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曾经在《小城镇大问题》这本书中阐述了他的“小城镇思想”,而如今这真的成了一个大问题。现在的人都想到城市去,不管学历高低,打工也希望到发达的大城市,知识分子们就更希望到大城市发展。而费先生早有预言:“要使农村里面的知识分子不到大城市来,不解决小城镇问题就难以做到。”
城市化带来了很多的“大城市病”,比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在城乡一体化的社会转型过程如何重建价值观,以及在城乡协调发展中,如何让乡镇成为整个社会城乡一体的有机体和生态守护者,从而更好地融合发展?对此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张翼。
《人民周刊》：现在提出要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将人口分流到中小城市去。比如,北京要在2020年将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您认为要解决人口分流,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张翼：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来自市场。在十八大之前,哪些城市能够创造高收入的工作岗位,哪些城市就能够迎来不同层次人力资源的支持。因为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更具竞争力,所以,这些城市群人口迅速增长。
人口随资源走,这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越大的城市越易于提升自己的产业配置,也越易于在环保压力与科技进步拉力下加速后工业化进程,于是,学历越高的劳动力,也越易于在城市的扩张中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但城市既需要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同时也需要低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如果一个劳动力市场仅仅由本科以上的人所组成,我们就很难想象其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幅度,这对本地人口,尤其是对老年人口而言,绝对不是好消息,因为迅速上升的服务价格,是老年人无法负担的。对此,城市管理部门必须提升自己的治理城市现代化能力,那种单纯依靠行政力量疏解人口的做法基本都是失败的。
要解决人口集聚压力,最主要的问题是均衡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政府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降低大城市的抽水机效应。如果听任大城市继续拥有并强势发展优势资源,城市的抽水机力量就难以消解,政府的行政能力无法降低市场所形成的抽水机作用。大城市之所以越变越大,就是政府没有以资源配置引导劳动力流动,而总是希望以行政力量疏解人口,疏解的成本很大,但作用很小。有时候,超大城市也力图将自己的部分资源疏解出去,并希望藉此拉动相关产业与劳动力也随之流动出去,但如果疏解的是劣质资源而非优质资源(比如疏解缺少市场竞争力的资源,或者疏解短线或污染资源),则非但疏解不出相关劳动力人口,而且还会在“搞死相关产业的同时却留下了相关就业人口”。要知道,只有优质资源的流动才能拉动人口的流动。
《人民周刊》：现在农村有很多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虽然还是原来的那种亲缘、血缘的聚居,但生产方式已经不同了。青壮年都出来打工,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在城市安家落户,截至2017年3月底,中国已经形成了12个国家级城市群。过去农耕文明的社会结构已发生变化,面对目前的这种社会态势,农村与城市如何才能更好地融合发展?
张翼：
城市有两个功能,一是发展能力的辐射功能,一是抽取资金的抽水机功能。在传统教科书中,我们只注意到了辐射功能,但却没有深入研究抽取功能。正因为没有防止抽水机现象的发生,在城市辐射出高房价结果后,将城市周边农村或城乡接合部转变为“睡城”,将偏远地区农村转变为“空心村”,与此同时,也将农村与中小城市的人口与资本抽离了。费孝通先生原来指出的“小城镇大问题”,到现在真的成为大问题了。在农村的原有非农产业空壳化之后,中小城市也表现出了空壳化的趋势。中小城市建了很多住房、商业房,但却难以达到盈利的目的。如果没有富有竞争力的产业,城市的发展就缺少后劲。房租的价格虽然迅速上升,但由于房价增幅快于房租增幅,所以回报率只能越来越低。
农村的劳动力进入城市之后,农村留下了大批老龄人口。在2000年之前,还有一部分年轻的女性人口,但进入新世纪之后,种地的农民基本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农民,这些人的平均年龄越来越大,几乎每年都在提升老化速度。
农村的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变富的村委会干部,或者农村的“能人”,或者打工挣了钱的年轻人逐渐在县城或地区性中小城市购买了住房,他们越来越多地居住到了城市,农村正在逐渐转变为正式组织的权力真空地带,这会改变原有的治理结构。在村委会进城之后,种植大户和农企逐渐进入乡村,成为乡村道路、水渠、电线与网站的主要维护者,农企反倒成为服务乡村的主体。现在的村庄,老年农民、老年居民、不能进城的贫困户或者残疾人员等居住较多,但真正种地的农民在减少。乡村在出现老龄化与产业空壳化问题后,也出现了农村居民的非农化问题。当然,乡村的非农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件好事,中国的农村就是要经历这样的过程而最终终结传统农民,并在土地流转中催生新时代的职业农民,并藉此提升这部分人口的生活质量。
