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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需要主张』
丹尼尔·哈尔姆斯（Daniil Kharms），原名丹尼尔·伊万诺维奇·尤瓦乔夫。“哈尔姆斯”是个杜撰的姓氏（Хармс），它糅合了英语Harms（痛苦）、Charms（魅力）、梵语Dharma（规诫）等诸种含义。
丹尼尔·哈尔姆斯（1906-1942），苏联作家、诗人、剧作家，荒诞派先驱人物，早期活跃于圣彼得堡先锋文艺界，是“真实艺术协会”的中坚力量。20世纪20年代末主要从事童话创作。后遭镇压，于1942年死于狱中。
哈尔姆斯的作品自从上世纪80年代被翻译成各国语言陆续出版以来，被读者和批评家贴上的标签中最多的就是“荒诞”。哈尔姆斯故弄玄虚的姿态和颠三倒四的文字游戏，让他的读者们投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解谜游戏。或许正因为那些脱离了日常思维模式的场景，使得人们更愿意相信他的作品属于任何时代。
当荒诞成为日常生活
撰文| 张猛
（哈尔姆斯作品译者）
丹尼尔·哈尔姆斯生活的年代无疑是特殊的：他正式的创作年份大约开始于1926年前后，直到1941年二战爆发，这期间整个苏联最举世瞩目的人与事，莫过于斯大林和他1934年发动的、一直持续到二战前的“大清洗”运动。
这场“大清洗”旨在揪出人民中的“敌人”，受到运动迫害的人来自苏联各个阶层，没有来由的暗杀、逮捕行动造成苏联民众内心持续的震荡，权力机器之于人民，就像哈尔姆斯小说中悬在头顶的石头，谁也不知道哪天出门会被不幸砸中。据哈尔姆斯的妻子马琳娜·杜尔诺娃回忆，哈尔姆斯本人也曾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传唤，“他极度害怕。他想，自己会被逮捕、收监。但很快他回来了，说人家只是问他，他是怎样在儿童剧场表演魔术的。他说自己因为害怕不能够展示，两手不停地发抖。”
哈尔姆斯漫画像
这种个人经验自然反映在他创造的人物身上。一些手无寸铁的普通人终日处在战战兢兢的状态中，被一种不可知的力量攫取，他们神情恍惚，无法正常生活。在小说《梦》中，卡鲁金睡觉时，一连做了好几个梦，在这些梦中，一个警察时而从他身边的灌木丛旁走过，时而坐在灌木上。多次入睡未果，卡鲁金在床上大喊大叫，翻来覆去，但他已经不能醒过来了。最后，他由于“一无是处”，“被人对折两半，像垃圾一样扔了出去”。这样无辜遭到迫害的人随处可见，譬如那个追帽子的长胡子老头被“警察和一位穿灰色套装的公民”抓住，不知送到了什么地方（《帽子》）；教授的妻子因为在房间哭自己的丈夫而被送到精神病医院（《教授妻子的命运》）等。而哈尔姆斯写于1937年的一首诗歌《有一个人离开了家》，更像是一首沉痛的政治哀歌：那个具有坚强意志力的流浪者，长途跋涉、忍饥挨饿，却最终在走进森林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小说中人物的行为总是显得怪异、荒诞、不合情理。俄罗斯学者格利勃·舒里比亚科夫认为，在哈尔姆斯情节万花筒的背后隐含着一种“铁的逻辑”，那就是“有关恐怖的逻辑”，“恐怖是那个时代背后一切情节的推动力”。彼得·列昂尼多维奇能够容忍自己的妻子与其他人通奸，仅仅因为妻子手里握着一个公章（《意外的酒宴》）；被砖头砸中脑壳的先生镇定自若，告诉围观的人们：“不要紧张，先生们，我已经注射过疫苗。你们看没看到我右眼里突出的石块？这也是某天的遭遇。我已经习惯了。现在我已经无所谓了！”（《砖头》）。
福柯谈到的“权力呈毛细血管分布”在哈尔姆斯作品中，甚至体现到房屋管理员身上，因为唯有他可以在小女孩的额头上盖上戳，证明她是否死亡（《父亲和女儿》）。这种“恐怖”的逻辑对苏联公民施加的影响是不动声色的，尽管今日的读者读到这些情节会觉得匪夷所思，然而小说中的其他人，那些观望的“人群”却默认这一切是合情合理的，在那样“铁腕统治”的时代背景里，接受一切强权和暴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对权力机器的畏惧使人民谨言慎行，而频繁出现的暴力事件又让他们对别人的得失表现出异常冷漠的态度，仿佛他们对死亡已经司空见惯。哈尔姆斯不仅描写“突然而至的死亡”，还着力表现人们对“死”的围观，他们把这当做一种茶余饭后的娱乐节目，当做无聊生活的慰藉。
一个老太婆从楼上坠落下来，摔伤了；第二个老太婆为了看她，也掉了下来；第三个老太婆又好奇地探出头去……（《坠落的老太婆们》）有两个人从五层大楼上摔了下来，依达·马尔科夫娜从窗户上看到了他们坠落，从身上扯下衬衫擦拭玻璃，以便于让自己看得更清楚，而另一个依达·马尔科夫娜取来钳子拔掉了窗户上的钉子，朝下张望。“街上已经聚集了不多的几个人。警笛声响起，一个矮个子警察不慌不忙地来到计算好的地点。”（《坠落》）还有一篇《我们这条河的岸边聚集了很多人……》，文字十分简洁凝练，没有任何外貌和神态描写，却让我们对当时的场景感同身受，触目惊心：
