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颜！国宝御瓷流落海外成为国耻，内地藏家又以高溢价重金拍回，到底值不值？

今天介绍的是一件日本回流的清瓷瑰宝——康熙青花“圣主得贤臣颂”笔筒。清末重臣那桐曾将其作为国礼携往日本，2018年出现在拍卖会上由中国收藏家重金拍回。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林业强先生通过对拍卖会上出现的两件由攻玉子执笔的青花《万寿尊赋》笔筒进行的深入研究，得出了万寿尊的制造年代并非以往认为的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时为庆贺皇帝六十大寿的万寿节而烧造之贡瓷之说，将之提早至康熙中期。

清康熙丁卯新秋（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

青花「李太白送魏万还王屋」笔筒  私人收藏

在康熙20年至30年，景德镇尤其盛行烧制以长篇诗词歌赋为题材的青花笔筒，文末屡见「攻玉子」落款，由此可知这是一位擅长在瓷器上书写长篇诗赋的书法家。据目前所能查到的公私收藏资料所见，落“攻玉子”款的纪年器未有晚于康熙30年（1691年）的。借用林先生的话说：

这两件记述了万寿尊烧制背景的「万寿尊赋」笔筒可谓是＂万寿尊的出生证明＂，也因此推断出万寿尊的制作年代当为康熙中期，即康熙20年至30年（1681-1691年）前后。

清康熙  青花「万寿尊赋」笔筒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康熙  青花「万寿尊赋」笔筒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正如「万寿尊赋」笔筒，这些极具文人雅趣的诗文青花笔筒有的在底部署有「大清康熙年制」款识，此次介绍的「圣主得贤臣颂」笔筒就是其中一例。

清康熙  青花釉里红「圣主得贤臣颂」笔筒

香港中汉2018年春拍

《圣主得贤臣颂》由西汉才子王褒歌颂汉宣帝所作，其中以写马写出善御者六辔在手，御良马，操纵自如比喻圣主得贤臣，侧面反映了汉宣帝得励精图治十分巧妙。大清江山初定时，康熙帝以文治天下，他深知汉文化对统治的重要性，所以重用汉臣，求贤若渴，圣主侍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俟明主以显明德。

这种用长篇诗文歌颂圣君能臣的笔筒，作为康熙官窑的佳作广为人知，除了北京故宫，在世界各地的收藏机构多有所藏。值得注意的是：

器物底部的「大清康熙年制」的六字楷书款，笔法遒劲，独树一帜,与康熙官窑的其他作品对比后发现，其写款风格与豇豆红（日本称为“桃花红”，英文为peach bloom）这一类的文房用品如出一辙。

清康熙  豇豆红八大码

这类文房以小口微撇的太白尊、曲线流畅优美的柳叶瓶、印盒及笔洗等八种器形为主，皆书六字官窑款，从款识的书写风格来看无疑出自同一人之手。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青花「圣主得贤臣颂」笔筒及豇豆红八大码等这些官窑款识苍劲挺拔的作品，系出自康熙中期臧应选任督陶官时，一位名叫刘源的艺术家之设计。

刘源能书善画，才华横溢，康熙臧窑烧制的瓷器多为其手创设计，其他御用的木器、漆器等器物亦多有他的参与。现藏于北京故宫的一方进献康熙帝的砚台上镌刻有「康熙十八年五月恭制·小臣刘源」，为清代砚中佳品。《清史稿》中关于刘源的记述毫不吝惜赞美之辞，“（刘源）呈瓷样式数百种，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刘源的作品集观赏性和实用性为一体，相得益彰，可称之为臧窑的代表佳器。

清康熙十八年五月  刘源进端石雕双龙纹砚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次介绍的笔筒与日本颇有渊源。这件笔筒附东瀛精制漆盖及木盒包装，盒盖内更有墨书题记「明治卅四年□□十九日，清国钦差专使大臣那桐□□献上，四个之内」。由此可知，此笔筒晚清时期曾作为国礼被携往日本。

清康熙  青花釉里红「圣主得贤臣颂」笔筒包装及题签

香港中汉2018年春拍

其实此器与义和团事件有着密切的关联。1900年，民众发起义和团起义后，西太后离京逃往西安。在此混乱动荡的时局中，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1862-1900年)惨遭杀害，酿成了中日两国间的外交风波。为了平息事态，清廷在次年7月派遣重臣那桐（1856-1925年）一行出使日本致歉，共计56日，期间的所见所闻在他的《东使日记》中所述甚详。

根据《东使日记》，那桐在日本滞留期间，除了给杉山彬扫墓，更拜谒了明治天皇、皇后以及东宫太子(之后的大正天皇)，分别赠送了官窑瓷器、玉器、漆器、青铜器及刺绣等国礼。此件「康熙青花圣主得贤臣颂笔筒」即为其中之一。

《那桐日记》上册  北京市档案馆编

新华出版社

据《东使日记》记载，那桐与日本皇族的会面是在光绪27年（明治34年）8月，这与盒盖内的墨书题记完全一致。此外，作为研究近代史的珍贵史料文献《东使日记》与那桐的其他时期的日记合为一书，前些年已经作为《那桐日记》结集出版。

这件承载了近代史沉浮动荡的笔筒，在颠沛流离多年之后，于2018年在香港的拍卖会上再次现身，并最终以600多万港币的高价落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