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辉煌中“死去”的中国摇滚之父，沉寂多年后，终于带着新歌回来了

张楚接连发行了新专辑《时空》、《嘿》、《书》。

距离他上次发声，已经过去了两年时间。

《嘿》既像初次见面的腼腆招呼，也像老友归来的亲切问候。而少年如书，在浩瀚时空，待人静读。

乐圈一直说： 张楚死了，何勇疯了，窦唯成仙了，用音乐挥洒青春的激情年代不再回来了。

魔岩三杰

张楚死了，是说张楚作为曾经的摇滚诗人，走向了沉寂。那么如今的归来到底是随波逐流，向流行臣服，向商业化低头，还是遗世独立再扬清波呢?

1968年张楚生于湖南，八岁搬往西安，姐姐送给他一把吉他，缓解了他从田间乡野到工业化城市的焦灼不安。

1985年张楚考入陕西机械学院，第二年有了原创作品 《太阳车》 。

1987年张楚辍学奔赴北京，落脚北大，混迹于北影和中戏，在此期间发表了 《姐姐》 。

少年成名，随后发表了最重要的三张专辑：

1993年发行个人专辑 《一颗不肯媚俗的心》

在独立的年纪，我们常用“出走”表达对自由的渴望，远跨湖山，漂泊浪迹，急着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青春和理想让他不肯媚俗，无惧生存的蒙昧和困惑，摇旗扬帆：

高喊： 《走吧》 ，别停在雨季的山前。

欢唱： 《西出阳关》 ，坐在土地，走在古道，站在隔壁，爬上边墙。

招手吆喝： 《将将将》 ，拱卒，过河，冲啊，吃啊。

1994年发行最为人熟知的专辑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专辑封面上写到 “这是1994年的春天，空气中有一种富裕的气氛。每个人似乎都站在一场洪流之中，等待着来自欲望的冲击。”

身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新世相新矛盾之下，尽管人潮汹涌，尽管关乎欲望的考验与抉择都扑面而来，张楚仍是守住了他的朴素和真诚。

《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极尽讽刺。

《厕所和床》 ，痉挛疯狂。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拒绝盲从，反对无聊，甘愿在人们眼中变得枯萎。

这些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穿梭繁华与破败之间，感受到的湿漉漉与病怏怏，但《蚂蚁》为其添了一丝活泼，一抹亮色。

相比于把 《蚂蚁》 看成讴歌人民和无产阶级的歌曲，我更愿意相信： 这不是一个过于深刻的表达，这只是张楚单纯的快乐童话。

蚂蚁相比于许多高级于自己的昆虫，平凡不已，但 “守着一亩三分地，朋友来做客请他吃块西瓜皮，想想邻居女儿听听收音机” ，永远不惆怅不忧伤，在简单的生活中悠然自得，不费力钻营，所以没问题。

所以他的歌除了清醒之下的反抗与批判，还充满着一种天然的，无拘无束的感觉，而这正是张楚区别于其他摇滚人的特有气质。

1998年发行专辑 《造飞机的工厂》

被询问最向往的生活方式，张楚曾说 “小时候的理想就是有一辆汽车，有一个照相机，然后随便，爱去哪儿去哪儿，想跟谁说话就跟谁说话，我小时候的理想是这样的。”

所以张楚是个摇滚青年，是个孤独诗人，更是个永远的孩子。就像曾经的张楚，和朋友醉倒在儿童乐园的草坪，被保安劝说离开时，还能反驳： “你就把我们当孩子呗，其实我们永远都是孩子，你别轰我们。”

摇滚的确离不开嘶嚎怒吼，离不开狂浪，离不开各种时髦与不羁。但我从来没有觉得那个穿着规规矩矩格子衬衫的张楚，那个看上去呆呆愣愣还有些小乖的张楚，那个眼神清澈局促不安的张楚，那个充满困惑偏头思索的张楚不摇滚。

他较早接受着“垮掉一代”思想，他疑惑敏感局促不安，他对现代生活既有不满，也有热情。相比于其他摇滚人，他更多的不是戳破指责，而是带有深厚人文性的同情，这也让他成为了中国摇滚的一个独特形象。

也许他曾梦想着用他的音乐造巨大的飞机，把人们都带入云端。 但文化与艺术是有浪潮的，第三张专辑失去了往日的热势，反响平平。

李皖曾说：“这是一个力量丧失的时代。人群走散了，艺术的社会作用力陡失，艺术家都退缩到内心里去了。”

“金钱至上，商业为先”，时代在游移变幻，人文精神在他们这样一批时代先锋的眼里是出了问题的。

2001年，在中国摇滚人集体迷失的年代，张楚离开了北京，回到了西安。在西安的日子里，他一度陷入郁闷与挣扎，背着大包孤独地穿梭于一场场Live House。

2004年，他在糟糕的贺兰山音乐节上说： “希望大家以后举的不是旗帜，而是钓鱼竿。”

他没有出来纪念红磡，他透过媒体说希望大家把他忘了，他甚至不想继续做音乐了。

2005年他离开西安前往青岛，在青岛的海边，在玫瑰色的天空下，敏感的他不再感到封闭压抑，寻到了自由，开始做一些纯电子的、实验性的东西，开始蓄力着新的出发。

2013年他出现在《天天向上》，毫不扭捏地回答上节目是为了挣钱。

2017年他参加纪录片拍摄，花上一年半时间，重走高僧求法之路。

现在，他租住在北京东六环的农村，自己烧锅炉，自己添煤取暖，喝茶养花。

一次次的离开就像是一次次的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