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23时许，与安福电商城一条马路之隔的某地下仓库路口，来此提鞋、送鞋的商家骑着摩托车，路口一时拥堵。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卢义杰/摄
安福电商城内的小区，一户商家摆出了高仿鞋与提前打印好的小票。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卢义杰/摄
想做电商卖高仿鞋？呵呵，不用四处找“黑市”了。在福建省莆田市安福电商城，假鞋、假发票、假快递、假手机卡应有尽有，并且绝对“安全”：它是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这是一个城市最为分裂的中心。它距莆田市政府1公里，白天，门庭冷落；夜晚，黑暗唤起了它的活力，人、车带着鞋产品来来往往，交易完便不再多谈，堪称“鬼市”。
莆田市上个世纪为国际名鞋代工遗留下来的技术火种，一定程度上助力着“假鞋”的制造与繁荣。如今，代工厂转至人力成本更低廉的他处，庞大的从业人员队伍，拷问着地方经济的转型困局。
在工商、电商平台等监管之下，“鬼市”衍生了自己的防守世界。他们伪造“防伪码”，更改物流信息，甚至建立微信群、安装监控器，预警执法人员的突袭。
“早上？我们没有早上，一觉起来就是中午。”一名95后卖家谈起一地假鞋，满脸笑容。此时，凌晨1点，距他收工还有3个小时。
不远处“安福电商城”前加上的“中国”二字，正宣示它的雄心。官方2015年数据显示，这个总面积80多万平方米的小区，入驻了335家挂牌商户，年交易额超百亿元，从业网军超20万，鞋产品网上销售额至少占了全国两成。
早上睡觉，下午接单，晚上收货、发货——独特的交易习惯催生了“鬼市”：白天，几乎空无一人；傍晚，门店零星开张；入夜，摩托、面包车来来往往，一分钟有时可通过百辆。车上装卸的包装，印着耐克等知名鞋类商标。
但在坊间，这种“昼伏夜出”被解读为“见不得光”。官方也并未披露此处高仿鞋的比例。
在电商城内26号楼7层，一名黄衣男子手舞足蹈地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讲述他的“奋斗史”。“2013年开始干，现在，我车子房子都有了”，他不回避这是高仿鞋，且年营业额达到400万元，甚至有朋友去年“双11”一天就赚了400万元。
另一名穿着西装的男士则在“鬼市”快递区边上开了一家“档口”。他在论坛上发帖，留下QQ，晒出库存。有网友问他“真假比多少”，他直言全假，但是“以假乱真，一次体验，终身不忘”。
他们对假鞋质量有着“谜之自信”。家住“鬼市”附近的莆田女大学生吕申，一步步见证这里如何走红，随即投身电商海洋“卖假”。她做了3年，一双鞋赚二三十元，最多时每天能卖30双，“质量真的很好，我买一双可以穿一年”。
所有人把这归功于莆田上世纪的国际名鞋代工产业：白天，人们在工厂热火朝天生产，对标全球顶尖制鞋技术；夜晚，他们回家“发挥余热”，制鞋“秘方”被或偷或买地传了出来。
这些无疑都是假货，但“鬼市”里的人们回避“假”字。他们发明了自己的话语体系，“真标”“高仿”“1︰1”，造假者则叫“阿冒”。
相对“真实”的，是各色各样的自主品牌——比如，有人在美国“NB”新百伦的基础上，加了几个数字或字母，并拿到了商标注册。在外边，有人称其为“山寨”，但在“鬼市”，它们有着微妙的名字——“擦边鞋”。
尽管在工商、电商平台打击以及行业萧条的多重影响之下，“鬼市”日益萧条，但如今，夜晚10时市场路口有时还会堵车两三分钟。
一些人在电商城内游荡，瞄准看似无目标的“游客”，发小卡片，问买不买鞋。1月7日凌晨1点，一名带着记者在商城走访的63岁老太太毫无困意，“我带你们去下一家看看，就在楼上”，她精神抖擞地说，“我两点多才下班”。
支撑起“鬼市”心跳的，是农村或城乡结合部输出的“血液”。在家庭作坊，或者工厂车间，总之以国际名鞋曾经的代工厂为圆心，众多“阿冒”白天生产、接单，夜晚涌向安福电商城。
村民程相2013年决定加入“阿冒”大军。在莆田的北部村庄，他请了5个工人，又砸下数万元，在家中装了两条小型生产流水线。尽管每条仅长十多米，日产量仍能突破千双。
