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此时，我正在一边对着电脑办公、一边舔嘴里的手术线头，如果牙齿和嘴唇配合得好，还能嚼一嚼那个偶尔会从嘴角支棱出来的线结，感受它奇特的柔韧口感。
从嘴角向内，刀口纵向延伸到牙龈底部，最后一个线结深埋在舌尖探不到的位置。
有时嚼得忘乎所以、扯痛了刀口
，我就赶紧缩紧嘴唇，咝咝地倒吸气。
这条蜈蚣似地趴在嘴里的刀口，是我人生第一次切除恶性肿瘤的纪念品。
大约2020年初，吃东西时我越来越频繁地咬到左颊的肉，一边痛得眼泪汪汪，一边感叹人类的咬合力不容小觑。不久后，
我的舌头就在那个被屡次误伤的位置舔到了一个小小的硬物，像一颗埋在皮下的黄豆
。由于四年前做过一次下唇唾液腺囊肿切除，门诊医生几针局麻、手起刀落，当晚我就撅着肿胀的嘴去看电影了。所以对于这次的“黄豆”，我信心满满地认为，要么是疱疹，要么是又一个唾液腺囊肿罢了。不急，夏天毕业回国再切。
到了六月，“黄豆”发生了一些变化，
鼓得更高、直径更大、摸起来更硬、活动性更差
，
形状也不那么圆滑了，有时甚至隐隐作痛，尤其在熬夜的时候，我嘴里会有明显而短暂的
撕扯和刺痛感
。四年前我曾作死咬破过唾液腺囊肿的表皮，这次长了教训，吃饭时小心躲开“黄豆”，它也没再作妖。八月回国结束隔离，我走进口腔科，对门诊医生说：“我来切一个唾液腺囊肿。”
出乎意料的是，医生拉开我的嘴角看了看，立刻建议我去口腔专科医院。现在回想起来，虽然医生建议转院的主要理由是“创口太大，门诊切不了”，但她已经谨慎地暗示了更坏的可能性：
不一定是唾液腺囊肿。
唾沫横飞的口腔专科医院防疫要求很高，我站在医院门外向保安解释了隔离、核酸、绿码、上一家医院就诊的一系列情况，保安很热心地跑进医院“帮忙问问”，出来时居然带着肿瘤科的护士长，后者还帮我带了一份科室排班表。我至今不知道他们怎样完成了这一套精准捕捉和推测，总之护士长听完我的描述，建议我先在激光整形外科门诊做切除，并且做好转诊肿瘤科的准备。
入境满28天后，我挂上了激光整形外科门诊的号。医生是个眉眼细腻的姐姐，和前一位医生一样谨慎，
“具体是什么要等切片结果
”。我放松地躺在牙椅上，一边咂巴嘴品尝刚才检查时留下的医用手套橡胶味，一边看她和两位小助手丁零当啷地准备手术器材。
一切都和四年前一样：涂进嘴里的口腔消毒、呛鼻子的面部消毒、寒光闪闪的麻醉针、只露出口鼻的蓝色盖脸布、肉被切开却不痛的怪异感觉、在唇齿间游走的唾液吸管……我视线向下，努力透过鼻子下方的布缝往外看，隐约看到白棉球进、红棉球出，随后激光枪biubiubiu打了一会儿，盖脸布就被揭开了。医生让我看了一眼装在不锈钢托盘里的“黄豆”（一颗平平无奇的肉球），吩咐下周来取病理检查的结果。
病理切片的照片是一片星星点点，下面附了一串我看不懂的指标，以及一个陌生的名词：
低度恶性腺源性癌
。
很难形容第一次看到这个拗口名字时的感受，
最有冲击力的当然是那个“癌”字
，我脑袋周围盘旋着一圈问号——低度？什么低度？恶性？居然是恶性？腺源性？哪条腺？唾液腺造反了？癌？我得癌症了？卧槽？！
拿着这张单薄的报告去找上周的门诊医生，走在医院长长的白色走廊上，我心情异常平静，想着“有病就治，治不好就算了”。医生看了报告，拖了一把凳子坐到我面前，谈话的氛围立刻严肃了起来，就像小时候老妈拖着椅子过来要跟我谈谈期末考一样。
“看到诊断结果了吗？”
“看到了。”
“别害怕，
虽然是恶性，但肿瘤很小，形状也比较规则
，保险起见——”医生一边说一边从桌上抓来纸笔，“你还是挂个肿瘤科的号，问问医生要不要再切一次。”
“再切一次？”
“
切干净。
”
递到我手里的纸上写了几个肿瘤科医生的姓名和坐诊时间。回到家，我冷静地斟酌了一下隐瞒的可行性，还是决定跟父母和男朋友说实话，而他们的第一句话不约而同都是“别害怕”。我看了看银行卡里的余额，决定把基金赎回。
肿瘤科的号不算难挂，我站在对应的诊位旁边探头探脑，主治医生的学生穿着一双白色的洞洞鞋呱唧呱唧地朝我走来，从我手上接过挂号条和病理报告，惊讶地抬头看了我一眼：“这么年轻……”
于是我又躺在了牙科椅上，医生和他的学生们围拢过来，轻轻翻开我尚未完全消肿的嘴角，一边调整头上的灯，一边念叨：“在哪儿呢……啊在这儿……哦，这么小啊！”
医生说：“虽然是个不好的东西，但好在肿瘤小、阳性细胞活性低。
再做一次扩大切除，也就是在原本的肿瘤周围再环切一圈；同时做一次修复，尽量不让外形受影响，毕竟挖掉了那么大一块肉。
