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突袭叙利亚，我们应如何理解中东？

撰文  |  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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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史》

作者：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 / 劳伦斯·戴维森

译者： 哈全安、刘志华

版本: 东方出版中心 2015年4月

可能是中国读者最容易找到的关于中东历史的系统梳理著作。英文版原题为《简明中东史》，“简”者，自不能指望将每一细节都交代的足够详尽。事实上，本书给人的观感更近似年鉴学派诞生之前的产物，其叙述逻辑是兰克式的：将层出不穷的权势斗争和扮演关键角色的强国的兴衰命运作为主线，为每一时段“归纳”出一个突出的主题，串联起上下数千年的事件。

但本书至少有一项足够突出的优点：它恰当地指出，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在本质上并非本地区固有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绵延演化而成的结果，而是少数黎凡特知识分子对 19 世纪后半叶“青年土耳其党”运动的自发模仿，从一开始就没有准备好要应对层出不穷的种族、宗教和地理斗争，日后无法形成统一的现代阿拉伯国家、亦无法赢得与重建的犹太国的军事竞争也就成为必然。站在这一角度，两位作者并不认为 1948 年之后的五次阿以战争构成现代中东政治史中的“真问题”。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反以”会周期性地被阿拉伯国家中的霸权觊觎者视为正当性来源，在此名义下发动以权势自助为目的的战争。权势的获取、过剩和崩塌才是永恒的法则：这实在是一种很兰克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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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The Fall of theOttoman Empi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作者： David Fromkin

本书的标题足够意味深长： 1920 年在巴黎郊外的赛夫勒镇缔结、主要由英法两国代表起草的对土耳其和平协议，看似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近东的军事行动，实则也释放出了昔日因旧式多民族帝国的存在而掩盖的民族、部落和家族歧异；自以为可以靠基于欧陆均势经验而创造的“委任管理”模式重新分割中近东的英法两国，很快就陷于这种层出不穷的歧异造就的冲突之中，从此再无和平可言。

某种意义上，本书所叙述的不仅是现代黎凡特国家诞生的前史，也是将近 100 年之后“阿拉伯之春”的预演。它残酷地断言：伟大的理念无法凭其自身而创造秩序；硬实力创造出的时局未必总是合乎公理甚至逻辑，但它首先确保了生存，而文化和社会的内在力量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段才能凸显其意义。那些曾经被广泛歌颂和浪漫化的情节：“阿拉伯的劳伦斯”，与骆驼和帐篷为伍的起义军，雄才大略的侯赛因兄弟……在本书中成为权势和命运左右下的不自由者，最终消失在层出不穷而永无休止的动荡和命运拨弄之中。

中东世界以外的观察者大约很难理解一些现实：今日的 “伊斯兰国”合并叙利亚与伊拉克的企图，源头正可以追溯到 阿拉伯大起义前夜建立 “新月沃土”统一国家的理想；而将伊拉克和叙利亚永久分成两个现代主权国家的那条边界线，竟是由两个很难称为专业人士 的殖民地官员在 1916 年草草决定。当 “民族自决”、“主权”、“国界”等概念被匆匆灌输给尚处于旧式帝国统治下的前现代部落时，以文明而理智的方式达成迅速重构秩序的目标根本成为奢望。讽刺的是，看上去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层级治理方案，在后来的历史中反而更契合本地区固有的民族分布和经济运行状况：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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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h Party: A History from Its Origins to 1966

作者： John F. Devlin

要理解 2011 年叙利亚内战爆发的深层动因，则须梳理自 1945 年独立以来的整个政治演化轨迹，而其中最无法绕过的便是阿拉伯社会主义及其在黎凡特地区的组织工具 —— 阿拉伯社会复兴党。

本书成书时间虽早，却是研究伊拉克和叙利亚复兴党体制的开创性著作之一。它精辟地指出：尽管由纳赛尔开创的阿拉伯 社会主义 模式具有超国家特征，但它所鼓吹的超党派层级代表制度、土地改革、经济国有化和带有军人政治色彩的威权体制本质上只适合单一权力中心。并且由于长期身处战争动员状态，组织弹性和冗余度显著不足。 1958 ～ 1961 年叙利亚与埃及合组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的失败教训显示：当纳赛尔模式横向扩展到第二个国家时， 原有的双重权力核心需要打散并重新凝聚，以形成新的平衡；但以一党 — 一人专权和单一中心控制型经济为特征的阿拉伯 社会主义 无法形成有效分权，自然也就无从达成跨国界、跨民族的结合。站在这一角度方能理解，尽管叙利亚与伊拉克在历史上有地理和情感纽带，在政治制度上同样聚集于阿拉伯社会复兴主义旗下，但永无可能合并为单一国家。而复兴党乃至其背后的纳赛尔主义在事实上的民族性特征，也为随后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分道扬镳甚至内部冲突埋下了伏笔。

4

《苏联人同阿拉伯人关系史话》

作者： 穆罕默德·哈·海卡尔

译者：星灿

版本: 新华出版社 1979年

海卡尔作为纳赛尔的多年密友和埃及宣传部门主管，到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为止一直是阿拉伯国家最高决策圈中的关键人物。本书与其说是一部苏联与中东阿拉伯国家关系史，不如说是一部四次中东战争的外交决策记。它分析了莫斯科希望借助军事和财政援助阿拉伯国家达到的政治目标，以及埃及通过 “搭车”这种外援获得的自由行动的空间。尤其意味深长的是第四次中东战争前萨达特总统的一系列决策过程，它明白地显示：尽管长期以来通过组建对以色列的战争同盟获得了乐观的国际声望和领导权的正当性，但一旦开罗当局希望卸脱无休止的财政负担，它便毫不犹豫地将战争本身作为对以色列的政治谈判的杠杆。埃及人很清楚无法获得一场压倒性胜利，但他们依旧利用懵懵懂懂的盟友和背后的金主来挑起战争，随后将局部胜利作为和以色列人进行政治谈判的工具。纳赛尔主义的时代结束了，以国界为单位的自助模式重新开始大行其道。

