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虽然中国已经有一支庞大的收藏大军，
但在采访这个行业的各色人物时，
却没人说得出中国有谁能真正称得上是“大收藏家”。
“传统意义上的收藏家概念，最低的标准就是一代人不卖，卖的话可能是下一代人的事情。
现在很多所谓收藏家就是个商人，买来很快就卖了，这不能算收藏家。”
马未都说。
包铭山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才30多年，富了也就最近十几年，“再富20年、30年看看？”
上海长乐集团董事长李建忠是上海最早的一批收藏家。
1980年代，他凭兴趣开始收藏各种老物件。
在他古色古香的1872会所(由其所收藏的清朝的一所徽派民居改造)，
记者见到了第一代“爱迪生”老唱机，
样式古朴大方的第一代西门子冰箱，明代的石狮子。
1990年代，他开始收藏字画。
“收藏实际上是很享受过程的。”李回忆说，
拍卖前要参加预展，会约很多行家、朋友一起去看，
大家一起交流字画的背景、艺术家要表达的意思，然后判断真伪。
“到手也好，失去也好，都很享受的。
因为你记忆里有这样一段。
到手的会自己慢慢把玩，不到手的会一直惦记着它。”
像李建忠这么有“古典范儿”的收藏，已很少见。
现在他有不少身价不菲的朋友都在做收藏，
“都是派手下的一个经理去参加拍卖，回来拿个清单看一眼是什么就收起来了。”
这样造成的结果是藏品品质很有问题，
“东西是收了一屋子，就是用我的水准去看，觉得很多是有问题的。”
几年前，李建忠就很少参加艺术品拍卖了。
“1990年代很好的字画也就几十万，现在动不动就是千万，你还怎么买？”
每一次社会财富结构的变化，以及艺术品价格的上涨，都会带来参与人群结构的变化。
1990年代，活跃在中国收藏市场的，主要是港台商人。
“因为价格便宜，他们是一车一车地买。”董国强说，
江浙一带做实业的企业和很多做股票的人也是主要买家。
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使得一批海外买家销声匿迹。
从1997年到2002年，艺术品市场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价格和每年成交额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
“但是这几年买家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内地的买家逐渐取代海外的买家，成为主力。”董国强说，
很多房地产富豪都是那个时候进入市场的。
“2003年''''非典''''之后，艺术品价格突然爆发，与买家的结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从2005年起，马未都感觉到自己在拍卖市场已经“玩不转、买不起了”。
资本对于艺术品市场的影响在2009年形成一道不可逆转的分水岭。
2009年保利春拍，刘益谦1.69亿拍得的《十八应真图卷》，
直接把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带进“亿元”时代。
高品质的收藏彻底地成为财富金字塔顶上的人才玩得起的游戏。
“就像是鲨鱼和鲸鱼们在海面上把猎物分了，海鸥盘旋着下来拣点剩下的。”
马未都说，很多像他这样的人都成了“海鸥”。
就像刘益谦制造的一个又一个亿元天价一样，他注定会成为这个行业最有标志性、最有争议的人物。
2011年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带来的巨大财富效应，让刘成为艺术品投资的代表人物。
“所有的人都只关注我卖出，不关注我还在买进。”刘说。
就在卖出两天之后，他花费8000多万拍到陈逸飞的代表作《踱步》，
此后又花费一亿买入宋代一幅书法作品。
刘益谦的解释是，“今后的收藏会更倾向于古代和当代的作品。”
“现在很难用一个简单的东西，来表达我是投资、投机还是收藏。”
刘益谦说。
他的这种状态在做收藏的企业家中很有代表性。
富裕起来之后装点门面、投资投机获利、主动喜欢或者后来忍不住喜欢，都是这些企业家做收藏的动机。“
基本上我们这代企业家，在文化上都是缺失的。”刘益谦说。
成长中经历过“文革”，30年前从一穷二白开始起步，
“这30年企业家的精力都放在企业的发展上面，说句不好听的，主要在逐利。
大部分人，包括我，都不知道逐利的目的在哪里。”
自从1994年参加了嘉德的第一次拍卖之后，刘益谦就和艺术品市场结下不解之缘。
在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刘益谦积累的藏品规模已经非常庞大，其中有多件国宝级的艺术珍品。
仅2009、2010年，他在艺术品投资市场就砸下20亿元资金：
2009年投入近13亿元，拍品囊括了拍卖成交额前十大艺术品中的四件，
