龚琳娜在学校的天赋很平常，但是，她特别用功，也会钻营，这个孩子知道自己要什么。”
“钻营”让人联想到“投机取巧”“贪图小利”，而放在她身上，不是贬义。
彼时最火的宋祖英、董文华，家喻户晓，龚琳娜就把他们的磁带翻来覆去听。
怎么唱才会火？她走入了这个迷思
。
初期，她的确顺着一条坦途在接近前辈的大火之路，不过越走越惶惑。
刚毕业，她参加青歌赛，凭借一曲
《斑竹泪》拿了民族唱法专业组银奖。
那年和她一同参赛的还有
谭晶、王宏伟
，名誉在短期内的确带来了她梦寐以求的簇拥和认可。
接踵而至的晚会、商演邀约，龚琳娜心慌不已。
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手里的全部家当就是学校里教的那些，所谓千人一声。
她比别的同学并没有优秀多少，
只是运气更好进入了中央民族乐团，
有了每月200块钱的固定工资。
因而，每回登台前她都担心自己分量不够。
后来，假唱越来越多，她日渐麻木。
上台根本不用唱歌，对嘴型表演就行。于歌手而言，演技比唱功还要略重一筹。
她眼睁睁看着自己毕业两年，从一个青涩、有坚持的歌手，成为奔波在不同城市、不同舞台
假唱捞钱的机器
。
摆在眼前的是，工作十年的前辈仍旧重复着和她一样的工作。
未来一眼望到底，令人不寒而栗。
2002年的一次演出，打破了她心里的自洽。
不同于晚会登台后，面对黑压压一片人潮。
这次演出安排在白天，能够看清一张张期待的、热情的脸。
龚琳娜身着华服，走在舞台上，边对口型，边和现场上万名观众互动。
蓦然间，她觉得自己真恶心，硬着头皮把这场戏演完，回到酒店，趴在床上大哭一场。
5岁第一次上电视时，她额头上贴着时代特色的小红点，一字一顿地说：
“我有一个愿望，长大当一名歌手。”
如今27岁，科班出身，国内顶级艺术团台柱，她突然觉得自己亵渎了理想，根本不配称“歌手”。
对于假唱，当时的国内环境鲜有人提出异议。
说个讽刺的例子，就连
“3.15打假晚会”，也在假唱。
晚会导演先录原声，再让歌手现场对口型，以完成一场万无一失的表演。
届时，
舞台上不用摆放专业音乐设备，连麦都不通电
，歌手连歌词都不用背熟，表情到位，走个过场即可。
业内甚至给了个术语，叫
“活儿”
。
“活儿”不算假唱，因为先前录的是自己的声音。
业界约定俗成的强盗逻辑，从未有人质疑，而龚琳娜也被洗脑了好几年。
后来她在自传里写：
“我不喜欢假唱，这让我很不快乐
，但我没有办法向别人倾诉这些事情，因为没有人真正理解。”
她痛哭着觉醒的那个夏天，有一个人理解了，还发起一场“真唱运动”。
和多年前，他振臂一呼，工体台下山呼海啸不同，
这次崔健的呐喊微乎其微。
在糟糕的环境下，坚持真唱是要付出代价的。
她既然不愿意再假唱，往后几乎接不到大型活动了。
各大晚会上再也没有她的身影，于主流歌手而言，这样的遭遇无异于
封杀
。
老锣第二次回中国，四处寻找能合作的音乐家，意外碰到龚琳娜。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像两个遥远的音符碰在一起，无意间迸发出了美妙合奏。
“我们的音乐可交融在一起，这是从来没有体会过的。”
老锣的中文很差，有了音乐，两人交流几乎不存在障碍。
她做了第一件叛逆的事，加入老锣的“五行乐队”，随老锣回德国参加国际音乐节。
“没有豪华的演出服，没有伴奏带，没有假唱，却唱得很尽兴。”
龚琳娜在音乐节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连同老锣的爱意，一并将她征服。
音乐节后，在德国一处山间小木屋里，
老锣为龚琳娜创作了第一段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