在本书中，叙利亚每每作为埃及忠诚但战斗力不佳的小伙伴角色出现。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也是被埃及和以色列的闪电式和平伤害最深的。尽管依旧保留了复兴党的名义以及对纳赛尔的尊敬，但在 1974 年之后，叙利亚在黎巴嫩的扩张已不再是为了作为整体的阿拉伯世界的利益，而仅仅是以本国的个体利益为至上。发生在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的性质和前四次已经截然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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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ad: The Struggle for the Middle East

作者： Patrick Seale

将本书与前述德夫林关于早期复兴党体制的专著结合起来看会相当有意思，因为它恰好回答了关于 “纳赛尔模式之后”的问题：若跨国界一体化方案无法实现，作为单一国家领导人的阿萨德又将如何治国理政？

希尔笔下的老阿萨德是冷酷而精明的现实主义者：他或许不擅长制订有前瞻性的游戏规则，但在适应和利用现状方面游刃有余。当阿拉伯社会主义风靡一时之际，他努力尝试在纳赛尔的旗帜下为叙利亚谋取利益；当作为整体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分崩离析之时，他比其他领导人更早接受了不可能从军事上摧毁以色列的现实，并谋划维持一定范围内的权势均衡；他深知叙利亚在文化和经济传统上对黎巴嫩的依赖，因此将出兵占领这个邻国作为对冲以色列权势的关键举措；他与莫斯科维持了稳固的友谊，同时定期试探美国在中东的意图，从中寻找共同点。他的全部政治智慧都体现在维持生存的能力上，但也因此变得目光短浅、缺少长期规划。

在 1990 年，帕特里克 · 希尔还来不及细想 “后阿萨德时代的叙利亚”这个话题。但和“后俾斯麦时代的德国”一样，稍往深处想，便可窥见巨大的不确定性：倘若老阿萨德的继承者 不具备他那灵活权变的手腕，事情将如何收梢？对短期战略和即时反应能力的依赖，真的可以抵御社会深层正在酝酿的变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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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ward to Tartary:

Travels in the Balkans, theMiddle East, and the Caucasus Paperback

作者： Robert D. Kaplan

罗伯特·卡普兰是近年来在中文世界颇受欢迎的地理政治学者和国际事务分析家。公允论之，作为非学院派出身的旅行观察家，他在地理政治理论方面的见解并未超出固有的窠臼，在预测中美关系、朝鲜半岛局势等热点问题的走向时也多次出现偏差。比较起来，卡普兰的强项并不是剖析复杂的大概念、大问题，而是对那些他曾多次行走和近距离观察过的地区提出洞见。实际上，这也是他的几部成名著作的共同点 —— 在 “ 冷战 ” 结束前后，对全世界权势构成最不稳定、碎片化态势最严重的地区做实地走访，推断其未来前途。

《东进鞑靼之地》中的行走始于巴尔干半岛，终于俄罗斯西部的高加索，正是冷战期间两极对抗的最前沿。意识形态壁垒崩溃之后，一度被尘封在 19 世纪的 “民族”、“宗教”等旧概念再度崛起，成为新的正当性来源，并引起了前所未见的激烈对抗和冲突。作为此行的中间一站，叙利亚同样无法免俗。卡普兰看到了一个埋藏着内部危机的虚弱国家：大部分正当的政治参与和表达渠道遭到封锁，威权统治的成本日益高昂，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的大批出走使得政权更迭之后无法迅速形成新的、稳定的政治秩序。当然，卡普兰在对这个问题的预测上又一次出现了误判：在他眼中，阿萨德政权至少比萨达姆来得开明可亲，叙利亚古老的文化传统和在欧洲的世界主义者群体似乎可以为后阿萨德时代探索一条新的出路。而对宗教力量在组织和动员民众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他也未必估计不足。卡普兰曾预测叙利亚的未来比伊拉克相对乐观，他当然错了：至少，巴格达当局还拥有石油美元这只“现金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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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RIA:Descent Into the Abyss

作者： RobertFisk, Patrick Cockburn and Kim Sengupta

由记者撰写的国际报道往往容易陷入两类误区：一是因为缺乏整体视野和必要的权力观，将报道变成了耸人听闻的经历和近似小说的曲折情节的混合体，却忽视了追问此种经历为何会在此时此地发生；二是由于与报道对象接触的时间过长，在情感上过于沉溺，遗忘了任何一种人都可能具备行为和逻辑上的不合理性。

而由罗伯特·费斯克领衔的这组现场报道的合集，至少相对努力地避免了这两项缺陷。作为资深中东事务记者，费斯克在前往叙利亚之前曾长期游走于以色列、黎巴嫩和伊拉克，具备了充分的比较视角。作为同样自内战和教派冲突中逐步恢复过来的两个邻国，黎巴嫩和伊拉克为叙利亚提供了两种镜像：前者是相对积极的，后者是消极、但持续时间相对较短的。而费斯克等人在报道中一直在暗暗地解答三个国家的差异性问题：为何叙利亚内战的规模和时长没有像黎巴嫩和伊拉克一般获得控制？在可能的重建过程中，叙利亚将遭遇与这两个国家相同或不同的哪些问题？探索 “陷入深渊”的道路，同时也是在为“走出深渊”规划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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