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学，主要是指在国家或政府主导的教育系统之外，由民间力量主导的教育体系。
这个“民间”的指称对象很多，可能是宗族、乡绅、行会，也可能是寺庙、教会、企业，他们主要靠筹集会员资金、利用民间资本或者收取学费来支持办学，办学目的可能是服务市场需求，也可能基于某种特定的教育理念
。
当然，历史实际上往往更复杂，
因为在任何国家，官方教育和民间教育都不是截然二分的，而是充满了复杂的互动甚至博弈。
在世界私学版图里，日本曾被誉为
“私学之乡”
，以私学发达和多元而著称。特别是江户时代，凭借极为丰富和普及的私学，就已超过欧洲工业强国的大众识字率。到了明治时代，原先传统的教育体系进一步“西化”、“现代化”，演变成现代私立大学，至今还在有效运转。
致力于中西文化和教育比较研究，出版有《他者与我者之间》《神明考古学》等著作，发表中英文论文十多篇，曾获台湾政治大学“陈百年先生学术奖”、美国杜克大学“雅歌文艺奖”等，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美国普渡大学进行学术报告。
日本最早的私学，主要源自佛教寺院附带的教育功能。
自公元
6
世纪佛教传入日本以后，寺院发展出面向僧侣和平民的宗教教育，主要是教导和研究佛教义理。这些不同宗派的
“
檀林
”
、
“
学寮
”
、
“
学林
”
往后又逐渐发展为
“
宗立大学
”
，多达三十多间，短期大学更是超过五十间。
这些学校里不乏现当代日本知名的综合性私立大学，比如
“
世界禅学权威
”
铃木大拙任教的大谷大学，源自净土真宗的学寮。释圣严留学的立正大学，则源自日莲宗的
“
饭高檀林
”
。这些
“
宗立大学
”
至今仍然是全球佛学和汉学的研究重镇。
在寺院办学中，最有名的私学成就，莫过于“寺子屋”或者叫“手习所”，这是日本最普遍的平民私塾。
从源头看，寺子屋起源于15世纪室町时代的寺院，最初附属于寺院，后来才逐渐发展成面向平民的基础教育机构。
寺子屋设置方便，有些直接设置在矿场、渔村、小镇、武士的家里，就近入学，数量庞大，这从整体上提升了日本的教育普及率。
从15世纪到19世纪，寺子屋长期遍布日本，在江户时代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快速发展，达到将近2万间的规模。
而到了明治维新之前，竟然达到7万间之多。
在1872年新学制之后，各地的寺子屋逐渐消失或转变为现代小学。
有统计数据显示，江户时代的识字率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入学率在七成以上，超过了当时的英国、法国等。
要知道，这可是在日本进入工业化、现代化的前夕，就已经通过传统的平民私塾，特别是寺子屋，在19世纪中叶就达成如此高的成就。这也为后来的明治维新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 江户时期的寺子屋 | 图源：Wikipedia
尽管寺子屋长期存在，但始终没有发展出大一统的教育体制：它没有统一教材，各地使用的各类教材（被称为“往来物”）多达七千多种，内容跨度很大。
各地入学时间不一样，没有入学考试，没有统一学费，也没有统一考试，不挑学生，不升学也不降级，没有同辈竞争，
最终目的也不是为了科举考试，全凭兴趣和爱好
，主要为了识文断字和将来谋生所用。
所以，寺子屋教授的知识非常实用，除了常见的四书五经和古典诗词以外，还大量涉及谷物栽培、珠算、渔业、商业买卖、书信用语等，教课的“师匠”也很多元，有武士、商人、文人、地主、浪人，甚至还有女教师。
这些教师也常常根据学生所在家庭的职业，进行一对一或者小组教学。
这些做法可以说开创了日本大众教育的先河。
寺子屋不仅在日本的基础教育发挥很大作用，其倡导平民教育的精神也影响了很多其他国家。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发起“世界寺子屋运动”（World Terakoya Movement），旨在通过建立“社区学习中心”来降低发展中国家的文盲率，主要向失学儿童和成年文盲教阅读、写作和算数，同时提供职业培训，提高家庭收入。
这个精神延续了寺子屋的平民传统，内容通常简单易学，鼓励本地人参与和管理，而不是政府由上到下安排，最终目的是实现教育的自给自足。
目前已经有40多个发展中国家参与这项运动，数百万人通过它接受了基础教育。
寺子屋在日本发展兴盛的原因，也在于日本特殊的政治环境。
一方面，日本没有像中国那样发展出实质性的中央集权制，也就没有内在的需求来通过考试统一选拔读书人，以建立全国性的文官系统。虽然日本也曾一度学习唐朝的科举制，推行“贡举制”，但没有像中国、越南、朝鲜那样长期实行。
另一方面，明治维新之前，天皇也无法完全掌控地方势力，真正的实权在于幕府将军、大名以及武士制度，这让日本长期都是封建割据的形态。然而，这种封建贵族格局，很大程度上留给了民间私学一定程度的自由空间，保障了各阶层、各地区的教育形态的多样化。
