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刘波
近20多年来，经济学家的形象和角色经历了有趣的转变。他们曾经是大众的宠儿，被认为掌握着洞悉天机的特殊能力，能够像变魔术般为国家制造出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造福于万千民众。他们总是出现在聚光灯下，公众有无数的疑惑需要他们解答，好像他们拥有神秘的水晶球，拥有预知未来的力量。
不仅如此，在学术界，“经济学帝国主义”也侵城掠地。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的专家愤怒地发现，经济学家正在用自己的分析方式来处理那些原本由他们垄断的课题。他们控诉经济学思维把一切都变成了冷冰冰的利益分析，甚至数学游戏，但却因为不能熟练使用经济学家挥舞的武器，尤其是模型和数学，而在争论中显得底气不足。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学家开始遭到愤怒的质问：“为什么你们没有预见危机的到来？为什么你们开的药方总是不见效？为什么增长率和就业至今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不少人曾经以为经济学家懂得经济，但在更深入地了解了经济学之后，发现经济学家也经常处在迷茫之中，连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也对很多基本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对于居高不下的贫富差距，不少人也把账算到了经济学家头上，指责他们鼓吹的“新自由主义”要为“权贵资本主义”和“社会堕落”负责。连学习经济学的大学生也发起了抗议：一些美国大学的经济系本科生集体罢课，抗议学校教授的经济学局限于特定的派别，而且脱离实际，成为阁楼里的游戏。很难说，那些曾经受到经济学家“羞辱”的其他学科的专家，没有感受到一丝“复仇”的快感。
在经济学界内部，流行的风潮也在发生转变。1980年代兴起的，以“芝加哥学派”为理论旗手，以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为政治代表的自由市场主义，在思想市场中遭到的质疑日益增多。这一思潮主张最小化的政府与最自由的市场，被指责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总之，经济学家从大功臣变成了替罪羊。凯恩斯主义者重新跃跃欲试。特朗普在美国赢得了大选。他虽然是一个右派，却恐惧移民、恐惧自由贸易，试图用更多的政府干预来挽救就业机会。市场原教旨主义并没有因为右派的重新掌权而得势，反而因为“另类右派”的崛起这种讽刺的反差，而陷入了更深重的形象危机。
难道真的是经济学的错吗？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试图为他的专业辩护。他强调，经济学家往往在公众面前表现得更加“亲市场”、“亲企业”，但专业的经济学家在内部研讨会上通常有更加丰富、差异化的见解，事实上大多数专业经济学家都是深藏于象牙塔里的学者，不愿轻易介入公共讨论，即使介入也因其治学极为严谨、细致，而不会给出简单的、我们经常从电视评论员那里看到的流行的俗见。真正的经济学家和推销特定意识形态的“政策企业家”是截然不同的。
《经济学规则》
（土耳其）丹尼·罗德里克/著，
刘波/译
中信出版社
2017年3月版
更重要的是，经济学是多种模型的集合，经济学家不止使用一类模型。虽然常用的供求关系模型能解决很多问题，但它也不是普适性的。罗德里克写道：“一般经济学理论不过是反映纷繁复杂的经验现象的脚手架，是帮助我们梳理思路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独一、全能的解释框架。”经济学包含着复杂而且至今仍在不断演化的分析框架，这些框架对世界的运行方式有不同的解读，对公共政策有多种多样的意义。当经济学家误入歧途，比如对任何问题都推销同一种解决方案的时候，这并不说明他们在遵守本专业的规范，而恰恰反映出他们违背了经济学对灵活、开放的要求。
可以说，《经济学规则》一书是一本专业经济学家写的，给外部人做的本学科的“自我介绍”，让人们理解经济学的优势与局限。但对经济学家来说，这又是一本经济学“使用手册”，一本经济学方法论著作，教导经济学研究者跳出具体的经济学问题，而从高处俯瞰，学会如何宏观地理解和运用经济学。罗德里克建议，经济学家应该同时在头脑里保持多种模型，并熟悉筛选模型的技艺，知道如何根据具体的情况自如地转化他们应用的模型。
