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克” 这词吧，非要下定义挺难的。往窄了说，可以指一种音乐类别和这一类别的音乐人；往宽了说，所有刺儿头、混蛋和不服气的家伙都是朋克。往实了说，可以是已走过近五十年的内蕴丰富的历史文化；往虚了说，“操，我就不” 和 “操，我偏要”，就是朋克。
但无论怎么看，位于五道营胡同的 School 酒吧都可以说是北京最朋克的现场酒吧。
三十多年前开始玩摇滚，长年活跃在北京地下音乐现场的老炮儿王迪，熟悉北京几乎所有现在和曾经热闹过的演出场地。有一回，王迪在 School 门口看到店员一箱箱地往外拎空酒瓶，吃了一惊 —— School 居然有消费。要知道，几乎所有做不下去的地下现场酒吧，都死于无消费，即使现在经营着的其他 Livehouse，也难破 “场地无消费，火了旁边的羊肉串和小卖部瓶啤” 这一铁律。“School太奇怪了！”
在 School，演出的乐队和看演出的人都喝酒。有时演出还没开始，就有人跑门口吐。大部分时候人们不会在演出一结束就作鸟兽散，真酒局这会儿才刚开始。
朋克演出格外多，当然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朋克与酒从不分家。除此之外，School 老板刘耗和刘非，都是嗜酒朋克。刘耗是朋克乐队 Joyside 和赌鬼的贝斯手，刘非是朋克乐队人体蜈蚣主唱。如果你一进门，就看到酒吧老板和一圈哥们儿正玩命煞，怎么好意思不喝一个，只要喝了一杯，你就别想走。刘非说了：“我们是用命在干这事儿啊！”
如果顺着北京朋克发展历史往前捋，第一拨无疑是 “无聊军队”，刘耗所在的 Joyside 这一时期可以算是第二拨，再往后常常在 School 演出的年轻乐队，便是新的一拨。
王旭（左）和王迪（本文图片摄影均由小猴提供）
1997年左右，北京语言大学西面遍布脏串摊、发廊、小店铺，巷子深处，一家名叫嚎叫俱乐部的酒吧开业。那年王迪34，他走进嚎叫，发现一帮不到二十岁孩子的朋克演出，音乐粗糙却有力。他们完全不同于老一辈的摇滚乐队，显得直接、冲，年轻得无所顾忌。王迪从那时起开始和他们混在一起。
这些乐队是69、反光镜、脑浊、A-jerks 等一帮年轻朋克。两年后，王迪为这些掀起北京第一波朋克浪潮的乐队集结录制了专辑《无聊军队》。
王迪记得，2000左右，他到远在北五环的清河找这帮孩子玩。四周一片荒凉，遍地荒草，走了10分钟才看到一家马兰拉面，一人吃一碗拉面，特高兴。他们不工作，天天厮混在一起死磕乐队 —— 至于找一工作上班嘛，挺丢脸的。
“家在北京，朋友在北京，饿死挺难的，怎么都能活。”
刘耗
在他们之后，刘耗、边远、辛爽组成的 Joyside 乐队也住到了清河。
他和另一个乐队一块租房。六个人，一个月房租900块。起床就轮流排练，排到晚上就喝酒。每天晚上都有朋友来，兜里揣着三十多块钱，买一大堆啤酒，大家凑一块儿就着馅饼喝。那段时间乐队出歌特别多。到录第一张专辑时，他们一共排出三十多首歌，收录了17首，还有许多都忘了。
到2004、2005年，北京的朋克乐队多达三四十支，朋克网站、论坛如 “朋克俱乐部” 和 “朋克地带” 上聚集了一大帮朋克音乐爱好者。迷笛音乐节固定安排朋克舞台，还有许多 DIY 的地下杂志。2005年，刘耗帮蜜三刀的雷骏筹办第二届朋克音乐节。20块钱一张门票，一共卖出2000张。
王旭那会儿是 Skinhead 乐队 Life for drinking 主唱。他记得那两天，恨不得整个新街口都是让他一见就兴奋的皮衣、马丁靴、Mohawk 和光头。朋克们五六人一撮儿来，五六人一撮儿走，约在距离演出地一两公里的地方见面，一堆一堆地走，制造气势。
刘非
2009年，Joyside 解散。五六年间，在 D22 一场一场的 Joyside 演出和一顿顿大酒里，一帮年轻人聚集起来，因为酷爱最便宜的金酒，便自称为 “年轻帮” —— Gang of Gin。这一年许宸大四了，进入了年轻帮喝得 “没有明天” 的生活。
刘非和许宸都在其中。
刘非第一次看 Joyside 演出时就被震慑了，从没见过拎着整瓶金酒就上台的乐队。这个乐队几乎从没好好完成过演出，有一回，鼓手关铮打到一半就跑外面吐了几分钟。
后来刘耗在鼓楼东大街开了家古着店。下午五点，所有人自动聚齐，店门口支个桌子，开始吃饭喝酒，一直喝到第二天凌晨五点，扫大街的都扫了两圈。
喝到了2010年，刘耗和刘非琢磨，既然都这么爱喝，干脆开一酒吧，于是有了 School。
许宸
那年许宸大学毕业，按照家里安排做电路工程，先到太原，后去了武汉。他的工作就是个包工头，每天盯着工人布线，跟甲方和经理三方扯皮，陪人洗脚、斗地主。
他一个月只休息一周，每到那周，他就回到北京，直奔 School，和一帮朋友聚到一起喝得昏天黑地，把6000块钱工资造个精光。工作单位有个比他大十岁的项目经理，自己带施工队各地奔波接活。许宸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未来三十年的模样，感到十分恐慌。工作了两年，他就辞职回了北京。
