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辉
1
冯亦代先生拿出几页史料，说：“这些留在我这里没用，你拿去，看看可以做什么文章。”
我细细翻阅，翻开封存多年的历史。
我吃惊地发现，这里面居然有戴望舒一封从未公开发表过的长信。过去熟悉的是他的《雨巷》，是他和施蛰存、叶灵凤、穆时英等在上海的文学活动。还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在沦陷后的香港曾因参加抗日的罪名被关押过，这样，他的诗歌中比较熟悉也就还有他的《狱中题壁》和《我用残损的手掌》。可是他的这封写于1946年2月的信，却在我面前露出了他的人生一角，它已被悠悠时光掩映多年。
这是一封辩白书，一次为澄清自己不是“附逆汉奸文人”而做出的努力。字里行间，他的心在落泪，他在用痛苦的声音呼喊。一封辩白书，就成了声情并茂、真切感人的文章。
戴望舒不是汉奸，早已成为定论。但是，当年如何发生对他的指控，他如何写出这封辩白书，从未见人提及过，在有关戴望舒的回忆文章、研究文章和传略中，这件事也一直是个空白。当年曾经极度困扰戴望舒的往事，难道就是沙滩上的脚印，风起浪涌之后便变得无踪无影了。
我试图找出事情的来龙去脉，找出与之有关的种种关联。于是，意外发现的“辩白书”，诱使我再次走进故纸堆，去倾听当年的风声雨声。而我的这篇文章，也就成了翻阅历史过程的记录。
2
冯亦代给我的这批材料中，有一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写给戴望舒的信。
一九四五年，抗战刚刚胜利，远在香港的戴望舒收到了设在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来信。这封信写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当时负责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日常工作的是担任总干事的老舍，戴望舒研究专家曾写道：“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戴望舒接到老舍来电，积极参加恢复香港文协的活动。”(见《戴望舒全集》)我不知“老舍来电”一说有无原件证明，但这封署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来信，显然与老舍有关。该信由毛笔书写，宣纸信笺，左下侧竖排印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红色字样，署名处盖有协会的大印。从笔迹看似非老舍亲笔，可能为总会的工作人员所写。
全信如下：
望舒先生：
接九月十一日由昆明转寄重庆航信，知道你从港战发生到最近的大概情形，我们感到愉快和安慰。这里特向你致送慰问。
在这次的神圣抗战中，汉奸如此之多，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本会已设立机构(“附逆文化人调查委员会”)，负调查文化汉奸之责。香港方面传闻甚多，本会一时难于判断。现经本会常会议决，请你和其他在港坚贞会员开始初步工作，调查附逆文化人罪行，并搜集证据。但暂勿公布姓名，一俟全国调查完竣，证据备齐，加以审查后，才来作一个总公布。
香港分会暂缓正式恢复，请先与会员举行谈话会或座谈会，磋商有关作家本身权益的初步工作。现在抗战结束，对像已无，本会正进行商讨改换名称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定议后当即公布。
港方情形，望能详细告知，并请将各会员之通讯处见示，同时将此信传观，并代致慰问之意。
如邮递无困难，所需文艺书刊，当随后寄来。专此即祝
文祺！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卅四年九月廿四日重庆(1945)
附来“附逆文化人调查表”一张，请照样印制分发各会员填写。
来自全国文抗的这封信，明确表明，在重庆的文抗同仁对戴望舒是充分信任的，不然不会对他委以重任，请他负责调查粤港地区文艺界附逆的情况。可是，他何曾料到，如此信任和重用，招来的却是意外一击。