我们这条河的岸边聚集了很多人。团长谢普诺夫在河里溺水了。他呛了水，肚皮不时浮出水面，叫了一声，又沉入了水里。他的胳膊胡乱拍打着，又叫了起来，希望有人救他。
一群人站在岸上，忧郁地看着。
“这人溺水了。”库兹马说。
“显然是溺水了。”戴着便帽的另一个人确认道。
确实，团长溺水了。
人群渐渐散开了。
这种面无表情的群像正是那个时代普通民众的写照。他们早已经见惯了这样的死亡，没有人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死亡机制”早已使他们的情感固化。教科书和政治宣传把他们锻造为国家的“钢铁战士”，他们作为苏联集体主义思想教育的“产品”极具爱国主义和集体荣誉感，但作为单个的人，他们对身边的同类产生不了悲悯情怀，甚至他们对于自己也是麻木的，不允许自己夹杂过分的“私心”。就像教授的妻子，当她被人无端送入精神病院之后，她顺从了这样的命运，并终于被改造成精神病人，“手里握了个渔竿，在地上钓看不见的鱼。
《今天我什么也没写》书封
内心的恐怖压抑太久，只会以更加暴戾的形式呈现出来。哈尔姆斯对于“斗殴”这件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喜欢描写人与人暴力冲突的场面。除了《“喝醋吧，先生们。”舒耶夫说……》、《格里高利耶夫（打了谢苗诺夫一个耳光）》、《马什金打了科什金》、《猎人们》等几篇“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被动接受的暴力模式，也有些篇目着力表现斗殴双方互相攻击、不分胜负的局面：“辛卡打了费济卡一个耳光，然后藏到了五斗橱下。费济卡抄起一个火钩子，把辛卡从五斗橱底下捅了出来，拧掉了他的右耳朵。辛卡从费济卡手里脱了身，手里攥着拧掉的耳朵，朝邻居家跑去……”（《卑鄙的人》）
哈尔姆斯很少写到斗殴的原因，他也不会花费笔墨写他们的神态、打斗时使用的语言，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战况”和双方的“战果”。失去五官和话语言说能力的两个人摩肩接踵，选择对方的身体作为发泄的靶子，这既是个人表达情绪的路径，也是对国家管理策略的模仿，“复仇”或者“伸张正义”的必要性已经不复存在，“暴动”本身带有明显的机械性质。例如这一篇《私刑》：
比特洛夫坐在马上，向人群发表讲话说，在这块如今是大众花园的地方，将会建一栋美国的摩天大楼。人们听他讲着，看得出，他们对此很赞同。比特洛夫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了点东西。这时人群里有一个中等个头的人跳出来问比特洛夫，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了什么。比特洛夫回答，这只和他自己有关。中等个头的人不依不饶。你一句我一句，两个人就吵了起来。人群都同意中等个头人的观点，比特洛夫为了保命，催马飞奔，在转弯处不见了。人们十分激动，由于缺乏其他的牺牲品，他们抓住了中等个头的人，把他的头拔掉了。拔掉的头颅在马路上滚动着，卡在了下水道的盖子里。人群发泄了自己的激情，散开了。
在这里，暴动群众的行动能力远远超过了他们逻辑判断的能力。一开始他们被比特洛夫的言论所吸引，后来持相反态度的中等个头却又左右了他们。但无论如何，这些“观点”并没有与他们的生活发生任何实质性关联，他们只是被一种慷慨激昂的情绪所左右，渴望借用一种“暴力”表达自己的激情。乌合之众的群体性行动总是带着些许悲观的调子，因为他们常常处于理性的外围，仅仅受制于一种狂热。正如斯大林发表重大讲话时，台下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苏联公民们不知道自己欢呼的到底是什么；当长年累月受到恐怖压制的人们将这些情绪以暴力的形式发泄出来时，他们也不知道应该反对谁，暴动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蓝色笔记本》
作者：（俄）丹尼尔·哈尔姆斯
译者：张猛
版本：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年12月
小说多为结构简单、文字简练的短篇。作者极尽想象，将世态百相隐藏于文中荒诞的表象之下，那些生活中离奇乖戾的情节正是人们最真实的内心反应，是长期压抑之下人们的潜意识的再现。哈尔姆斯精心构思了这些荒诞之作，正是为了让它们来唤醒浑噩的人们，提醒人们警醒自己内心真实的荒凉。
本文原载于2017年2月18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6版。作者：张猛（哈尔姆斯作品译者）；编辑：柏琳、户晓。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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