这对程相来说不是难事。他曾在鞋厂工作10年，负责鞋的成型——这是制鞋数百道工序中的最后关卡，也就是将鞋面、鞋底等“零件”组合成一双完整的鞋。如今，他只不过把原先的工作复制进家里，自己到处寻找优秀的“零件”，“正品用什么材料，我们也用什么材料”。
在他这里，不少高仿鞋的制作成本大约是100元，转手能赚15元，“价格很透明，谁也骗不了谁”。若换做以前，鞋厂代工利润每双只有两三元。
工艺相近而利润翻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都是暴富神话。“懂鞋的都知道怎么做。”当地鞋业人士带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来到一个制鞋车间，一批批金属模具被注入原料、加热、升降，鞋底便初具雏形了，“如果是‘阿冒’，拿到鞋拆了、开板（根据图片或样品做成鞋的一个过程——记者注），鞋底是一次成型还是二次成型，热膨胀系数是多少，都能大致分析出来”。
对于“阿冒”而言，鞋底是开板的最大成本。金属模具一般要设计6种尺寸，“因为你不可能只仿制1个码的鞋”，上面还得刻上图案，加之研制费用，全套可能二三十万元甚至更多。有的作坊索性请了长期的开板师傅，月薪1万元。
这些曾服务于鞋厂的“散户”，不少人现今“落草为寇”，改服务于“阿冒”。风口早已离他们远去了：上世纪90年代，有人一边代工，一边每天仿20双鞋，卖个千把元，再后来，规模更大的手工作坊击垮了他们。
越来越多熟悉此道的人们发现，务农务工不再是唯一出路，反而是低门槛、高回报的仿制生意能飞速积累财富，并兑换成名车、珠宝，还有洋楼。
终于，一批人开始了共同作息——在“鬼市”白天休息之时，不少程相这样的“阿冒”，正收集着各种渠道斩获的鞋底、鞋面等“零件”，督促工人加紧“组装”；傍晚六七点，“鬼市”那边该来的订单都来了。
程相像接到行军命令一般，迅速计划起各档口的送货路线。他从不觉得“阿冒”丢人，生意鼎盛时期，每仿制完一批鞋，他便在微信朋友圈高调晒图，“这有什么，莆田好多人都在做”。
每到晚上8点，他孤身钻进那辆花3万元买的面包车，猛踩油门。7个后座早已被拆下，腾出的空间能塞几百双鞋，订单多的时候，他要在“鬼市”与仓库之间跑好几个来回。
程相一般晚上9点左右送货到安福电商城。这个“阿冒”卸下“弹药”后的一两个小时，白天沉睡的“鬼市”南部快递区逐渐苏醒，忙碌甚至疯狂起来：商家抱着鞋盒，快进快出；电动车来回穿梭，直按喇叭；六七十个快递摊位，工人不断撕扯胶带，“嘶”声此起彼伏。
即使只在夜晚营业，根据官方2015年公布的“不完全统计”数据，这里日邮递快递量仍过15万单。
网商熟悉这个作息。吕申在微信上卖鞋，去“鬼市”进货的时间就是在晚上9点到11点半之间，这个平日爱在朋友圈晒自拍的女孩，此刻骑着电动车游走于电商城的车流之间。
事实上，你不能轻视在“鬼市”里骑电动车的任何人，因为他们“可能白天就开着路虎”。
10号摊位在电商城南门附近，位置极佳，一进快递专区就映入眼帘。“晚上11点人最多。”女服务员把一叠叠耐克、阿迪达斯的包装、发票甚至POS机的签购单摆了出来，“20元可以买一大包”，还有能刮开涂层的防伪标识，一张16个，每个5角。
用手机扫描这些发票的二维码，页面全能弹出专卖店的地址；刮开涂层，登录所谓“全国质量防伪监督中心”网站，输入验证码后真的可以查到。
事实上，这只是“鬼市”虚构出的认证世界，并引导顾客认真地走到这里——弹出页面仅是用二维码生成软件做出来的，所谓查验网站疑似“山寨”，其ICP备案信息主办单位是某私企。
物流也在为造假助力。好几家门面立着“异地上线”广告，也就是说，即使在莆田发货，物流也能把发货地变成上海等其他城市。
在申通快递摊位，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1月12日凌晨1时许发了一份快件。申通官网显示，当天3时57分，“上海保税港区－业务3部6”收到了此件。两三小时，莆田运到相隔八九百公里的上海发货，这几乎不可能。
56号摊位的服务员甚至承诺可以“秒变”从美国发货。她用的是“SGR国际速运”。该公司网站称其总部位于美国，但检索发现，这份简介系照抄另一家快递公司的，倒数第二段连原名都忘了修改。贴上SGR英文快递单，加上首单36元的价格，货物分量就瞬间变成“海归”。