回去等住院通知吧。”
等待住院的时间里，我拿出一个险些肄业的硕士的文献查阅能力找了一些相关论文，虽然绝大部分内容都看不懂，但好歹对这种疾病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预后良好，复发率不算低，存在淋巴转移的可能性，目前未有远处脏器转移病例。
某个工作日的上午突然接到住院部的电话，我赶紧请假、做核酸、收拾了一个鼓鼓囊囊的书包，然后踩着一双能走路能洗澡的拖鞋，高高兴兴地去医院报到了。
病房在医院大楼的高层，因为不想挤电梯，我毅然转向了旁边的楼梯间。住院部负责登记的护士看到我喘着大气走向她，大惊失色地挥舞着手里的写字板朝我迎来：“病人不能爬楼梯！”我说自己是嘴里的毛病，身上别的地方没事儿。护士坚决地一瞪：“那也不行！”
手术被安排在第二天下午。我的床位靠窗，窗户朝西，虽然晒但能看到北京郊区的山。晚餐是普通病号饭外加一个自带的红心火龙果，饭后又见到了主治医生——同时也是我的主刀医生——和他的学生们，做了术前谈话，中心思想依然是“别害怕”。我问医生为什么这种切口不大的手术需要做全麻，医生沉吟了一会儿：“还是会有点痛……”
第二天早晨要做几项术前检查，心电图和胸片都好说，但颌面部增强CT要求病人事先喝500毫升水。想起昨晚的禁水令，我赶紧找护士询问。护士一边夸我机智没有擅作主张喝水，一边往我床边的吊瓶架上挂了两袋葡萄糖。
在CT室门口签完知情同意书，医生把我领进室内，严肃地命令道：“一会儿千万别动。”
绿色造影剂通过皮下软管注入身体，我盖着防辐射的铅衣躺进机器，感觉像进了一颗星际旅行胶囊。机器旋转、发出咻咻声，体内的每个腔体似乎都神奇地开始发热，腹腔、胸腔、口腔……
我一边努力保持石化状态一边在内心真诚地赞美科学，咻咻声突然停了，室内音箱传出医生的喊话：“嘟嘴！腮帮子鼓起来！不然拍不清楚！“
于是鼓着腮帮子又拍了一次，口腔体积扩大，热得更炽烈了。拍完出门，立刻受到了在门外排排坐的其他病人的热烈欢迎——
“感觉怎么样啊？”
“难受吗？”
“你这胳膊上扎的什么呀，要打药吗？”
想与他们一一握手，一边握一边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同志们辛苦了。”
拿到CT结果，显示上次手术的部位有“异常增厚”，无论这块增厚是手术瘢痕还是其他，今天下午它都要离我而去了。我对着病房的顶灯审视自己的胶片，上面全是深深浅浅的蓝白色，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未真正认识过这副用了二十余年的皮囊。
手术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在复苏室里醒来时，天已经黑了。
因为刀口小，护士不建议用止痛泵，我在刀口的隐痛和鼻喉的干痛中半梦半醒，从床上坐起来，鼻血噼里啪啦地落到被子上。深夜总算可以喝水了，我吨吨吨喝了两杯医院食堂配的蛋白质饮料，后半夜沉沉睡去，连疼痛都被久旱逢甘霖的快乐冲淡了。24小时后，我撅着肿胀的嘴唇出院了。
消肿、拆线、瘢痕软化，到了一年后的今天，我触碰两个嘴角时，动过手术的左嘴角依然会传来奇特的微痒；用舌头舔舔，也能明显感觉到嘴角有一块增厚的肉，下方连着一条长长的疤。前后两位医生的技术之精湛令人叹服，主刀医生告诉我，门诊医生第一次就已经切得很干净了，而在接受了后续实施的
扩
大切除、邻位组织瓣转移修复
后，我的嘴形、脸型没有任何改变。
术后不需要放疗、化疗，但医生要求定期复查。
今年三月，我又做了一次颌面部增强CT，结果未见异常。
人生第一场癌症暂时落幕，但以现在的癌症发病率，我很可能在未来与癌症再次正面遭遇，并且不像这次这么幸运。即使已经做了心理准备，我依然无法保证自己能在面对下一份凶险的确诊报告时保持冷静。除了“该吃吃该喝喝，定期体检别熬夜”，我也做不了什么。但在当今的生活节奏下，能做到这寥寥几个字，就已经称得上是“生命的捍卫者”了。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和男友，赞美医护人员，赞美现代医学，赞美科技，赞美向死而生的、勇敢的人类。
余丹 |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口腔科 副主任医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