私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身处在丰富多样的教育生态中。
在日本，除了大量面向平民的寺子屋，还有面向精英阶层的各类学校。日本的精英阶层包括了皇家贵族、武士以及富裕阶层，他们的子弟多数进入官学或藩学等。日本的官学相当于中国明清时期的国子监，主要由幕府管理，培养官僚。在飞鸟时代，中央有“大学寮”，地方诸国则有“国学”。到了幕府时代，中央设置“学问所”，地方则设置“藩校”（相当于中国的府学或县学）。
对于平民来说，则有“乡学”或“私塾”。很多朱子学者、阳明学者、兰学者本身在藩校任教，但同时也会在自己家中开设私塾，教授平民子弟。这类私塾的教育程度和学术水准往往高于乡学、村塾和寺子屋，不少后来逐渐发展为私立的专科学校或大学。
▲ 松下村塾旧址 | 图源：Wikipedia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松下村塾”，在此讲学的吉田松阴，被誉为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他也是武士家庭出身，小时候上过私塾，后来又通过“松下村塾”来传授他的维新思想。他在村塾的数十名学生，后来不乏成为明治维新和日本现代化的重要领袖，包括高杉晋作和伊藤博文。梁启超就认为，这群“松阴之门人”拥有“日本维新之首功”。可见，
小小私塾，在近代日本发挥巨大作用。
这些不同层级、地域的教育机构，管理的主体和教育对象都不同，共同构成了日本教育的多样化生态。更关键的是，在明治时代，这些官学和私学进一步结合“兰学”、“英学”等西方现代学术，进一步转变为建制化的专科学校乃至大学，充实了日本现代教育的大框架。
1827年，明治政府颁布“学制令”，这是日本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教育改革方案。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大规模的近代化与工业化，换句话说也是“西化”、“欧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里，大量传统私学转型为现代教育。与此同时，明治维新也强化了中央集权，在政治上加强了天皇的权威。
用秦晖的话说，
日本的近代化过程类似走出封建“周制”，走向中央集权的“秦制”。
这是一个把个体从宗藩和乡里的小共同体解放出来，进而通往效忠天皇和国家的大共同体的过程。往后继续通往“军国主义”（当时一度是褒义词）也是这个过程的自然延伸。
▲ 浮世绘《憲法発布式之図》 | 图源：东京都立图书馆网站
在教育领域，这场“周秦之变”就体现在消除原先分散的、多元的各地私学，推进中央政府主导的大一统教育制度和国家主义教育观。这集中体现在1879年天皇颁布的《教学圣旨》，强调教育以“明仁义忠孝”为目的。
当然，这个整合过程虽然压缩甚至牺牲了民间私学的空间，但带来了两个积极影响：一方面，有了国家力量的集中倾注，日本的基础教育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快速提升。1947年，日本的九年义务教育几乎已经全民普及，达到99%以上。
另一方面，这也为日本小而散的教育机构带来了极大的整合作用，促使原先很多私学转型成更综合性的教育机构。比如，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庆应义塾大学、早稻田大学、立命馆大学等。
不过，庆应义塾转变为现代大学的过程，可谓十分艰难。就连它的创办人是福泽谕吉这样的名人，也曾感叹办学艰难。因为日本近代大学的资源主要集中在帝国大学和专门学校，私立大学主要靠自身筹集经费，来自政府的支持较少。
▲ 早稻田大学 | 网上图片
近代日本教育生态中，虽然传统私学被大规模消灭，但是由于系统引进西方学术和现代教育体制，传统私学的精神和活力，得以继续保留在数量极多的私立大学里。
而开启日本现代私立大学的这些引领者，往往就是那些出身武士家庭，早年受教于私塾、藩校的人物。
他们的身份往往不止是教育家而已，同时也是企业家、外交家、政治家，办学只是他们改革社会的其中一个面向。
其中最有名的教育家，就是福泽谕吉。作为近代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他出身于低等藩士家庭，早年就读于一间私塾，也就是由“日本近代医学之父”绪方洪庵创办的“适塾”，专门传授“兰学”，即经由荷兰人、荷兰书籍而引进的西方学术，主要包括医学、电学、物理学等。这间私塾后来转变为大阪大学。
▲ 福泽谕吉(1835-1901)，日本明治时期启蒙思想家、教育家
| 图源：
Wikipedia
福泽谕吉后来自己创办了私塾，就是大名鼎鼎的“庆应义塾”。一开始，这间私塾只是非常小的家塾，主要教授西方自然科学，直到1920年才正式成为大学，以“实学”著称，现在已经是日本最有名的私立大学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