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就像看高人下棋，他们每走一步都留下来一些历史的印记，这就构成了一个棋谱的残局。熟读这种残局，我们就能下棋了；熟读历史，我们对人间的这些不同的挑战，就能做到心中有数。

刘

邦和项羽，你更喜欢哪一个？

这个问题，不同年龄阶段、不同阅历的人的回答应该是不一样的。我以前喜欢项羽多一点，这还不仅仅是因为对失败的英雄的同情心，以及类似“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些文学描写的感染，很重要的原因还是对于刘邦做过的那些事情，比如打了败仗逃跑时把子女都推下车不管，实在难以接受。

本来嘛，偏好这个东西，不大可能统一。但当后来发现，项羽和刘邦的对比，简约成了贵族和流氓、英雄和混混、正派和权谋的较量，前者总是失败，后者总是胜利，我就感觉到有问题了。还有更进一步的，认为就是这样的事情多了，中国人的国民性变了，一直影响到今天，“中国人的眼睛里再没有了诚实和清澈，出现的全是狡黠的目光”云云。

这样的说法，真的让人坐不住了。历史真的是如此吗？我们的历史文化教育到底应该怎样做，才真正有利于今天的人们呢？清华大学历史系张国刚教授的新书《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对回答这些问题也许会带来一点启迪。

重新认识我们所认定的“历史”

再回到刘邦和项羽的对比这个话题。

刘邦是有很流氓的一面，但有些所谓流氓的事迹，其实也是似是而非的。比如很典型的一件事是，有次两军对垒，项羽抓到了刘邦的老爹，威胁说“今不急下，吾烹太公”。刘邦则回答：“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这似乎是刘邦耍流氓的一个证据，但仔细想想，那种情况下，刘邦还有别的选择吗？况且刘邦说的话，前半段还是很在理的，正是这句话救了他老爹一命。并且，如果说刘邦在耍流氓，那么项羽威胁烹掉别人老爹的做法又好到哪里去呢？

再听听韩信对项羽的评价：“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想象一下那个情景，一个人们心目中的大英雄，面对有功的部属，把大印放在手里都快把棱角磨掉了，就是不舍得给出去，在这些部属眼里，还有比这更流氓的吗？

老百姓可不是傻子。刘邦带领军队先入关中，规定军队“不得卤掠”，“秦民皆喜”，约法三章，秦民唯恐沛公不王关中。项羽不高兴了，认为秦军主力都是自己消灭的，刘邦纯粹属于摘桃子，又一个刘邦耍流氓的证据。但正如张国刚教授说的，关中也有秦军的主力，只不过刘邦用的是怀柔的软的一手，仗肯定是越打越潇洒，而项羽坑杀了20万投降的秦军，遇到的肯定是后面秦军的拼死抵抗。项羽晚刘邦一步到咸阳，势所必然。

至于后来项羽火烧咸阳，杀子婴，掠夺金银财宝，更是残暴无比。秦朝皇家图书馆的珍贵书籍，秦始皇没烧，却被项羽一把火烧光了。秦王的墓都给挖了，还好没挖干净着急走了，不然可能我们今天都看不到兵马俑了。

就像这个例子说明的，我想，读史让人明智，首先就是可以有勇气反思下原来的一些定见。

再比如东汉的党锢之祸，党锢士人“大无畏”地向邪恶势力斗争的勇气，千载之下，仍让人感佩不已；他们付出的惨重代价，也让人心痛。但如果我们从士人群体和皇帝“身边人”两大集团斗争的角度来看，又不能流于简单的道德情绪的宣泄，而是“可以有深入分析之处的”。

比如引发第二次党锢之祸的名士张俭（谭嗣同绝命诗“望门投止思张俭”提到的那位），愤于宦官侯览专权贪渎，用激烈手段抓捕侯览家人，甚至掘开侯览母亲的新坟，没收其家的财产。这很能体现当时士人的施政做派。结党士人言行的激进，或者如吕思勉先生说的矫激，是颇遭人非议的。矫激这个词很形象，所谓“矫”意思就是以之为凭借来挟制他人，只要道德正确，似乎可以把一切做法都合法化。比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的“杀人者死，而诛及全家；大辟有时，而随案即杀；赦自上颁，而杀人赦后”。矫激具有很大的道德感召力和鼓动力，但副作用非常大。张俭逃亡，“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无数人作出了牺牲；党禁解除后，张俭回到乡里，晚年生活优裕，家境富裕，当时就有人很不满：“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何以生为！”

这种矫激，甚至直接影响到了政治斗争的水平。汉灵帝即位时，太后之父窦武为大将军辅政，与士人领袖、太尉陈蕃关系非常铁，并都有剪除宦官的想法，结成牢固同盟。本来条件是非常有利的，窦武找到太后，说了一番为什么要解决宦官专权的道理，最后是这样说的：对黄门、常侍等等，要“宜悉诛废，以清朝廷”。这直接逼急了当时担任太后住处长乐宫保卫工作、本非斗争主要对象的朱瑀：“中官放纵者，自可诛耳。我曹何罪，而当尽见族灭？”一场血腥的政变下来，局势彻底反转。

所以，今天再回头看党锢之祸，我们不仅要充分肯定士人为守节而不避触祸的气概，也要看到其“机失谋乖”的一面，更要如张国刚教授说的要看到：东汉名士标榜自己的行为是为了伸张社会的正义，实际上潜伏的是自身的政治诉求和经济利益，鼓动全社会为自己疯狂，实际上无助于社会的进步。这是我们在看待东汉矫激士风之时，应有的一个维度。

深刻洞悉人性

说到这里，可能读者朋友会有疑问了，过去我们所认定的是非标准，是不是就要颠倒过来了？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是非曲直之间的界限，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泾渭分明。所谓流氓，可能他却是站在了历史进步的一边；而在所谓正派阵营之中，有些人的有些做派，未必就比他们鄙视的流氓高明多少。

很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于人性的复杂。刘邦能够约法三章，也是因为他对秦朝暴政下老百姓的遭遇能有同情心、同理心，他懂得人心，安抚人心，这难道不是英雄的作为？项羽虽然是所谓的贵族，但他的作为离老百姓的需求差得太远了。

读《资治通鉴》，会让我们反反复复琢磨类似的问题。曾国藩曾经评论《资治通鉴》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张国刚教授认为，曾国藩能这样评价，是因为这部书不光讲道理，还通权变，即“穷物之理、执圣之权”。权变，就是讲实际操作。一本书不仅能讲道理，还懂得讲操作，那启发意义当然就很大了。

而懂操作，体现的是领导力，这就需要对人性有深刻和准确的洞察。张国刚教授认为，《资治通鉴》最有价值的部分，其实是从具体事情上记述和探究王朝的兴衰，如果非要探究人事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比如土地问题、赋役问题等等，自有其道理，但也不能走到推脱当事人责任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