3
戴望舒接到老舍方面的来信后，如何着手工作，暂时无法得知。不过，在风波到来之前的一九四六年一月，戴望舒在《新生日报》上发表了一组写于沦陷时期的诗：《狱中题壁》、《心愿》、《等待》《口号》等，其中，《狱中题壁》是他在一九四二年被关押在日本监狱时所作。借发表这些诗，他显然在向世人袒露自己当年内心的渴望，表达出迎来胜利的喜悦：
我守望着你们的脚步，
在熟稔的贫困和死亡间，
当你们再来，带着幸福，
会在泥土中看见我张大的眼。
——《等待》
然而，一双张大的眼，很快看到的却是一批文艺界同仁对他的指控。据他的辩白书所写，一九四六年在香港出版的《文艺生活》第二号的“来件二”中，有一批作家指控他是“附逆文人”。
在图书馆，我找到了这份杂志。
《文艺生活》(光复版)由设在桂林的文艺生活社发行，编辑人为司马文森、陈残云，编辑部设在广州西湖路九十八号，香港通讯处为干诺道中123号吕剑。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出版的第二号《文艺生活》上，就“惩治附逆文化人”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和材料。如先前在致戴望舒的信中所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此时已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该期《文艺生活》便发表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关于惩治附逆文化人的决定》。
关于惩治“附逆文化人”的决定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
对于惩治附逆文化人的决定
本会为严守忠奸之分，为民族雪耻，为人民申冤，特组织“附逆文化人调查委员会”，从各方面着手调查工作，业经呈政府备案。
1，附逆文化人定义：任伪文化官者；主编及出版伪书报杂志者；著述为伪方宣传之作品者；从事伪教育文化工作者；伪特务文化人员；在敌控制下文化事业机关中之工作者及其他不洁人物。
2，惩治办法：
一，公布姓名及其罪行。
二，拒绝其加入文协及其他文化团体。
三，将附逆文化人名单通知出版界拒绝为其出版书刊。
四，凡学校、报馆、杂志社，等等均拒绝其参加工作。
五，附印附逆文化人罪行录(姓名、著作、罪状)分发全国及海外文化团体。
六，呈请政府逮捕，由文化界推举代表参加公开审判。
配合这一《决定》，司马文森发表了《检举文艺汉奸》一文，其中这样写道：
对伪军的宽容，是中国抗战史上一大耻辱，我们现在不需要再有这个耻辱，宽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
文艺界对文艺汉奸的检举工作，已经在上海发动了，在西南，我们也不应落后，我们要号召文艺界，也来这样一个运动，“把他们在敌伪刊物发表的文章统计出来，把他们参加‘大东亚’会议的次数统计起来，把他们得到的奖金什么的都列举出来，以判定他们的罪状。
作为“附件二”发表的这份《留港粤文艺作家为检举戴望舒附敌向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重庆总会建议书》，令戴望舒目瞪口呆：
香港文抗协会答复戴望舒函之一
复函之二
文协理事诸先生：
前以香港收复，贵会根据某些私人不确实的报道，曾有委托戴望舒主持文协驻港通讯处之决定。窃以为戴望舒前在香港沦陷期间，与敌伪往来，已证据确凿(另见附件)。同人等不同意于前项之决定，因此联合建议，请贵会立即考虑下列两点：1，撤销文协驻港通讯处，另组筹备处，即行组织香港分会。2，文协及其会员，对于有通敌嫌疑之会员及其他文艺作家，应先由当地文艺界同人组织特种委员会，调查检举；在未得确实结论以前，不应与他们往来，如何之处，盼即迅速决定，赐复。 此顺颂
公安！
何家槐 黄药眠 怀湘 苏夫 周钢鸣 瞿白音 翰北屏 陈残云 章泯 吕剑 卢荻 林之春 刘思慕 严杰人 陈原 洪遒 周行 陈占元 周为 黄宁婴 司马文森
