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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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之后的世界，有组织的恐怖袭击固然可怕，但近年来在欧洲发生的多起独狼式也是让人防不胜防。2016年，在法国尼斯和德国慕尼黑接连发生了两起恐怖袭击，一时间人心惶惶，慌张的情绪蔓延到了整个欧洲，不少政府都宣布要加强安保，控制难民的涌入。这些恐慌情绪也进一步促进了欧洲极右翼势力在欧洲的滋长。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独狼式袭击是如今才发生的吗？
历史的发生看似偶然，其实不然。在2004年11月2日，荷兰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袭击案。这一当时看似不起眼的历史事件，和现在欧洲接二连三的独狼式袭击有什么深层的联系？一位具有欧洲背景的学者兼记者Ian Buruma在当时袭击案发生之后，回到了他的祖国荷兰，对于这样一件当时被欧美大多数媒体忽略的事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调查的结果，正是对于今日欧洲困局预言式的警告。
2004年11月，荷兰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凶杀案。一个26岁的摩洛哥裔荷兰公民，在公共场合枪杀了阿姆斯特丹当地出名的反宗教主播兼纪录片导演。现代荷兰是以它的开放、包容、安全出名的。因为那次袭击，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恐慌，过了很久才缓过来。
但是当时那起事件，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受到很多关注。我们可以想想看，2004年当中，世界上都有什么新闻比较受到关注？亚洲禽流感蔓延，香港和中国大陆都疲于应对；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事件被曝光，布什政府公开道歉；欧盟大规模扩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区域经济体和自由贸易区。就在荷兰这个案件发生后的9天，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去世，巴以冲突出现一些好的转机。12月26日，就是圣诞节后第一天，印尼海啸发生，才四五天事件，遇难人数就上身到了8万，震惊了全世界。面对那么多新闻，荷兰这个只死了一个人的袭击事件，看起来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也难怪没有什么人在意到它的发生。
但是，这时候，有一个人对这起事件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他就是我们在开头提到的Ian Buruma。
Buruma本人，一半英国血统，一半荷兰血统，生于荷兰，长于荷兰。23岁的时候，他觉得荷兰实在太无聊，开始游学。在日本，他学了历史、中国文学、日本电影。八十年代，他以一名记者的身份在整个亚洲游历、报道。现在，他是纽约巴德学院的教授，同时给纽约时报、纽约客这些知名的报纸杂志写专栏文章。
2004年恐袭发生后，Buruma敏感地察觉到，欧洲这片生他养他的大陆，正在隐隐地发生一些很重要的改变，而这些改变所造成的社会影响现在才刚刚开始不久。作为一个荷兰人，而且是一个资深的记者，一听到这个故事，他决定回到荷兰，深入调查这个被主流媒体忽视的事件。
我们知道，一个看似单独发生的事件，背后的社会原因不一定那么简单。Buruma正是从一个案件入手，从一个看起来偶然的、个别的事件，去理解他的祖国荷兰正在发生的深层变化。于是，在这个调查当中，他试着去还原杀手、被害者以及社会上其他人对这个事件的看法，从而看到当时欧洲社会正在酝酿的矛盾。
这起恐袭事件过程大致如下：2004年11月2日，一个叫做西奥·梵高的荷兰导演，像阿姆斯特丹大多数人一样，骑着自行车去上班。一个叫做布耶里的摩洛哥裔荷兰青年，在半路上等着梵高经过。梵高先是被一枪射中，倒下之后又被射了几次，还被隔断了脖子。他的胸口上被一把小刀插上了一个小字条。
这个事件中主要牵涉了三个主要人物：西奥·梵高、穆罕穆德·布耶里和阿雅·阿里。我们一个个来看人物的社会背景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西奥·梵高（Theo Van Gogh） 出生在一个海牙郊区的富裕家庭。他的父亲做的是情报工作，母亲是有社会主义背景的作家。梵高从小就十分叛逆，还和小伙伴们一起做过挑战当时主流的底下色情小杂志。后来，他到阿姆斯特丹，想要做一个纪录片导演，拍了一部主人和奴隶有关的电影，可是电影拍得很暴力，结局是奴隶把主人的一个眼睛打瞎了。他讨厌宗教，不论是伊斯兰教、天主教还是犹太教，都没能逃过他的雷达。
在刚才故事中没出现的但却对这个事件有推动作用的关键人物，叫做阿雅·阿里（Ayaan Ali）。阿雅出生在索马里，年轻的时候受到穆斯林兄弟会的感召，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穆斯林。后来，家里给她安排婚礼，对象是她的远房亲戚，她不愿意，就逃到了荷兰。在荷兰，她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成为了一名高调的政客。
一方面，她反对之前的家庭和宗教带给她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她也不喜欢荷兰自由主义派的那种态度。她认为，那种强调文化相对性的包容是一种政治正确性的表现，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两相结合，她宣称自己要成为一个伊斯兰教当中伏尔泰式的人物，开始非常尖锐地批判伊斯兰教当中的一些教义。
之后，阿雅找到了梵高，想跟他合作拍纪录片。梵高很开心，觉得正中下怀。于是阿雅就写了一个10分钟的纪录片脚本，叫做《屈服》（Submission）。 电影的内容是几个戴着头巾的女人，几乎全裸。阿雅在剧本当中，把古兰经上她认为与压迫女性有关的内容，用投影机，投影到她们的身体上。
在介绍了梵高和阿雅的立场和背景之后，作者的着力点放在了穆罕穆德·布耶里（Mohammed Bouyeri）身上。
可能一想到独狼式恐袭，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青年。但是，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布耶里，摩洛哥裔荷兰人。作为第二代移民，他出生在阿姆斯特丹，但是他的父母来自摩洛哥的一个小山村。从摩洛哥当地的历史来看，他不是正宗的阿拉伯人，他的祖先是柏柏尔人（Berber）。
