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选·美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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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当魏松祥第一次踏上美国加州的土地时，他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怀疑是否错失了国内的机会，也没想到如今中国钱和中国人会在硅谷变得炙手可热，甚至成为了被争抢或提防的对象。
而今，对这个人到中年的连续创业者来说，每次短暂的回国都意味着大量新信息和新思想的涌入。在上海的一个下午，魏松祥就约了三场见面。前两场都在不知不觉中聊得超时了，他连咖啡都来不及喝，背起挎包，匆匆赶去赴下一个约。
从90年代的中关村，到互联网泡沫下的硅谷，再到后来的“野蛮生长”和中美竞争，他时常复盘人生的一次次选择，想抓住下一个风口，“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事情”。
以下是他的口述：
讲述者：魏松祥 某通讯区块链公司联合创始人
我在1998年去了美国，还算运气不错，但回想我的人生，总觉得留在国内可以做得更大。举个例子吧，我在1992年做的输入法就已经有搜狗输入法那么厉害了。我一般做什么事情从来不后悔，但我经常会复盘自己的选择：假如不去美国会怎么样？做这件事，或者不做那件事会怎么样？
1994年的中关村。视觉中国 图
1989年，我从绍兴嵊县考到了清华，报的是电机系。那时家里很穷，我想，电机系搞的应该就是日常的用电，跟家用电器有关，就选了那个。
一去学校就发现上当了，电机系跟家用电器半毛关系都没有，学的是输电、发电机。我觉得那技术在80年代之后就已经很成熟了，能创新的地方不多，感到很无聊。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根本不懂计算机是啥。但在清华，我们第一年就开始上电脑课，当时用的还是FORTRAN语言，代码都印在纸上。我上了一节课就发现，自己对这个很感兴趣。
以前我们都不能随便去机房上电脑，我就想尽办法到机房去学。那时没有互联网，操作系统还是DOS的。本专业的东西我都没怎么学，每学期的前期基本都不去上课，就算坐在教室里也是在看别的书，快到考试时赶紧复习一遍就能应付过去，成绩中上水平还是有的。
那是在1991、1992年，因为家里穷，我要去挣钱，就到中关村打工。其实那时还不会写代码，但不知天高地厚地应聘去了。人家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其实我也不太会。但好在当时中国的电脑书基本都是清华出版社出的，学校里有个书店，我就天天泡在那里看书，各种书都看，大概知道个意思，就去写代码。都是自学，哪有像现在这么多学习机会，也没什么正儿八经的企业。
但那时机会确实很多，挣钱很容易，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能挣钱。别说我们IT行业，什么行业都是这样。1992年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工资大概也就一两百块钱，我们把Windows汉化了，一套软件就卖1200块钱。我一下子就从我们班上最穷的人变成我们系最富的人了。所以说知识改变命运，是真的。
我身边没什么人学编程。清华的很多人只要家里条件不是太差，就不会干这个。我们大部分同学当时就在考托福、考GRE，一个班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出国留学，主要是美国。还有一部分没被国外录取的就进了外企。愿意创业的几乎没有，去创业都是生活逼的。但要是真敢去闯，那时遍地都是机会，因为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清华人脑子也不差，做什么事都能挣到钱。
在清华的最后一整年，我都在做毕业设计。当时老师带我们去宝钢，我负责写代码，检测电机上的一个东西。做完毕业设计后，它就作为产品给宝钢用。后来我1998年去美国了，2004年回国时，我有一个留校的同学问我源代码还在吗，说我们的程序要升级一下。我当时就懵了，10年过去了，天晓得代码在哪里。同学说，我们那个程序还跑着呢。所以我们当时的毕业设计做得非常漂亮。
2012年，美国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继2000年网络泡沫以来首次突破3000点。视觉中国 图
1995年的时候，一个叫WebEx的公司的创始人朱敏来北京招人，清华的一个老师把我介绍给他。朱敏提了一个当时很难的问题，但正好是我的强项，我几秒钟就给他讲完了。他就说，你跟我去美国吧。
那时我没想去美国，觉得在北京挺好的。所以他给了我一笔钱，让我在北京找十几个人组建团队，做一些开发，后来它们就变成了WebEx的产品原型，在美国融到资了。可是网速太慢了，拨号上网，文件都传不出去，大家觉得协同效率有点低，还是想办法把团队从中国搬去了美国。