附件1 ：抄录民国卅三年一月廿八日伪东亚晚报所载《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成立二周年纪念东亚晚报征求文艺佳作》启事一则。(内“新选委员会”名单计有：……叶灵凤、戴望舒等)
附件2 ：伪文化刊物《南方文丛》第一辑一本。该刊于“昭和廿年八月十日发行”，载有周作人、陈季博、叶灵凤、黄鲁、罗拔高及敌作家火野苇平等之文字。
附件3 ：剪贴戴望舒作《跋山城雨景》一文。按《山城雨景》为罗拔高所作，罗即卢梦殊，在香港沦陷期间任伪《星岛日报》总编辑，曾赴东京“晋见”东条。该书在三十三年九月一日香港出版。
(本建议书连同附件，共四页及《南方文丛》一册。同人签名自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一日起始。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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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情形下，为什么粤港地区一批作家会把戴望舒作为“附逆文化人”的指控对象？这份有21人签名的建议书，如何产生？后来有何结果？
健在的当事人已不多。陈残云远在广州，且听说年衰已久，我不便打搅。好在我在北京先后找到了其中的诗人吕剑和学者、编辑家陈原两位先生。半个多世纪时光流逝，他们在生活中不知经历了多少波澜起伏和坎坷曲折，这就难怪，与戴望舒名节有关的这桩公案，在他们的记忆里早已变得模糊不清，甚至一开始几乎难以想起。
我与陈原先生熟悉，先打电话谈及此事，询问签名中的“陈原”是否是他。他说一时想不起来，可能不是他，因为，当时他在内地。几天后，我接到他的来信。信中说：
昨日电话交谈后，对那个“陈原”是否我，顿生疑窦。(陈原在上海，北京——你们报社——广州、重庆都有其人)，因为你电话告我有司马文森、何家槐等人，而这些人都是我熟悉的，从这方面推断，那个名字可能是我本人。我1945年由重庆经广西到广州，然后经香港去上海，1946年初抵达上海。在香港住在旅馆里三四天(等船)。莫非那几天见到这些人？我只记得在香港与新波(木刻家)见面，其余都记不得了。我也不记得给你提到的刊物(《文艺学习》？)写过东西。特告。
——1999年6月18日
随后，我给他寄去有关史料，他很快回信：
承赐有关戴望舒各件，谢谢。诗人的申辩信也读了，确实感人——看来那份控告信中的签名，是我本人无疑。但我已忘得一干二净。记得我1945年12月底到粤，一月初转香港福沪，在港留四五天，见到新波等人。附件系1946年1月1日签的——此时我可能在广州，或在香港。1948年12月我奉调香港，在文艺界集会上见到戴，都未提及此事，可能已妥善解决了。戴的第二任妻子(杨静)来京治病多次，我都见到，如果那时我知道此事，当会向她提及。(杨静去年已因癌病去世。)
—— 1999年6月29日
通过邵燕祥先生，我找到了重要当事人吕剑先生，我给他寄去了“建议书”的复印件。他当即回信，信中这样写道：
看了复印件，令我大吃一惊，没有想到，五十余年之前，竟留下了这样一份“历史文献”。
我既然在这封信上签了名，当时一定是看过此信及其附件的。但在我的记忆中，如今却已经没有一点有关它的踪迹了。那时，我在《华商报》主持副刊工作，诗人洪遒也从广州来到了香港，负责酝酿、筹组港粤文协分会的工作。有一次他告诉我，“戴望舒是汉奸”。至于谁向他提供的情况，我则不知道。此信如何在《文艺生活》上发表的，我也不记得了。戴望舒从来没有在文艺界同仁中露过面，我甚至以为他不在香港(或已回上海)。此信发表后，已不记得有何反映或做出什么结论。直到夏衍来港，知道了这一情况，表示“这样不妥”(此话也是好友洪遒告诉我的)，此事遂息。我估计，夏衍是当时党的文化界领导人，他持这种态度一定有其背景的，因此大家也就不再提及此事，不了了之了。从附件上看，戴望舒确与敌伪有关系，但其所涉深浅程度不悉，而夏衍如此对待，可能有他的道理。我没有看到他的申辩信，至少《华商报》和《文艺生活》等，当时是不会为他刊载的，他在别的报刊上刊载过没有，则不清楚了。又，在签名的人中“怀湘”是廖沫沙的笔名，“林之春”是高天的笔名。当时刘思慕(最初的文协分会负责人)任《华商报》总编，廖沫沙任副总编，高天任编辑部主任。至于陈原是否是“商务”的陈原，不清楚(估计是)，我没有和“商务”的陈原接触的印象(也许忘了)。另外还有一个陈占元，是否即北京的那位陈占元，亦不清楚。当时签名的人大都谢世，除我之外，陈残云尚在，住广东作协宿舍，年纪比我高。因多年没有联系，故不知其通信处，如能打听到，不妨向他探询一番。
