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与自由
文/谢志浩
（一） 寂寞
大学思想家洪堡认为，大学主要的任务是修养和科学。重温洪堡的教导，有助于对陷入泥沼的当代大学，进行必要的反省。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陈洪捷先生，对德国的大学思想，具有深刻的研究。陈洪捷先生认为，洪堡的大学思想，可以称之为典型的德国古典大学思想。洪堡就任普鲁士教育负责人期间，促成了柏林大学的创建。柏林大学在世界大学史，具有特殊的地位，现代大学的传统，渊源于柏林大学，柏林大学，注重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德国一度成为世界学术的中心，岂偶然哉！
洪堡围绕柏林大学的建立，在1809年—1910年间，写出《柯尼斯堡学校计划》、《立陶宛学校计划》、《文化和教育司工作报告》和《关于高等学术机构的组织》。洪堡认为：大学的核心是纯粹科学的研究，根据纯科学的要求，大学的基本组织原则有二：寂寞和自由。“自由是必需的，寂寞是有益的；大学全部的外在组织即以这两点为依据。”大学里面，“寂寞和自由…为支配性原则。”
陈洪捷先生指出：“洪堡虽然强调寂寞对大学的重要性，但对寂寞的含义并未作明确的说明。”洪堡对“寂寞”的含义，为什么没有作明确的说明？志浩以为，大学充满“宁静”和“寂寞”，这是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言自明。
近代意义的大学，渊源于欧洲中世纪的修道院。世界史大家阎宗临先生指出：“自西罗马灭亡（476）至君士坦丁堡陷落（1453）——语之为中世纪，意义非常单纯，仅欲说明连接古今，承上启下而已。”
十字军东征，意大利文艺复兴，中世纪的两大关节，都与大学的诞生，有着紧密的关联。千年中世纪，充满着宗教氛围，这是一个政教合一、神权至上的时代。
千年中世纪，这是欧洲历史重要的一环。当时的欧洲，没有这一切，也许就不会是黑暗的中世纪了。这只是近代欧洲人，出于自大的一种浪漫想象。
在中世纪“黑暗”的中心地带——修道院，诞生了近代大学，历史就是如此生动而有趣。据说，早期的大学，往往由市镇的主教，充当庇护人，教团司法官是大学的校长，神甫是教授，僧侣是学生。遥想当年，在政教合一的时代，世俗的力量，比如说朝廷，在神权面前，不是一种独立的力量，无能为力，干预大学事务。
大学与社会之间，还有很大的一块缓冲地带，具有超凡色彩的大学，才能够成为象牙塔，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市民社会，都不能对大学发号施令，大学里面的“神学生”，乃罗马教皇的宠儿，超凡脱俗，在古老的修道院，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各个学院，老楼旧屋，古色古香，无一不在暗示着，大学自身，洁身自好，保持“象牙塔”的纯净。具有传统的大学，哪所大学，没有一点老楼旧屋呢？
北京大学所在地，是燕京大学的故地，别看，燕京大学主事者司徒雷登，是美国传教士，这位外国人，聘请设计师，擘画燕京大学，具有很深的悟性。燕园整体上，古色古香，但，对中国文化，毕竟是模仿。燕园建筑，最遗憾的是，没有显示出巍峨的气魄，给人的感觉，一身西装，脚穿布鞋。当年，钱穆先生，来到燕园，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毕竟是外国人设计的，只有形象，没有神韵。
2003年9月至2004年6月，机缘巧合，志浩在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古色古香的老房子之间，一种思古之幽情，油然而生。百年风云，涌上心头。
不论各地新校区的建筑，品味如何，单说北京大学，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盖的房子，粗鄙不堪，从这一点，就可以见证，大学品味的沦丧。大学建筑，乃大学精神的一种表征，希望设计中的大学，不要丧失一股书卷气和古意。北京大学的围墙，保持完好的是西墙和北墙，这些围墙和历经沧桑的西门，正是北京大学的门面，象征着一所学府的尊严。
北京大学那些保存完好的西墙和西门，是燕京大学的旧物，鸠占鹊巢的北京大学，南门和东门，没法与西门媲美。1993年3月，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力主拆除南墙，大盖商场，曾经被媒体宣传为“面向市场经济主战场”，更是大学尊严沦丧的一种表征。
学界注意到，欧美学府，散落在幽静的小镇，这是因为，西方的大学，渊源于修道院。哪里有修道院，哪里，就可能有一所高等学府。中国的大学，虽说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但，很快就适应中国的土壤，展示出大学的中国性格。如果说，大学到了中国，还没有级别，那么，只能说，大学在中国；到了中国，有了行政级别，这样，才可以说，这是中国的大学。
