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浪财经
“第十一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国际高峰论坛（2017）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会”于6月24日-25日在北京举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终身教授田国强出席并演讲。
田国强认为，即使抛开深化改革和治理等制度建设方面可能带来的红利，仅从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力等方面来看，中国潜在增长率潜并未大幅度下滑。那是什么导致了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如此大的差距呢？他认为一是要提高效率，使得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二是鼓励创新力，提高效益和激发生产力。
田国强称，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放缓主要是两种原因，一种是周期性，一种是结构性。在他看来，周期性原因不是造成中国实际增长率大幅度下滑的根本原因，而关键在于制度性因素。
据田国强分析，导致经济下滑有五层因素，分别是：要素驱动红利衰竭，政府主导动力枯竭，国企产能过剩挤压民营经济发展，政府施政过程中出现严重不作为，新常态理解的偏误。这些原因不但没有解决，有些甚至还恶化了。
田国强批评，“政府目标普遍缺失，不作为、慢作为严重。地方政府的官员很难做，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并且很多文件相互打架，一方面要求你搞生产，又要搞其他活动，仍然是跑项目，拿批文”。
他认为，上述五重原因可以进一步归纳为三个结构性失衡：经济结构的失衡、体制结构的失衡、治理结构的失衡。“如果这三个问题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只能是过去几十年当中，一如既往随着政策收紧而波动起伏。就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反复循环，没有没形成改革、发展、稳定、创新的综合改革的治理，发展逻辑和治理的逻辑都有较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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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主要是外部原因
2016年10月16日举行的“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表示，到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已经连续六年下滑，是1979年以来的第一次。而且下滑的压力还继续存在。但他表示，这种持续的下滑，更多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原因。
对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的原因，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内部的体制机制、增长模式、结构的问题所引起的。
所谓体制，是指国有企业的比重还太高，国有企业的效率不高；所谓机制，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作用的目标还没有完全落实，还有太多政府的干预；所谓增长模式，是指中国的投资比重太高，造成消费不增长，这种模式不可持续；所谓结构性的问题，是指需要去产能、去库存、降杠杆、降成本。
林毅夫表示，这些问题都存在是事实，对中国经济效率等肯定有影响，但并非中国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
林毅夫说，虽然中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10.6%，下滑到了2015年的6.9%。但和中国同样发展程度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在2010-2015年这段时间里，也都出现了下滑，而且很多国家的下滑幅度还大于中国。
比如巴西从2010年的7.5%，下滑到2015年的-3.8%。俄罗斯从2010年的4.5%，下滑到2015年的-3.7%。印度从2010年的10.3%，下滑到2015年的7.6%。
不仅仅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即使东亚地区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情况也类似。
比如新加坡的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15.2%下滑到2015年的5.92%。韩国从2010年的6.5%，下滑到2015年的2.6%。
“我们一般讲的中国内部的体制机制结构问题它是没有的，但它表现的形式跟我们完全一样。那唯一能解释的就是共同的外部性因素，周期性。”
其中一个原因，林毅夫说，是因为发达国家在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经济金融危机爆发最主要是欧美的家庭负债太高引起的。危机之后欧美家庭在收入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开始增加储蓄，导致需求非常少，所以消费增长非常慢。
也因此，国际贸易增速放慢，这也是出口大国经济大大放缓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根据WTO的数据，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增速明显放缓。从1990年~2008年，全球贸易增长平均增速是7%，到了2009年~2015年，降到了3%。尤其是从2012年开始，全球贸易已经连续四年增长低于3%。
2016年的形势依然不乐观。WTO预计2016年将与2015年持平，维持在2.8%的增速，也就意味着，全球贸易增速将连续5年低于3%
另外一个原因，林毅夫表示，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G20国家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持投资，启动经济。经过这些年，基本上这些投资和项目都完成了，但是国际经济还没有复苏，这种状况下民间投资积极性不高，如果没有政府采取财政政策支持的投资，那投资增长率肯定下滑。目前中国国内和其他国家经济体都是一样的。
“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肯定有大家关心的体制机制结构问题，但是过去这连续六年经济增长率下滑的主要原因，应该讲是外部性，周期性为主。”林毅夫说。
展望未来的中国经济，林毅夫说，外需确实不可乐观，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要更多的靠内需。并且中国确实也有不少体制机制结构的问题要改革，所以应该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前提之下，进行结构性改革。“我认为适度扩大总需求跟结构性改革并不是矛盾的，两个是相辅相成。”
中国经济中有很多短板，比如制造业有很多产能过剩，产能在中低端，中国的基础设施、城镇化需要进一步推进。因此需要投资来推动需求。但要强调的是，这些投资一定是补短板的投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之一。如果可以做到补短板的投资，去产能也会容易做。
“适度扩大积极财政政策去提供需求，用政府投资的钱来撬动民间投资，我们是有前景的。”林毅夫说。
一旦可以保持适度的投资增长，就能够创造就业，增加家庭收入，进而使得消费保持一个比较正常的增长。
“在这种状况下，我想实现‘十三五’规划所提出的6.5%以上的增长，只要我们政策到位，是完全有可能的。”林毅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