在这个铁皮隔出的快递摊上，二三十个鞋盒大小的纸箱都贴着美国发货的SGR标签。服务员不避讳这是假装寄到中国的把戏，坐在电脑前，她输入了一个已签收的单号，“看，洛杉矶收件，清关，寄到上海，再转了顺丰”，“一个晚上能有几百单”。
一些知道真相的买家似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在56号摊位，贴有SGR“洛杉矶－上海”标签且顺丰单号为92744117＊＊＊＊的快递即将寄往广东，寄件人是用中国手机号的“baby”。此时，1月11日晚上11时。过了20个小时，快件在上海青浦香花桥营业点装车了。
按照快递信息，记者微信联系了收件人胡女士，询问是否需要维权。她并未回复，随后的电话沟通中，她只说着一句话：“不需要，谢谢。”
事实上，莆田工商部门对“鬼市”假货的打击从未停止。他们约谈商家，夜间巡查，2013年曾3个月巡查36次，罚款38万多元。他们也试图寻找假货源头，提出将专项行动“扩大到农村、城乡接合部等地区”，“加强日常排查”，并严肃查处一批违法案件。
莆田对安福电商城满怀希望，2015年，当地宣布力求3年内让此处年网络销售额突破1000亿元。
然而，监控器成了造假售假者打探情报的耳目，它们装在了作坊和电商卖家门口。安福电商城的一名卖家直言这是“防工商局的”，“（看到）他们来敲门，我门不开，灯一关”。
为了防止突击检查，程相还坚守着一项“大家都这么做”的法则：货完工之后，马上转移到别处仓库，绝不留在作坊。
仓库也明白如何“相互取暖”，在与“鬼市”一条马路之隔的地下仓库，一名出租仓库的男子毫不掩饰：“这么多人都做（高仿鞋），有工商来的时候，群里都会通知”。
在程相眼里，“抓鬼”有时也沦为个别执法人员的寻租生意。他的作坊偶有执法人员上门，也不查封，只说随便坐坐。“谁没事会来你家坐坐？我懂什么意思。”程相是个“识相”的人，他送上“好处”，后来，一些熟了的执法人员也会建议仿哪种鞋好卖。
程相苦于身在“鬼市”，他和中间商相互提防着。有时送货，中间商不让他上楼，“怕我们知道他在哪个房间，不然欠钱了，我们就会上门”，“这事儿也没法到法院打官司”。
电商平台也在夹击着售假者。2015年8月起，阿里巴巴一年内撤下了3.8亿个产品页面，关闭18万间淘宝店，以及675家生产、存储或销售假货的运营机构；与此同时，腾讯封停了超过1.1万例涉嫌售假的个人账户，鞋类为品牌维权的热门品类。
吕申的亲友纷纷中招，她的弟弟开了一家高仿鞋网店，还没接单，店就被封了；她的舅舅忙于借身份证注册淘宝，另一些人则索性直接买了经营良好的账号。她深知这存在风险，因为身份证持有者可能未来某天会去申诉“被盗号”，说店是他们的。
当地鞋业人士慢慢发现局面不妙：全国鞋类电商越来越多，竞争加剧；同时，有得制鞋原材料，一年左右已从每吨1万元涨到两万元，利润越来越薄。
吕申最终不再卖鞋，她抛弃了“鬼市”。程相也感觉寒冬已到——他的订单愈发少得可怜，有时一天只有一两双。半年前，他转行跑运输，从“鬼市”出局。
但永远有人希望涌入这座“围城”。一名6年前“金盆洗手”的“阿冒”向记者坦承：一度，他响应政府号召，做自主品牌，但同一条生产线做出来的鞋，挂名牌能卖500元，挂他的牌只卖150元，还卖不出去。
坐在茶桌前的他一脸绝望，思来想去，他递过手机，屏幕上是红色的某款名牌鞋。这个已损失数十万元的商人说，他花了20万元，最近又找人去“开板”了。
6年没做过“阿冒”的他，此刻试图重回“鬼市”，再搏一次。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程相、吕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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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假”存“新”的转型之道
安福电商城一处路口有4家“新百伦”门店，细看之下，无一是真正的新百伦品牌。当地人称此为“擦边”品牌。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卢义杰/摄