中国的每个地方，也都有级别。县级市，“正处”级别，地区级城市，正厅级别。1949年之前，这种级别，还不是特别明显。但，已经展示了这种可能。普通大学，是正厅级，正厅级大学，安置在县城，就会受到担待，不好匹配呀！
作为文化移植品的中国大学，为何非要设立在大城市，而欧美的学府在小城镇，却甘之如饴？
张清华先生来到海德堡，就注意到，中国大学与西方大学，有着诸多不同，首当其冲，就是“居住方式”的不同。其实，中国学人，来到异域，进行学术交流，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中西大学，“居住方式”的不同。遗憾的是，很少有人像张清华先生这么认真，问一个为什么。
2003—2004年，在北京大学期间，最喜爱的，最亲切的，还是那些有着七十多年历史的老楼旧屋。未名湖畔的博雅塔，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燕园所经历的的一切，光荣与梦想，升腾与坠落，欣喜与忧伤。
从燕园归来，发愿编辑一本有关大学的书——《守望大学》。编辑过程中，与张清华先生取得联系，承先生惠允，将先生的《中国的大学办得不是地方》收入集中。
编选《守望大学》，师生切磋的乐趣，自不必说，关键是，对大学的方方面面，诸如渊源和流变，制度与安排，理念与精神，历史与现实，有了较为深入的思考。编辑《守望大学》时，体会到了一种寂寞的心境。
西方的大学，是自然成长的过程，中国大学是文化移植的产物。大学来到中国，如何落地生根？这是一个绝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现代大学，如何接上中国文化的地气？如果接上了，中国化了，才可以说中国的大学。
回顾现代大学在中国的移植过程，遗憾地发现，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现代大学，办在中国，从现代大学里，看不到中国作风、中国气魄。现代大学，移植到中国，取得了百分百的成功，但，现代大学，没有体现中国精神，从这一角度看，悲壮地失败了，甚至，可以说是“完败”。这种情形，在国立大学、省立大学，更加突出。
中国大学的诞生，既然是国家自强的举措，主旨不在知识的增长，真理的发现和学术的好奇，而是，船坚炮利，富国强兵；所以，不可能像西方的学府，或者古代的书院，在幽静的地方，盖房筑屋。
中国大学一出生，便设立在大城市，与自强运动相伴生，与国运相激荡。属于器物——制度——文化变革三部曲的有机构成。如此生态，如此格局，天然决定了，中国政府提携大学的生态：大学在接受“提携”的同时，免不了受到过度的“干涉”，但，在主事者看来，每一次干涉，都是必要的，因而，也被认为是适度的。
中国大学，无论是设立，还是发展，皆依托于政府，既想获得政府的有力支持，还不愿意距离政府太近，这样，一举两得的便宜，何曾有过呢！
没有人想到，到山上，古代书院原址，建立一所现代大学。现代中国人，在山上所建立的高等学府，马一浮先生在乐山创办的复性书院、梁漱溟先生在重庆创办的勉仁书院，张君劢先生在云南大理创办的民族文化书院，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这是马一浮、梁漱溟、张君劢，三先生，秉持的理念。这种书院，是对现代大学的一种反思，能否立足，能否发展，这是一个问题。
马一浮先生、张君劢先生、梁漱溟先生，创设书院，别有怀抱，因此，复性书院、勉仁书院、民族文化书院，理所当然，成为新儒家的三大基地。三大书院，命途多舛，但，在艰难的国运中，可以窥见，马一浮、张君劢、梁漱溟三位先生，对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一片赤诚，以及坚守文化主体性的生命意志。1949年之后，钱穆先生，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理念主旨，与三大书院，相似。这四大书院，都是有“魂”的，这就是“中华魂”。四位先生，人生有一大因缘，就是为中国文化招魂。
马一浮、张君劢、梁漱溟，三位先生，一方面，是三大书院的掌门，同时，也是“新儒学”三大家。他们的指导思想，君子不器，体用不二。要想入复性书院、勉仁书院、民族文化书院，必须有愿心，因为，山路弯弯，不好走。也许，往山上走的过程，也正是一种磨砺。意志不坚定，决心不坚强，拈轻怕重，没有担当，弘扬儒学的重担子，岂能随便担得起来！
现代大学，设置在首都和省会，就近方便获得政府拨款的同时，也免除了一种寂寞的心境。大学在西方，是象牙塔，移植到中国，就来到了十字街头。伴随着百年国运，载沉载浮。
当然，欧美的大学，也不尽在市镇，哥伦比亚大学，就设立在国际大都市——纽约，与曼哈顿、联合国总部和百老汇，比邻而居，周围有很多夜生活的去处，诸如咖啡厅、书店、酒吧。一所学府，处于这样的城市，位于这样的社区，纸醉金迷之地，温柔富贵之乡。
按理说，处于如此超大规模的城市，按照中国教授的推理，很难保持一种“寂寞”的心境。纽约多热闹呀，有多少条“王府井大街”呀！
但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在如此热闹的地方，并没有丧失自我，没有感染上“浮躁”的毛病。试想，没有寂寞的心境，怎么可能安静而从容地进行纯粹科学的研究呢？