——1999年6月22日
从两位当事人的回忆来看，戴望舒这封写给粤港作家的辩白信，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过，也没有在当事人中间私下传阅过。是没有寄出，还是如吕剑所说，夏衍很快进行了干涉，事情有了澄清，戴望舒便放弃了辩白。种种详情，不得而知，收藏这份珍贵史料的冯亦代，也难以想起。
如此看来，在当时周作人等“附逆文化人”陆续受审的情形下，本会引发起轰动全国的另一场著名作家“附逆”的风波，就这样转眼间云消雾散。那是一个局势迅疾变化的时代，每个人每日都在面对陌生新奇的世界。因此，像指控戴望舒为“附逆文化人”这样的事情，不再被人提及，甚至当事人也淡忘良久，便是情理之中之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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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望舒自己看来，他身处逆境，虽非英雄斗士，却从未一日“附逆”。他忍辱负重地生存下来，只是想看到敌人的灭亡，看到胜利的到来。如今，苦衷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是他真正的痛苦。
俗话说，愤怒出诗人。其实，痛苦同样出诗人。没有人们的指控，没有难以名状的痛苦，诗人戴望舒便不会写出这样一封于情于理感人肺腑的辩白书。
戴望舒手迹
我觉得横亘在我的处境以及诸君的理解之间的，是那日本占领地的黑暗和残酷。因为诸君是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而我却在魔爪下捱苦难的岁月。我曾经在这里坐过七星期的地牢，捱毒打，受饥饿，受尽残酷的苦刑(然而我并没有供出任何一个人)。我是到垂死的时候才被保释出来抬回家中的。从那里出来之后，我就失去一切的自由了。我的行动被追踪，记录，查考，我的生活是比俘虏更悲惨了。我不得离港是我被保释出来的条件，而我两次离港的企图也都失败了。在这个境遇之中，如果人家利用了我的姓名(如征文事)，我能够登报否认吗？如果敌人的爪牙要求我做一件事，而这件事又是无关国家民族的利害的(如写小说集跋事)，我能够断然拒绝吗？我不能脱离虎口，然而我却要活下去。我只在一切方法都没有了的时候，才开始写文章的(在香港沦陷后整整一年余，我还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诸君也了解这片苦心吗？)但是我没有写过一句危害国家民族的文字，就连和政治社会有关的文章，我在(疑为“再”——整理者)一个字都没有写过。我的抵抗只能是消极的，沉默的。我拒绝了参加敌人的文学者大会(当时同盟社的电讯，东京的杂志，都已登出了香港派我出席的消息了)，我两次拒绝了组织敌人授意的香港文化协会。我所能做到的，如此而已。也许我没有牺牲了生命来做一个例范是我的一个弱点，然而要活是人之常情，特别是生活下去看到敌人的灭亡的时候。对于一个被敌人奸污了的妇女，诸君有勇气指她是一个淫妇吗？对于一个被敌人拉去做劳工的劳动者，诸君有勇气指他是一个叛国贼吗？我的情况，和这两者有点类似，而我的苦痛却是更深沉。
这不是英雄的慷慨宣言，更非烈士就义前的振臂高喊。可是，它所具有的深沉与悲切，却有着另外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读这样的文字，不能不让人更为深切地体味他的《狱中题壁》、《等待》，体味他的《我用残损的手掌》。
把我遗忘在这里，让我见见
屈辱的极度，沉痛的界限，
做个证人，做你们的耳、你们的眼，
尤其做你们的心，受苦难，磨炼，
仿佛是大地的一块，让铁蹄蹂践，
仿佛是你们的一滴血，遗在你们后面。
——《等待》(二)
这些诗句写于一九四四年一月，胜利远未到来，戴望舒正处在阴影的笼罩之下。但其中的深沉情感，与后来的“辩白书”却是一以贯之的。将“辩白书”与他的诗参照阅读，能触摸到一颗滚烫的心。
