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六岁的我：
你好啊。
我有个大我九岁的哥哥，昨天开车离开北京，去海边了。他恨北京，但是又怕冷，所以冬天像熊一样宅在北京的暖气里，暖气一停，海棠花一开，他就逃离北京，去山东的海边杀掉一年里的其他时间。就像他习惯性地恨北京一样，他习惯性地打压我，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总强调我不如这个人、不如那个人，在世俗的标准里我似乎比这些人牛屄了之后，他又会强调一切到最后都是无意义，无论从宇宙还是佛法的角度看，我们都如恒河沙一样平淡无奇。昨天，我给他饯行，他没喝酒，他平生第一次没打压我，说了如下的话：“老弟啊，我不是打击你啊，其实人和人都差不多，谁能比谁强多少啊？但是，极其个别的人，后天遭遇了绝大多数人没遭遇的事儿，还万幸地活了下来，就成了所谓的天才。所以，天才不是天生的，天才是后天的偶然。比如我一个同学，失手把三岁的儿子从三楼摔了出去，儿子竟然没死没伤，之后看什么事物都是0和1的组合，后来他儿子就成了顶尖的电脑黑客。我回想你的成长，你五岁那年生了场大病，甲肝、高烧、胆道蛔虫剧痛，差点没死掉，活过来之后，你脑子坏掉了，还有啊，十岁那年夏天，下雨，你不赶着回家，在槐树下坐着，看中学的女生放学往家赶，雷劈下来，槐树死了，你没死，你脑子进一步坏掉了。所以，从今天起，我承认你与众不同，是个后天形成的天才。”
我今年的生日很快就要到了，我很快就要四十六岁了。我被我哥哥的话提醒，回看我被雷劈的前半生，我如果在二十六岁时遥想四十六岁，我会如何勾勒这二十年的日子？我很有可能会留在协和医院妇产科，每天六点起床，七点查房，九点上手术或者出门诊，中午或许能睡一下下，下午再上手术或者泡图书馆，晚饭或许能喝一点酒，酒后想想某个美丽的护士或者某个美丽的病人，某些局部的细节或者整体的感觉，多数时候也就是想想，少数时候想得难受了，就写写。我手臂小肌肉群能力出众，这二十年里应该做了不少台很好的手术，让不少妇女延长了生命，但是这些人中的小一半会在手术后的五年内死去，战胜不了卵巢癌的大数规律。我比较鸡贼，这二十年里应该能选好合适的科研角度，在《中华医学》、《中华妇产科学》等中华系列杂志发表二十篇以上的文章，如果运气好，或许还能有一两篇发在《Nature》或者《Science》上。在二十六岁之后的二十年里，我应该可以升教授，但是协和妇产科有六十个比我更资深的教授，所以我没有一丝可能做妇科主任或者副主任。
实际发生的是，我二十七岁协和医科大学毕业，马上就去美国念商学院了，出来进了麦肯锡，靠想明白、说清楚商业上的复杂问题挣钱吃饭，一干小十年，后来去了一家央企，先负责战略，做了六家上市公司的董事，后来创建了亚洲最大的医疗集团。四十三岁后辞职，全职做医疗投资，至今。这二十年里，每周八十小时的工作并没有成功抑制住我的表达欲，压榨睡眠和假期，周末写杂文，春节年假写小说，大酒吐完写诗歌，大概两年成一本书，至今为止，出了六本长篇小说、两本短篇小说集、三本杂文集、一本创作诗集、一本翻译诗集。我哥哥有一次喝多了说：“其实哈，你在文学上的运气超级好，你看哈，你写十五岁到三十岁的半自传《北京三部曲》，拍成了影视，很多青春期的学生会读、很多想了解北京的人会读。你酒后乱写的《怪力乱神三部曲》，《不二》成了卖得最好的繁体中文小说，你还没被佛教徒打死，你真鸡贼，你怎么不写伊斯兰教或者基督教呢。过去十年，你短篇小说也卖了好几个电影改编权，你杂文集一直就在你瞧不起的机场书店里卖着，你还创立了超简诗派，每年一到三月，有自来水的地方就有人提到’春风十里不如你’，多少诗人写了一辈子一个字也留不下来啊，你还淫译了《飞鸟集》，创造了在二十一世纪诗集被禁的光荣历史。其实哈，你想想，你还想干嘛？多寿招辱，你现在死掉，相当完美。”
我想了一下，我哥哥说的对，我心目中的文字英雄，多数没活到我现在这个岁数。卡夫卡，四十一岁死了，劳伦斯，四十四岁，王小波，四十五岁，凯鲁亚克，四十七岁，卡佛，五十岁。一个日本朋友送了我一张巨大的纸，纸的大标题是二十一世纪，下面密密麻麻地列了从2001年到2100年的每一天。他想用这张纸劝我的是，珍惜光阴，努力奋进。我在这张纸的面前站了一阵，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一个事实，在这密密麻麻的日期里面，必然有一天是我在人世的最后一天。我想到的是：
第一，绝不在无聊的人和事儿上浪费时间，哪怕一天。
第二，继续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推进医疗的进步，缓解人类肉身的苦。
第三，呼吸不止，写作不止，老老实实地放开写，能写多少算多少，看看还能写出多少人性的黑暗与光明，缓解自己和他人内心的苦。
第四，少见些人，多读些书。见人太耗神，做幕前工作我蠢笨如猪，在书里和写作里，我游得像一条鱼。
活着活着就老了，活着活着就挂了。天亮了，睁开眼，又赚了，希望二十年后能看到你。不一。
冯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