哥伦比亚大学还有四所附属学院，其中的两所——美洲犹太教神学院、纽约协和神学院。欧美大学，即使没有神学院，往往也有老楼旧屋，老楼旧屋之中，最令人难忘的，可能就是那些古老的教堂了。
欧美大学校园里的教堂，是非常有趣的。心灵的纯净，也许通过牧师的教导，面对圣母玛利亚，通过忏悔而获得精神境界的提升吧？
当然，大学的寂寞，并不仅仅表现在，古色古香，类似修道院的学院，而是表现在大学的心态。身处象牙塔的大学，其实还要面对现实世界，民族国家崛起之后，社会对大学寄予很大的期待。尽管大学，往往脱胎于修道院，但是，相对于教会来说，大学依然是一种世俗的力量，象牙塔，不是一个神性的国度，而是一个理性的国度，否则，依然停留在中世纪的修道院，培养僧侣好了！
大学正是生长在，世俗与超俗、学袍与市镇、政治与经济、民族与世界、保守与激进的多元生态之中。在这种多元生态中，大学左冲右突，闪转腾挪，利用修道院的神权，抗击世俗力量的袭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又让大学浸染了很深的民族国家性格，以便抗击神权的裁判所，长此以往，在统一性与特殊性之间，共性与个性之间，世俗与神性之间，保持了一种适度的张力。
大学学者，面对世界，更多地保持一种宁静的心境。这种内心充实而宁静的心境，就可以说是“寂寞”。“寂寞”为什么重要？因为，“寂寞”，也只有“寂寞”，才可以成为象牙塔的“定海神针”。
大学对于这个世界而言，展示的是一种理性而温情的心境。大学的理性，要求知识分子面对这个纷纭的世界，进行冷静的思考。并不是说，大学拒绝政治介入，而是说，大学介入政治，必然具有大学的理性特征；也就是说，大学教授即使身处十字街头，依然应该具有象牙塔的理性，否则，大学就会沦落成为一个政治组织。
世界大学史，好大学，往往是私立大学，这不是偶然的。私立大学的经费，往往来自校友的回馈，或者社会各界的捐款。校友和社会各界，在捐款的同时，不可能给一所老大学，树立新规矩。国立大学，省立大学，经费来自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既然，经费来自于政府，政府也就有权通过拨付经费，对大学进行适当的干预呀！在一种全控主义的地方，这样一来，寂寞而宁静的心境，怕是，就难以具有了。
经济是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力量，政治是一种整合各种利益的机制。现代社会是经济社会，所以，如何保证大学不至于沦落成为市场的奴仆，保持理性思考的品质，至为关键；在全控主义盛行的地方，如何保证大学不至于沦落成为权力的奴婢，保持一种独立的姿态，迫在眉睫！
中国大学在移植的过程中，没有将寂寞的大学情怀，引进过来，原因也很简单，大学的创设，原本就是民族国家，富国强兵的利器，大学对于国家的际遇，有着高度的敏感。北京大学，具有先天的忧患意识，从好的方面说，北京大学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对于民族国家的成长，贡献独多且大，这正是蔡元培先生赢得声誉的原因。
“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但是，蔡元培先生，内心深处的忧虑，希望北京大学能够涵养一种精神品质，学术品格，蔡先生谆谆教导“为学问而学问”、“救国不忘读书”。但是，北京大学，最终，并没有领悟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念，向蔡先生指引的另一个方向前进——“读书不忘救国”。
北京大学的传统，突出在“爱国”，使得北京大学，成为一所高度政治化的大学。蔡元培先生具有中国大学保姆的作用，北京大学的这种传统，引起其他大学的共鸣，在其他大学蔓延，使得中国大学，难以保持“为学问而学问”的寂寞心境。
回首往事，也许，个别教授具有寂寞的心境，但是，中国大学，对政治和经济的高度敏感，导致大学与政治、经济、社会之间，并没有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就是拥有围墙，都不能使大学成为真正的象牙塔，更别说将围墙拆除了。
大学与社会的互动之中，大学唯政治和经济，马首是瞻，大学的思想品质，成为一种稀有元素。在中国大学，寻找“寂寞”的元素，怕是要失望了，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只是“喧嚣”。“喧嚣”中获得的，只是一种同质化的时尚，至于大学自身，已经迷失在政治权力和市场经济的林中路。
（二） 自由
如果说，寂寞是一种充实而美好的心境，那么自由便是大学的本质特征。身处十字街头的大学，能保持一种象牙塔的高傲，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具有尊严的象牙塔，关键的因素，就在于，大学是自由人的自由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