非常自然，许多年后，当事人之一吕剑读到戴望舒这封本应早就公之于众的“辩白书”时，以诗人之心来体味其中的复杂情感。他坦爽承认，戴望舒的陈述是令人信服的：
戴望舒这封信，的确写得真切、沉痛，至为感人，而且令人信服。没有想到，他在香港沦陷期间，竟经历了这样一段苦难、残酷而又泾渭有分的人生。我前信说，“从附件上看，戴望舒确与敌伪有关，但其所涉深浅程度不悉”，读了他的解释，乃感到此事涣然冰解。看来夏公当时必有所了解，是有根据的。现在再读戴氏的《狱中题壁》一诗，其中的“祖国爱”，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理解了。
——1999年6月28日致李辉
我想，仅仅有吕剑的这些话，便可以告慰戴望舒当年被风声雨声困扰的灵魂了。
6
不过，仍有令人费解之处。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许多文化人都相继撤退到内地，戴望舒当时也有这种可能。可是，他为何未能同行？他为何滞留香港？ 一个难解的谜。
冯亦代提及，戴望舒留在香港，是根据潘汉年的指示，也就是说可以理解为他与叶灵凤一样，都在从事地下工作。但是，从事过地下工作的杜宣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对此说法表示置疑。他认为无此可能。我认为他的置疑有待考证。
研究者目前采取的说法，是基于徐迟的回忆。认为戴望舒不愿意离开香港，是舍不得他所珍爱的书。这些书是他从法国归来时带回的，从上海到香港，他一直带在身边。但这一理由仍不充分。戴望舒这种有着诗人性情的人，未必痴迷或愚钝到当战火蔓延生命危机之时，仍死死守着书本不放。于情于理，均难解释。
倒是在徐迟的文字中，我读出了另外的根由。徐迟在自传体长篇小说《江南小镇》中，描述了在香港刚刚沦陷时他所见到的戴望舒的状况：
还在林泉居住着的诗人，每天盘弄着他的藏书。不知他从哪里弄来的许多木箱子。今天搬过这一箱子来，打开，非常珍惜地捧出一叠叠的宝贝书来，拂拭它们。挑出一本来看了半天又把它放回去。半天过去了，又把箱子归还原处，长叹短吁一番，没精打采地想心思。明天搬出另一个木箱子来，打开，搬出一堆书，把它们放进另一个大木箱子里。一天天的就这样给书搬家。他是六神无主了。
我们则每天出去奔走，看能怎么走出香港，回到大陆去。我们约他一块儿走，他说：“我的书怎么办？”
“到内地再买！”我这样对望舒说。他苦笑笑。
我对能欣说，“看样子他不会走了。”能欣说：“不行，怎么也要劝他走，万万不能让他留下来。”
我跟他说了，他无词以对。也许他是在等丽娟到香港来吧，他是下不来面子的，不愿去上海企求丽娟的，他只好在这里等着事态的发展。
依我看，徐迟的最后这句话才道出了戴望舒滞留香港的苦衷。舍不得书只是一种外在表现。他“六神无主”，并不是对如何处理这些书感到棘手。局势突变，他能否与分居多日、如今仍在上海的妻子女儿重逢，这才是其内在的原因。
一个痴迷、敏感、固执的诗人的两难选择。
他留在了香港。从情感来说，他只能如此。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此。似乎非此即彼的区分或选择，却因渗透个人种种情感的因素而变得错综复杂起来。在历史大动荡之时，戴望舒面对着超出常人的难题：
一方面他对内兄穆时英成为汉奸嗤之以鼻，公开予以揭露并与之决裂；
另一方面他又苦苦爱恋穆丽娟，爱恋他们的女儿，承受妻子的误解与分居带来的痛苦。
诗人的心被撕裂了。
戴望舒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所写的日记(一九四一年七、八、九三月，载《戴望舒全集》)，颇能帮助我们了解他对穆丽娟的那种痴情，那种对重逢的企盼，而这可能是决定他滞留香港未到内地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
他写这些日记时，穆丽娟已与他分居，携女儿朵朵回到了上海。但戴望舒每天惦挂的是她们的生活，是如何尽量多、尽量快地给她们寄去生活费用。妻儿的身影挥之不去。无论在笔下，还是在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