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津涛
近年来，有关王阳明的书籍大量出版，掀起一阵“阳明热”。在这些书中，作者为说明王阳明的海外影响，往往会称“阳明学是明治维新原动力”，并举东乡平八郎的例子，说他随身带有一块印章，上刻“平生俯首拜阳明”。那么，阳明学在日本真的如此重要吗？
阳明学和明治维新的关系，
出自近代一些日本人的虚构
日本最早的王阳明研究者，是17世纪的中江藤树。当时幕府推崇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在日本的影响有限。一直到19世纪，闭关锁国被打破，一些日本人思考落后原因时，才开始排斥程朱理学，转而将注重行动的王阳明学说作为一种思想资源。①
明治维新中的重要人物，如吉田松阴、西乡隆盛及高杉晋作等，都曾阅读王阳明著作。在此风气下，出生较晚的东乡平八郎，读过一些王阳明的著作，自然不足为奇。
但要说东乡平八郎等人对“阳明学”有多少研究和崇拜，那就有违历史事实了。
所谓“阳明学”，作为日本的一个学术名词，迟至19世纪末，才正式出现。其代表人物是德富苏峰、三宅雪岭等几个媒体人。
对于他们倡导阳明学的原因，日本著名学者荻生茂博曾有论述：
“为了批判政府的表皮式的欧化政策而由德富苏峰、三宅雪岭、陆羯南等人倡导的作为‘国民道德’的阳明学，
和那个前近代阳明学完全两码事
，是所谓旧瓶装新酒的近代思想。”
因此，近代阳明学只是：
“（日本）近代民族主义者将自己当时的实践理想投影于历史而制造出来的命题。”
②
略言之，明治时期兴起的近代阳明学，和此前日本儒学学者对王阳明心学的研究，没有直接的关系。
德富苏峰等人为了推广他们的阳明学，刻意将之同明治维新相联系。
1883年，三宅雪岭出版《王阳明》一书，通过列举西乡隆盛、高杉晋作等曾学习王阳明学说的例子，首次在阳明学和明治维新间建立了联系。
他说：
“在幕府藩制衰颓的同时，学术也随之拘束弛废。维新时挺身而出的人，大多都修阳明良知学。”③
又如，井上哲次郎
1910年
在《阳明学》杂志发表文章，说
“通过学习阳明学而具有素养的人有这样的风尚，即必欲付诸行动，必努力在社会上作一番事业……大盐平八郎谋反，西乡隆盛也谋反……大抵以阳明学为基础要做一番事业时，或杀身成仁或必付诸实践，阳明学者都死得不寻常。”
经过阳明学倡导者发挥，终于形成“阳明学是明治维新原动力”的观点。任教于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的学者邓红，曾想撰文反驳这一观点，结果发现：
“除了本文提到过的三宅雪岭、德富苏峰、高濑武次郎以及井上哲次郎的一些间接性论证之外，只有 1915 年桑原天泉的 《明治维新と阳明学》和1965 年安冈正笃的《明治维新と阳明学》 之类的社会启蒙通俗读物论述过。
包括日本史、东洋史乃至中国哲学史在内的日本学术界从来没有人正式论述过这个问题，日本的大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上也没有类似说法。
”④
此外，同时在中日两国任教（复旦大学教授、日本关西大学客座教授）的吴震，也曾指出：
“所谓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这类‘神话’的制造者，或可追溯至三宅雪岭的《王阳明》，明治二十年代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随着阳明学运动的兴起，阳明学与明治维新被直接划上等号的说法开始大行其道。然而，
这种观点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观点，毋宁是一种带有‘近代性’的‘政治言说’。
”⑤
简言之，将阳明学视为明治维新的推动力，仅是少数人的看法。这种看法，并未被日本学术界普遍接受。
图：王阳明像
国人一度深信，
阳明学推动日本走向富强
三宅雪岭等人倡导阳明学，并将之同明治维新相联系时，正是中国人留学日本的高峰期。人们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事情，三宅雪岭等人的观点遂被中国革新人士接受并广为传播⑥，譬如：
1、梁启超说，“遂成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
1902年，梁启超在《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一文中说，
“吾国之主学，唯心派也。苟学此而有得者，则其人必发强刚毅，而任事必加勇猛，观明末儒者之风节可见也。本朝二百余年，斯学销沉，而其支流超度东海，遂成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心学者，是宗教之最上乘也。”
2、孙中山说，“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
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给留学生演讲时说，
