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人口方面的因素,再看印度软件行业,其优势主要体现在外包服务上,主要是给欧美的大IT公司进行软件代工,虽然年产值上百亿美元,但是这跟我国早期贸易工厂一样是属于打工仔,没有独立的软件产业或者信息软件的产业。印度本土却极少出现优秀的互联网公司,近年来的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名单一直被中美企业承包,现在中国的马云去了,马云似乎成了印度的救世主。
贸易和海外投资方面,2016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FDI)飙升40%,创纪录地达到近2000亿美元,印度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444.5亿美元。2016年,中印贸易总额为700.8亿美元,但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了465.6亿美元。
在制造业方面,印度当前制造业总体占比24%左右,不及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的30%到40%左右。莫迪虽然在“印度制造”的框架下明确列出了汽车、电器、通讯、电力等十几个重点扶植的产业,在这个提振制造业爬坡的过程中,中国是完全可以提供产业技术资本经验的,中国可以对接印度的制造业、加工业、建设方面的项目,这是我们的优势。
此外,印度内部严重的土地私有化是城镇化建设的最大障碍。
刘友法谈到:“2012年我去印度的时候,印度全国的高速公路是187公里,当时从新德里到泰姬陵路段正在拆迁,但是之后整整拆了3年没有拆完,2015年还没有开始建。为什么呢?因为印度的土地是私有制,土地碎片化严重,比如你讲这个山头是爷爷的,爷爷有四个儿子,給他们一人分了一面;到第三代,每个儿子各有四个孙子,这山又被分成了十六面。你去谈判用地的时候,爷爷同意了,儿子估计没同意,孙子又得说,这地是我的,你得跟我谈,就这样无界限的资产继承让你没法谈。”
谈及印度的交通路况,刘友法唏嘘不已,“因此在印度的城市不难看见,城市街道中间的马路遇到一个小庙,你得给它留着,有一棵神树,你得留着,有一个钉子户,如果钉子户不动,旁边即便是山是湖泊,他不让你,你通不过去,不能强拆,也是真的没办法,这就是民主给改革执行的一个控制。”
刘友法表示。“这种经济的悬殊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和增速的方面,更是文化、产业结构等软实力方面的问题,给他100年也不一定追得上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