伯伯尔人指的是西北非洲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现在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突尼斯和马里。在漫长的历史当中，他们有过许多不同的名称，而且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名字。英文当中把他们叫做Berber，其实是拉丁语中“野蛮人”（Barbari）的一种变体。在英法殖民扩张时期，这种称呼成为了他们的代名词。现在，人类学家普遍认为，他们民族成分复杂，一部分是从地中海往南迁移的欧洲人，另一部分是从撒哈拉往北的游牧民族。
布耶里在阿姆斯特丹南部郊区一个穆斯林聚居区长大，和大多数第二代移民没什么两样。而且，他就像大部分荷兰人一样，喝啤酒，交女朋友，看上去非常正常。 布耶里受过不错的教育，在学校里读书很勤奋，也很外向，他的老师同学都觉得他应该属于能混到荷兰主流社会的那种二代移民。
但是，慢慢地，事情就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了。布耶里一直都很热心公益，做了好几件有益社区发展的项目，都干得非常用心。可是那些项目进行得很不顺利。他一个月要定期接触的荷兰人大部分是福利国家的政府官员，有一些人负责给这些北非穆斯林移民发生活补助，有些人负责做登记工作。他开始问自己：为什么明明出生在荷兰，身份证上也是荷兰国籍，可他还有身边的朋友们、家人们跟其他荷兰公民受到的待遇不一样？他们为什么要靠纳税人的救济过着低人一等的日子？为什么他这么努力学习工作，却始终受到隐性歧视，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
这些经历让布耶里开始思考自己到底是谁，从哪里来，他的根在哪里，信仰又是什么。他开始慢慢变得自闭，有意无意地在网上搜索一些跟信仰相关的东西。很不巧，2001年之后，以塔利班为首的恐怖组织很擅长利用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像布耶里这样的年轻人。
压死骆驼的往往是最后一根稻草，对布耶里来说，他母亲的去世就是这根稻草。在各种机缘巧合下，布耶里的思想开始变得极端。他开始仇恨整个西方社会，尤其是在西方社会当中以开放著称的荷兰。在一个警察吸大麻、红灯区合法的社会中，他觉得到处充满了不尊重他的异教徒，而他的义务就是消灭他们。这时候，在公共媒体上公开反对宗教的梵高和阿雅，就成了他的首要对象。
2004年袭击事件之后，很多荷兰人觉得特别震惊。有人觉得布耶里可能是精神出了问题，但从整个过程来看，在刺杀梵高以前，布耶里冷静地做过地形调查，手段残忍而冷静，完事之后也没想要逃掉，而是留了字条，冷静地离开。一个目击者忍不住对他喊道：“不行，你不能那么做。”布耶里停下了脚步，回到：“不，我可以，这样你们这些人才会知道未来可能发生什么。”
这些听上去极像在电影里的镜头，真实地发生在现实世界当中。2015年，震惊全球的法国查理周刊事件，从本质上来说，几乎和2004年荷兰发生的这个时期一模一样。实施独狼式袭击的都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二代移民，而受到袭击的则是把宗教当作搞笑或者嘲讽对象的公众人物。其中的原因，难道只是政客常说的大量难民涌入导致社会混乱吗？
布耶里、梵高和阿雅的故事揭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西方政治生态。二十一世纪初的荷兰，看似高枕无忧，其实不然。据估计，当时荷兰10％左右的人口是第一代移民，这些移民当中大多数都是土耳其和苏里南人。所谓苏里南人，基本上指的是当时荷兰殖民地占领的南美苏里南这块殖民地上的居民，他们很多都是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的后裔。这些移民在移民到荷兰以前，因为荷兰殖民统治的原因，很多人都讲荷兰语，所以到了荷兰之后比较容易融入当地社会。而那些土耳其裔的移民，闷声发财，默默过着自己相对富裕的小日子。相比之下，摩洛哥移民，尤其是以布耶里和他父母为代表的伯伯尔人，就挪到了移民生态链的底层，成为了实质上的二等公民，甚至是二等公民中的低等公民。
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当时的布什政府向恐怖主义宣战，并将伊拉克等多个国家列入“邪恶轴心国”（Axis of Evil）。2003年3月20日，美国宣布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暗中支持恐怖份子。借着这个理由，英美军队为主的联合部队，绕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单方面启动了对伊拉克发动的军事战争。伊拉克战争一开始，他们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和地面行动，命名为“斩首行动”和震慑行动。布什当时对着美国发表讲话，表示这场战争会速战速决。2003年4月15日，美军宣布，伊拉克战争的主要军事行动结束，联军“已控制了伊拉克全境”。但后来的历史表明，那才是真正伊拉克战争的开始。之后的故事不必多说，大家也是非常熟悉了。伊拉克战争留下的巨大政治真空，为更加极端的Daesh组织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在美国为首的反恐战争、荷兰社会内部的矛盾以及极端组织的三重夹击下，布耶里这样的年轻人几乎无处安身立命。在书中，Buruma用外科医生般的精准和克制，讲述了一个充满悲剧意味的预言式故事。平地无端，便不会起惊雷。一件在当时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事，正如一道闪电或是一个惊雷，恰是风雨前的警示。如果发生这些问题的社会，长期忽略这些警示背后的深层原因，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就会造成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恐怖袭击越来越频繁，欧洲各国疲于应对，却一直治标不治本。恐慌和误解的背后，欠缺的正是反思和正视自我的力量。
参考书目
Buruma, I. (2014). Murder in Amsterdam. Atlantic Book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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