如果经济学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推销“更小的政府、更少的监管”的万灵药，他们的确会堕落成为富人和大企业的说客。毕竟，即使是“看不见的手”的提出者、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也重视政府对于保持经济正常运转的作用，承认一定程度的劳工保护的必要性，并强调除了理性自利的考虑之外，人还必须要有道德情操。斯密对于市场经济增进繁荣和促进自由的作用倍加推崇，但他并不对市场怀有宗教式的崇拜，更不会主张为追求经济自由而放弃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
当今，一些经济学家一方面把亚当·斯密对于市场作用的洞见教条化，对于复杂的、多样化的问题提供简单的、统一的药方，另一方面与大企业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公共政策议题上偏袒性地替企业说话。罗德里克批判了这些错误，指出这是固执的偏见，并要对经济学家公众形象的恶化负一定的责任。
但也要看到，经济学的批评者也会犯很多偏执的错误，如果他们把经济学贬地一文不值，这种过错比那些滥用经济学的人还要大。经济学的确改变了这个世界，这不容否认。例如，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让无数人实现了温饱，逃离了数千年所未逃离的“贫困陷阱”，经济学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对此功不可没。除此之外，经济学知识的运用促进了减贫事业，提高了医疗效率，改善了城市交通，简单的经济学常识得到决策者的理解和应用，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罗德里克强调，许多外界对经济学的批评并没有抓住要害。比如，一些人误解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普遍应用，以为使用数学是为了把事情复杂化，或者宣称经济学代表了更高的真理，但事实上经济学家使用数学只是为了思考和论证的清晰、连贯，与追求荣耀无关。如果经济学家能把他们的思想以清晰的数学形式表达出来，其他经济学家就可以对其进行讨论和验证，这为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共通的规范性语言，从而可实现有效知识的积累。其他学科不使用数学，很可能导致各执一词与无可弥合的分歧，以及一些人用故弄玄虚的语言来制造高深的假象，把混乱装作深刻，而这是经济学家所无法忍受的。
还有不少经济学的批评者常常说，经济学假设人是自私的，这不符合实际，而且过于强调自由市场和价格信号，忽视了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罗德里克指出，这些批评也许是合理的，但经济学家也可以用本专业的方式来回应批评，如设计出具体的模型来考虑文化因素对经济表现的影响。很多看似与经济学无关的问题，都可以用经济学的方式来解答，这非但不是对经济学的贬低，反而说明了经济学的强大。总之，罗德里克非常公正，既对不少经济学家常犯的错误提出了批评，也捍卫了经济学的尊严。
其实，如果不是过于自卑和保守，其他学科的学者通常也会承认，使用模型、数学分析等经济学方式来研究本学科的课题，的确对其起到了丰富与发展的作用。同时，经济学在“侵入”其他学科的同时，其自身也得到了丰富，介入这些新的领域迫使经济学家重新审视自己的本行，并获得全新的理解，变得更加头脑开放，更有创造力。其实，划分学科本来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而做的设计，倘若这种划分反过来禁锢我们的头脑，各学科画地自限，因循守旧，那就迷失了它的本意，也是有害的。
中国需要普及经济学常识，但或许也需要以罗德里克这样的通情达理、循循善诱的方式来进行。“真诚对待本学科的经济学家必然是谦逊的，”罗德里克写道。其实，经济学家需要在公众面前保持谦卑和开放，而不是自以为真理在胸，居高临下地斥责和宣讲。“经济学为应对我们时代的重大公共问题提供了很多跳板和分析工具。但它并未提供权威的、普适的答案。源自经济学界自身的结论，必须与伦理、政治或实践方面的价值观、判断、评估结合起来。归根结底，这与经济学这个学科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完全与现实有关。”我们可以期待，只要经济学家保持谦逊的态度，继续发挥其价值，经济学就必将实现它与社会、公众的和解，并释放出更为辉煌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