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目前是解决执行难中红利最大的时期，如果不抓住这个机遇，交不出合格的答卷，执行者就会成为“失信人”。
文 |
程余
来源 | 稻花蛙声微信公众号
在信息过剩的年代，“十年漂泊无人问，一夜成名天下知”实在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
找个不远不近的朋友，借上千把块钱，无论对方怎么软磨硬泡只回一句：你去法院告我。等判决书下来，绝不要主动履行。这样，你很快会出现在网站上，火车站或商圈的户外大屏上，手机彩铃上，来电提醒上，以及各种限制名单上。你发现，自己从未如此广为人知。
于是，在一个老赖的无码照片与明星艳照以同样速度传播的时代，你也可以点上一支烟，在云雾中幽幽感叹：梦想如此廉价。
2016年3月，官方正式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平心而论，通过区分执行难与执行不能，加上执转破和终本等一连串出清机制，这个目标的实现，也许并不像第一眼看上去的那样天马行空。
司法强制执行，从没有像今天一样挺着胸收获尖叫、鲜花与掌声，这是他们应得的。但更大的考验，或者说无从回避的命运，也许就在眼前。
经济学的一对核心概念，是平衡与失衡。经济学家们画了各种图表，盯着密密麻麻的曲线交叉点左观右瞧，相信能从这一个像素里看出决定人类命运的秘密。
强制执行的命运一角，也确实可以从曲线图里揭示。
让我们设想一幅曲线图。横轴是执行力度，纵轴是舆论效果。那么在一定范围内，这张图呈现为一条先是近乎垂直上扬，又逐渐收于平缓的曲线。
在一开始，这张图回答了为什么要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执行力度低，舆论效果自然也会“投桃报李”。如果不下力气解决执行难，舆论效果就只能低位徘徊。这样一种变相的互相伤害，当然不适合这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流的时代。
我们所处的时期，是曲线逐渐上升的时段。执行力度不断加码，舆论效果也给出了前所未有的积极回应。不用怀疑，这可能是我们能够经历的最好时期；不要忘记，这是一条收缓的曲线，好时光不会永远持续。
一种新的事物，总是被误解，常常被反对。当人们对它习以为常时，新事物就取得了成功，但此时它也只能等待着被下一个新事物取代。
当执行力度上升、执行手段翻新，社会欢呼雀跃。但要不了多少时间，喜新厌旧的舆论也便会失去敏感——你是否意识到，基本解决执行难只不过提出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现在却已恍如隔世。
执行力度—效果这条曲线，在理论上最终会到达这样一个点：在这一点上，曲线的切线是与横轴平行的。换句话说，强制执行手段的增长，已经无法再拉动舆论效果，这是增长的极限。
更严峻的问题在于，从这个平衡点往后，曲线的后半段恐怕是一条抛物线。执行力度的进一步增长反而会引起舆论效果的下降。
这并不难理解。在执行领域，当有效执行已经看上去顺理成章，舆论最终会找到新的眼球增长点：执行名义有没有瑕疵？被执行人为什么拒不清偿？执行行为是否合法妥当？
在这个阶段，神兵天降、果敢坚毅的执行法官形象，并不比一个深陷传销骗局而身无分文，为维持生计漂泊打工，急着坐火车赶回家照顾生病的母亲却发现无法买票的“失信被执行人”更有吸引力。
当执行者遭遇“侵害公民宪法权利”的大帽子，你怕不怕？
但司法强制执行没有选择。毫无疑问，目前是解决执行难中红利最大的时期，如果不抓住这个机遇，交不出合格的答卷，执行者就会成为“失信人”。
曲线在纵向上遭遇断崖式下跌的后果，没有人能够承担。
无论是做事还是坐视，司法强制执行都会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历史上常见的一景：当浴血奋战者提着崩了口的战刀踉跄着上前，命运正从王座上施施然起身。
要战胜必然的命运，司法强制执行的前路上，至少要跨过三重门。
第一重是执行方式。
曲线平缓时，最容易发生悲剧。一方面，可选又可靠的新执行手段越来越少，执行者不得不向新领域进行探索，而不熟悉就会带来不安全；而另一方面，舆论对于传统执行手段越来越麻木，这又迫使执行者走向新的领域。执行手段如何摆脱跑马圈地、先到先得的恶劣生态，又能否在重重压力之下成功跨越雷区？
第二重是执行者。
越来越多样的执行手段，意味着越来越高昂的沟通和维护成本。一个案子执行完毕，被执行人是否及时移出名单，是否及时通知有关合作者下架此前发布的信息？随着执行手段不断开疆拓土，有效的维护能否跟进，能否摆脱重建设，轻维护的困局，又能否尽量不授人以柄？
第三重来自审时度势。
当曲线逐渐走向平衡点，社会舆论对强制执行的关注点逐渐转移，执行者能否找到新的发力点？比如，在社会对执行权力扩张表示忧虑的前夜，执行者能否通过传递强化执行异议、执行监督的信号，提前抚平舆论的躁动与不安？
能够改变与不能改变的，都是命运。面对貌似必然的不可避免，我们需要接受无法改变的平静，改变所能改变的勇气，以及辨别这两者区别的智慧。
事实上，这才是面对横在强制执行前途上的命运时，我们需要打开的三重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