我们就像蚂蚁搬家一样，一个一个到美国去了，好多人都办不出H1签证（工作签证），拿着B1/B2（旅游/商务）签证出去了。我好不容易拿了一个H1签证，在1998年把北京办公室关掉，最后一个去了美国。
那家公司后来发展得非常好。一方面，我们这帮人写代码能力确实强，写操作系统的底层代码都很厉害，写出来的程序功能比较先进，性能也好，老美的公司写代码能力不行。另一方面，我们首创了SaaS的租用模式，以前的模式是卖软件，改成租用以后用户成本降低了。我们业务发展得快，哗地一下起来，2000年就上市了。
1998年的时候，华人在硅谷的地位还非常低，中国大陆的企业家是融不到资的。当时的华人分成两类，大陆/内地人和港台人。美国的香港人比较少，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基本就是台湾人，他们60-70年代就去了美国，最早从事IT行业，有一些积累。当年我们去创业的华人，向主流融资非常难。所以后来有了清华TEEC基金，说是要第一个支持清华校友创业。
那时环境比较纯粹吧，出来创业的少，不像现在机会这么多——创业的人一多，心态就会感觉浮起来一点。但在1998年，反正也没啥创业机会，我们比较天真，工资也不高，就乐呵呵地在那里写代码。
我们身边有一大批人都受到了美国互联网泡沫的影响。WebEx有几个同事在1999年泡沫顶峰的时候离职了，加入电子商务公司，那时股票可能是300美元一股，迅速涨到500美元一股。大家都羡慕说，他们要赚大钱了。
但泡沫一破，股价迅速从500美元变成50美元，再变成1美元，然后公司就倒了。所以大部分人最后发现没挣到钱，因为股票在他们想套现时已经跌没了。很多人开始重新找工作，在2001年左右的那段时间，找工作是非常困难的。
但我们WebEx走了一条反路。我们在2000年7月上市，正好赶在泡沫还没完全破掉之前。但上市后业务反而变好了，因为我们做的是网络会议，泡沫破了以后，很多公司都没有了出差预算，只能改成远程会议。同样，紧接着后来发生了9·11事件，大家都不敢出差了，我们的业务又上去了。
如今，教育信息化正在中国越发普及。视觉中国 图
到了2004年的时候，WebEx的规模已经做得非常大了，甚至在美国变成了一个动词，远程开会就叫“WebEx一下”。在这个成熟的体系下，对我们这些搞技术而不是搞管理的人来说，后续的新内容很少，不会一直有技术上的重大创新。我们的地位是没问题的——大家都挺尊重我们这些最早的员工，但我们总感觉无聊，所以就商量自己干一把试试看。
我想到以前自己在中关村一家叫科利华的公司做过，我们那个年代搞教育的都知道，曾是很牛的一家公司，是中国最早做教育信息化的，像在学校普及电脑，帮老师印考卷、备课之类的。所以我就跟合作伙伴说，回国做教育吧。
其实当时回国的原因很朴素，就是因为觉得我们的工作经验可以应用到教育上，而中国教育市场我最了解，没怎么想就回国去干了。而且当时我的孩子正好一岁，自己又挣了点钱，所以不用考虑太多孩子的因素。我10月离职，花了两个星期东转西转，然后就把整个家搬回中国了。特别快，换到现在就觉得不太可能了。
回国第一年闷头开发产品，没什么问题。但到第二年产品开始走向市场的时候，就发现哪条路都走不通，因为我们不接地气，内部管理完全就不行，产品卖不动，竞争力不行，就是束手无策的感觉。
我老婆跟我说，你根本就不应该出国，出国一趟以后就变傻了。傻在哪里呢？比如把中国的公司想象成美国一样的来管理，却不适应中国文化。像硅谷的工作方式很自由，不用打卡，但到国内，不打卡肯定完蛋，一开始员工可能是9点一刻过来，然后就变成9点半、9点三刻。像硅谷股权激励的方式、对市场的认知、对客户关系的认知等等，到国内也有很大的问题。
还有很典型的是，美国的网站都很简洁，但中国的网站却密密麻麻写满了东西，设计得太简单就挣不到钱。所以我们刚从美国回来时就想把产品设计得简洁，但这些都是坑，浪费了时间。
那是我最苦恼的一段时期，花了三年时间，我才慢慢进入了状态，到2008年初就豁然开朗。后来几次创业，我一上来就把什么都搞成中国特色的。
但在硅谷我还是学到了一些经验。一是做事专业，分到每个人头上的事，大家都做得很到位。我觉得国内相对浮躁一点，这种专业的精神还比较欠缺。二是硅谷比较讲究做产品、做技术，而国内是以市场为主导的。在美国，以市场为主可以起家，但持续以市场来支撑就完了。我们当年在硅谷，就是很底层的一堆“土人”，但就是因为产品和技术做得牛，把老美的竞争对手全都干趴下了。我们刚回国时想得比较纯粹，就交了许多学费。
在硅谷把价值观搞正了也有好处。国内企业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我们之前有两个竞争对手内部因为利益分配出了问题，就有一批人来投奔了我，因为觉得我们不会搞一些乱七八糟的事，这样我们销售的实力就一下子强了很多。把产品的销售模式全部本土化以后，一切突然就都通了。
2010年的时候，我们把整个公司卖给了华为，当时华为看我们技术比较好、团队也不错，做的软件和他们的硬件有互补性，谈着谈着就变成收购了。其实我有点后悔——当时我们在教育口已经有垄断性的地位了，掌握了各个学校的信息，如果放到现在，可能值好几十亿美元。我经常说，如果这个公司留着不卖掉，那就远远不止一个独角兽的规模了。
但我不能去后悔，不然人生就很没意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