但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有些不能进城的农民还难以分享到这种市场引导的发展成果,所以,我们才需要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正因为如此,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发展或者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就必须解决好振兴谁、谁去振兴、如何振兴这样的难题。有些偏远农村的衰落与最终消失是必然的,但对于某些具有古文化保留价值的村落,或者有乡镇企业支持发展的村落,则可能会逐渐发展起来,在绿化发展中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乡村。在这种趋势中,政府的投入必须以农民为主体设计,乡村的振兴也需要以农民产业的振兴为支撑,没有这一点,就无法做到城乡融合发展。
随着楼市降温，房地产调控政策持续收紧，房地产市场发生转变。同时，我国为实现城镇居民“住有所居”目标，实行租购并举。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提出，从多个方面给予住房租赁市场政策支持，包括支持房企开展租房业务，鼓励住房租赁消费，完善公共租赁住房，支持租赁住房建设，从税收、金融、供地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这些政策利好使得知名房地产企业纷纷寻求转型，长租市场一时成为投资风口，还处于孵化期的长租企业成了各路资本追捧的投资目标，并衍生出了“资本公寓”。
机构化、品牌化和专业化的长租企业成长，本应是住房租赁市场去莠存良的体现。然而，“不差钱”的租房企业难以保持理性，政府监管尚未完全做好应对突然兴起的长租公寓市场的准备，问题一时集中暴露。有数据显示，北京、深圳等城市的房租同比上涨20%以上。为了提高市场占有率，长租企业在资本助力下抢占房源，对推高房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外，“资本公寓”也带来金融风险，一些长租公寓企业为了获得资本杠杆来争夺房源，引导甚至骗取租户进行租房分期贷款，这类金融产品不仅没有稳定产权担保，杠杆率也极高，存在较大风险。在资本的裹挟下，一旦长租公寓企业在租赁市场上形成垄断地位，房租上涨将更加难以约束。
对租房市场最敏感的人群是大城市的青年人口，特别是无户籍的流动人口。房租无节制上涨、租户权利无法保障不仅损害青年人口利益，更影响城市竞争力。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为2.44亿人，其中七成以上流向东部地区，半数以上流入中心城市。根据原国家卫计委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不足两成流动人口居住在自购住房里，除去雇主或企业单位提供的住宿，六成以上流动人口需要租房居住。在大城市，租房支出是生活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平均来看，流动人口家庭收入的12%用于租房，租房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24%。一线城市流动人口的房租收入比更高，北京、上海、深圳的流动人口家庭收入中用于租房的比例分别为18%、14%和15%，租房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分别高达36%、29%和28%。
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已经出现流动人口负增长，除去户籍制度收紧等政策因素，生活成本太高也是重要原因之一。2017年，北京、上海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9%和6.8%（扣除价格因素），这虽然能赶上GDP的增速，却追不上房租的增长率，住房压力变得越来越沉重。青年人口是大城市创造力的源泉，也是消费主力军，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城市保持活力的根本。房价高企已经削弱了年轻人长期居留意愿和城市归属感，莫让房租难以承受成为青年人逃离大城市的最终理由。
“资本”对于不完善的市场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促进市场主体快速成长，增强市场活力；也可能“横冲直撞”，扰乱市场秩序。住房市场是经济、民生的重要领域。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发展大中城市住房租赁市场，必须监管先行，才能拴住“资本”的缰绳，促进住房租赁市场健康、良性发展。
政府监管不仅要遏制恶意哄抬房租、骗取租房贷款的短期行为，更要建立系统性、有效性、符合市场规律、保障供求双方利益的长效机制。一方面，我国应该积极推动住房租赁管理条例立法工作，进一步规范租赁行为，保护当事人权益，明确各方权责利，为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另一方面，政府应当进一步推动公共租赁住房、廉租房及保障房建设，在住房供应方面把握主导权，防范资本在民生领域的垄断行为。
（作者：杨舸，系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爱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