包括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吴彬的《十八应真图卷》等珍贵的艺术品；
2010年，在拍场投入近七亿，其中以3.08亿拍得王羲之的草书《平安帖》。
刘益谦的夫人王薇是油画市场最大的买家之一，
曾有人戏称，“一旦王薇停止购买，价格立刻就会下降。”
艺术品市场像刘益谦这样的大买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
上海民申企业集团董事长郑见明是其中之一。
他和刘益谦背景相似，以做股票起家，涉及很多投资领域。
郑为人低调，很少露面，主要委托上海天衡拍卖公司老板陈郁帮忙竞拍。
新疆广汇集团也是大买家，主要收藏从1900年到1990年代的10位重要的近现代画家的作品。
但从2010年开始，刘益谦也感觉到市场里面“下手狠的越来越多”。马未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乃至华人圈子里最一流的富豪都不做收藏，做收藏的都是二流的。”
他讲了1996年的一件往事：
李嘉诚在马未都的家里看中了一副明代的、用象牙做的象棋，
市价四万，马未都主动打了六折，李嘉诚依旧砍价。
“最后我说可以送给您，但是价格不能再低了。他才买走了。”
另外一位华人首富郭台铭，和李嘉诚一样零零碎碎地买过一些艺术品。
“台湾的富豪圈子都笑他只忙着赚钱。”
而首富频出的互联网新贵，几乎没人做收藏。“
他们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没兴趣。”
而在国外，做收藏的都是一流的富豪。
马未都第一次在美国西雅图博物馆见到比尔.盖茨的继母时大吃一惊，
“金发碧眼，一口流利的中文，70年代在台湾学的中文，是中国陶瓷方面的专家。”
西雅图博物馆因为比尔?盖茨基金会的支持，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出色。
“公平讲，这不能怪中国的企业家。”
上海震旦博物馆总经理赖任辰认为，这些国外企业家从小就看博物馆、美术馆长大的，本来就有这个素养。
而且国外有很完整的艺术品交易机制，上中下游的机制也是完整的，得到的信息比较全面。“
所以当一个有钱人要做这件事情，很快就有专家来协助他。”
赖任辰说，在中国，“企业家就算要收藏其实也是很孤单的。”
事实上，企业家做收藏不但孤单，而且需要胆量。
一般人根本不敢涉足，因为这是一个充满欺诈、深不见底的市场，一张画就能让人倾家荡产。
但这又是一个“没有骗子就不存在的市场”，且古今中外都如此。
“北京有一些道貌岸然的人，弄个四合院，专门骗企业家。
行话叫''''杀猪的''''。”
一位收藏界人士说。
1990年代，新疆广汇集团董事长孙广信因为在假画上吃过亏，才想到请业界知名的行家包铭山帮忙打理。
刘益谦见过一些这样的人，“他们也有钱，但就是要推荐你买假画。
为什么呢？
就是一种骗人的成就感。”
“从这个角度看，有时候我反而佩服大陆的企业家，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愿意做这么大的投入，是很不容易的。”
赖任辰说，对于大陆收藏界的问题，“其实某种程度上看是正常的，只不过他们速度太快了，很多东西根本来不及想。”
震旦博物馆由台湾震旦集团董事长陈永泰开设，他是台湾顶级收藏家，
在玉器、佛像、陶俑的收藏上颇有建树，
曾两度担任台湾顶级的藏家组织“清雅集”主席。
成立于1992年的“清雅集”几乎汇聚了台湾收藏界的顶级藏家，
这些人同时都是台湾最大的企业集团领导人，据称可抵“半个台湾”。
“中国的大收藏家主要在港台地区，尤其是台湾地区，
他们很有中国传统文人收藏的风范。”
董国强说，“台湾马志林收藏的瓷器、林百里收藏的字画、曹兴诚收藏的青铜器杂件，都是世界顶级的。
像这样的收藏家，台湾至少有10个。”
他举例说明什么是“世界顶级”：“林百里收藏的古代书画是什么样的水平？
除去台湾故宫、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全世界应该是不超过五家博物馆能超过他。
他收藏的张大千作品肯定是全世界第一，傅抱石也应该是数一数二的。”
徐其明认为，时间、机会决定了中国大收藏家可能很难做出来。“
现在好一点的艺术品都要5000万以上，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
包括徐在内，目前已经成型的这些大陆藏家，都是从1990年代初就开始做收藏。
台湾的大收藏家们基本都是从1970年代开始收藏，“那时候他们都敢花500万去买件东西。”
赖任辰介绍，陈永泰的收藏已延续40年，现在偶尔参加拍卖都是查漏补缺，
“没有收藏家的藏品全是靠拍卖来的。都是细水长流、日积月累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