“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故皆具有独立尚武的精神，以成拯救四千五百万人于水火中之大功。”
3、蒋介石说，日本“能够实践我国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
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时，开始接触阳明学，直至1950年，他还在演讲中说，
“甲午以前，日本还是一个积弱不堪的国家……为什么日本能够发展这样快呢？这就是因为日本一般国民不但信奉他大和魂武士道的精神，并且能够实践我国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所以他在明治维新之后，亦能接受西方的物质文明，迎头赶上与列强并驾齐驱。”
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等人肯定阳明学对明治维新的影响，实与三宅雪岭、德富苏峰等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意图相同，即借王阳明学说之名，宣扬个人政治理念。⑦中日两国大众不明此中原委，就将“阳明学是明治维新原动力”的说法信以为真了。
图：东乡平八郎
所谓“一生低首拜阳明”，
也曾安在伊藤博文、西乡隆盛身上
在考察了近代日本阳明学的产生背景，及其在中国的传播路经后，我们再来看东乡平八郎的故事。
东乡平八郎是日本海军名将，曾率军在对马海战中击败俄国海军，确立了日本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在不同传说中，他腰牌上的七个字也不同，有的人说是“一生低首拜阳明”，也有人说是“一生伏首拜阳明”或“一生俯首拜阳明”。
1、1905年，同盟会员萧鸿钧说，东乡平八郎有一“一生低首拜阳明”印章。
目前能找到的，最早提及这七个字的书，是萧鸿钧1905年编纂的《日本政俗简要》。萧鸿钧是同盟会员，编书意在“使乡僻老幼识世界之进步，悟己国之可危”。他在书中说：
“日俄之战，以小岛胜雄国，其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即得力于阳明之学者……印章云：一生低首拜阳明，可知其志矣。”
萧鸿钧在东京编纂此书。可见早在日俄战争后不久，即已有东乡平八郎和阳明学的故事流传于世。
图：萧鸿钧，《日本政俗简要》，1905年初版
2、1912年，诗人黄光说，伊藤博文刻有印章“一生低首拜阳明”。
1912年，温州诗人黄光在诗中写道：
“岛民学派师中夏，小印高华具古情。不信请君看红篆，一生低首拜阳明。”
在诗句下，他自己做注说：
“日本学派近趋阳明。伊藤博文印章刻末句四字，以示崇拜。”⑧
黄光曾在光绪年间游历日本，参加过同盟会的活动。他在日本听说“一生低首拜阳明”故事的版本和萧鸿钧完全不同，主人公由东乡平八郎变成了伊藤博文。
3、1918年，日本学者在书中说，“日本军人有一生低首拜阳明之语”。
日本人桑木严翼等著，1918年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记忆力增进法：名家实验》一书中提到：
“今人皆知阳明之学振兴日本，故日本军人有一生低首拜阳明之语。”⑨
在这本来自日本的书中，作者仅笼统地说，日本军人曾流传“一生低首拜阳明”的话，既没有说具体是谁，也没有说刻在印章或腰牌上。
图：日本人桑木严翼等著《记忆力增进法：名家实验》， 乐天修养馆，1918年
4、1923年，晚清使臣陈矩说，“西乡大将等多有佩一生低首拜阳明印章者”。
1923年，贵州修文县重修王阳明祠，曾在晚清随黎庶昌出使日本的陈矩写了一篇碑记，其中提到：
“盖王学传于东海日出之乡，莫不精究良知之理，知行合一之用。其后一战胜俄。西乡大将等多有佩一生低首拜阳明印章者，乃感文成之教能保其国，厥功伟矣！”⑨
在陈矩的碑文中，“一生低首拜阳明”七个字有了具体的主人，但不是东乡平八郎，而是“西乡大将等”。西乡是指西乡隆盛，这里用“西乡大将等”，指明治维新的参与者们。
结合萧鸿钧、黄光两人的见闻来看，在20世纪初，日本应确有“一生低首拜阳明”七字流传，但这话究竟为谁所说，无法确定。
这话最大可能是出自三宅雪岭等阳明学倡导者，他们或许出于宣传目的，将“一生低首拜阳明”的话安在维新元老身上，后来以讹传讹，有了伊藤博文、西乡隆盛、东乡平八郎等不同版本。
5、1927年，上海大家族的家庭讨论会中，也曾言及东乡平八郎信奉阳明学的故事。
及至1927年，中华书局所出的《聂氏家庭集益会记录》中，才见到这个东乡平八郎故事在今天的版本。聂家人在家庭讨论会上，认为参与明治维新的元老们：
“大都受阳明学之陶冶者，孔子之学，沦丧于中土，而日本用之以强其国。东乡海军大将者，中日、日俄两役之赫赫立功者也。尝铸一章曰：一生低首拜阳明，可想见其儒家之风度。”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