民谣开始走进主流视野。地下音乐场景的风向偏向后摇，又转向嘻哈。大型的音乐节越办越多，却已经没有一个再设立朋克舞台。2011年之后，王旭已经很难再看到那种让他兴奋的朋克范儿特正的场面，现在的演出，台上台下的穿着打扮，都合理而不 “夸张”。
2011年，许宸创办了朋克厂牌 D.O.G，带乐队、出唱片、办演出。扎进自己喜欢的领域也要付出代价。有时他做音乐节统筹，一天能接上一百个电话，几天下来，一天现场都没看过，累得庆功宴都去不动，差点儿把喜欢的事给做成不喜欢了。
2014年，他办了第一届朋克之春音乐节，那是北京已格外少见的朋克盛况，一连四天，但赔了几万块钱。第二届，时间缩短到两天。今年的第三届，也不知能否收支平衡。现在，D.O.G 带着十二支年轻乐队。许宸的日常工作，就是催着他们录音、写歌、拍宣传照、巡演。
年轻的朋克乐队已经很不一样了。王旭觉得：“北京朋克队伍里，老队员都比较 ‘片儿汤’（北京话，形容人没正事，净干些没用的），后来的，越来越规矩”。但整个时代都变了，新队员如果还 “片儿汤”，就好像装的。
2015年，王旭和朋友们组建新的 Skinhead 乐队 SHAVE'N'SHUT。他2010年结了婚，第二年有了儿子，自己有一家家具店，卖丹麦1950年代的设计师家具。SHAVE'N'SHUT 绝大多数成员都结了婚，做乐队最重要的就是哥们儿在一块儿玩玩。王旭花一半时间陪家人，另一半，和哥们儿呆着，非常有谱儿。
Free Sex Shop 是年轻乐队中特别的一支，成员全是女孩儿。她们几乎都在刘耗的服装店做过导购，原本就是很亲近的朋友。几个姑娘每个人都会点乐器皮毛，有天开玩笑就说，正好组个乐队。第一次排练刘耗去了，看她们基础差得一塌糊涂，“1，2，3，4” 起来所有人各弹各的。过了一段时间，乐队排了三首翻唱，刘耗突然给她们安排了一次演出。她们硬着头皮集中排了五六首，完成了第一次演出。演完之后，大家认真起来，决定把乐队做下去。
崔洁
乐队里每个人都上班，工作挺努力。主唱崔洁是学服装设计的，在独立设计师品牌工作，每天坐班，即使前天喝得烂醉，第二天也一身酒气地坐在办公室里。工作之余坚持乐队非常累，但崔洁说：“朋克是不知疲倦的。”她们一周排练两三次，在同龄乐队中，算多的。前些年还好，这两年，大家的工作都步入正轨，协调时间简直太难，“你的生活里还有很多事，不会除了工作就没事干了。” 而乐队只是其中一件，“虽然是最重要也最好玩的。”
年轻乐队选择一种更有保障的生活，对自己负责，自己养活自己，也养乐队。现在，Free Sex Shop 可以靠乐队挣些钱 —— 够抵排练费。崔洁不打算把乐队当职业全职做，“如果把喜欢的事当工作，你为了挣钱肯定不得不做很多不喜欢的事儿，没法那么纯粹。”
再接下来，乐队还有可能面临乐队成员结婚生子的情况。“无论谁做出什么选择都没什么，只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崔洁说，“但我一定会一直做下去的。”
许宸接了茬：“想结婚的就结婚去，想单身的就单身去，反正都会后悔。”
几乎没有乐队住在一块儿的，大部分人有工作，生活规律。玩乐队好像变成一项坚持的爱好，不再有 “死磕” 一说。年轻人好像活得理智也认真多了，不再选择那种 “玩儿” 起来的生活。
王迪说，时代变了，这么丰富的时代，哪儿哪儿都是你看得见的诱惑，你不可能不受影响，你也会有别的这样那样的追求。好玩的东西太多了，不像过去，信息那么闭塞，搞乐队就是唯一的最好玩的东西。
许宸笑了：“是啊，天天玩手机！”
王紫璐在 school 酒吧二楼 摄影：杨毅东
The Diders 乐队是这几年间冒出来新朋克乐队中出挑的一支。主唱王紫璐可以说是朋克 “老队员” 风范仅有的继承人之一。这是个常常抢麦，天天喝花的家伙。
王紫璐初中毕业后便离开学校混街头。他第一次去 School 就因为亲了别人的女朋友被人狠揍了一顿，那场架弄坏了刘非租来的音响设备。为了赔上一千块钱，他到 D22当酒保打工挣钱。这是他二十多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后来，他拉人组了三人乐队 The Diders。2012年是他们的第一场演出，王紫璐在台上光了屁股。
The Diders 曾经是全北京演得最凶的乐队，常常到 School 任意加塞。过去一年，他们的演出少了很多。另两位成员比王紫璐大几岁，有家庭和孩子，很多时候，大家确实各有各的事。他们几乎成了 “演出前才排练” 的乐队。
王紫璐觉得这没什么，尊重每个人的生活节奏，乐队才能走下去。他自己很快也打算结婚生子，“该有的总得有吧。” 不过，结婚住哪儿，怎么养孩子，还是到时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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