要不是当地鞋业人士的讲解，福建莆田安福电商城内一个路口的4处“新百伦”品牌真假难辨。
真正的新百伦商标是“NB”，但在这里，它们有的是“NB：VS”，有的是“NB108 Studio”，有的是“亚太新百伦”，有的名为“美国新百伦本色”，还煞有介事地加了“授权”二字。注册商标的R字打在了一些门店的牌匾上。
在这个白天几乎歇业、晚上热闹非凡的“鬼市”，这些打擦边球的“自主品牌”是除了高仿鞋之外的另一病灶。莆田某自主品牌董事长直言它们是“没有基因的品牌”，研究区域经济的北京大学教授李国平则称其为“傍大款”，并认为企业应有较高的创新精神和自主意识。
事实上，号召鞋企转型打造自主品牌，本是莆田政府与电商平台应对层出不穷造假之势的第一张牌。
这场引导当地某些领域“假货经济”转型的浪潮2011年前后席卷开来。在这些年的“创牌大潮”中，最终一些品牌成功晋为新星，也有“伪”品牌掺杂其中。
李国平认为，这些现象的根源是短期经济利益的驱动，一些“伪”自主品牌注定会“自生自灭”。
鞋商刘尚（化名）明白，这些道理无疑正确，但实践起来，他完全处于行业下风。与不少莆田鞋企从业者一样，刘尚在有了鞋业经历之后做了制作高仿鞋的“阿冒”，此后尝试自主品牌，可是不得要领。
他注册了一个日本某名牌同音译的鞋子商标，只在中国国内销售，防止对方发现；他另注册了几个商标，拿1万双做试销，可是连成本都没有收回来。当他退而求其次转做国外订单的代工时，意外又频频发生：工厂一年内出现了3起工人受伤事件，他钱还没赚到，倒是先赔了几十万元。
这不是个例，另一名鞋商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也在某知名品牌之后加了“jindian”的拼音注册了商标，虽外形有相似之处，但他还是申请到了外观专利。这种蹭热点的做法原本“他不死，我也不死”，可在鞋业普遍经历寒冬的大背景下，他的品牌赔了30万元，甚至，电商平台无视他的外观专利，仍然判定他的产品是仿造的。
销路，知名度，这是多名试水自主品牌的鞋商最头疼的话题。在一些学者看来，如果仅在品牌名称上玩简单的文字游戏，而不在实质问题上破局，所谓品牌最终只会做成山寨。
“既需要资金，也需要人才，成本几乎翻一倍。”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电子商务系教授李安渝看来，实现从简单的生产制造到建设自主品牌没有那么容易，最大的困难就是先要投入成本。
什么成本最需要投入？在各地自主品牌遍地开花的格局之下，个性化成为研究者心中最有成功希望的标签。
莆田鞋业并非没有成功样本，当地运动鞋玩觅（ONEMIX）就是以个性化著称的品牌。该公司董事长郭景曾是制鞋代工厂流水线上的一员，后来晋升为资深工程师，深谙其中门道的郭景明白品牌建立的艰难，“规模不能代表品牌”。
郭景告诉记者，玩觅在真正进入市场前，用了多年进行市场调查与用户研究，最终他们决定只做“运动鞋”，并且是个性化的运动鞋。至于生产，并不是最核心的问题，郭景只是将这些交给有经验的工厂，而玩觅则多专注如何研发产品，如何进行推广。
在诸多媒体报道之中，众多转型成功的鞋商言必谈个性、定位与区分度。对市场敏感的鞋厂销售人员，成为问计的对象；需求旺盛的消费者，被分年龄、职业、兴趣进行“解剖”，每个痛点都成为企业家眼里的商机。在他们眼里，创意才是脱颖而出的法门。
无论是否愿意承认，莆田已被一些人贴上“不诚信”的标签。但又不容否认的是，一些造假产品背后，的确显示出莆田潜力无限的制造功底，曾有媒体报道称，有的假鞋只有在专业仪器的分析下才能原形毕露。
莆田的确是有实力的，比如莆田双威体育用品公司的“思威琪”。这个硫化帆布鞋的鞋底可以弯折10万次，而国标规定的鞋底弯折标准仅是两万次。
当地鞋业人士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说，莆田正试图“建立地方区域品牌”。就在去年，一个主打“互联网＋青年创业”的平台在莆田落地，它主打为企业和个人提供资源整合、技术交流、人才培训。
对于类似创客基地，李安渝认为“是有价值的”，关键在于创客基地“能带来什么”，他认为创客基地应该避免引入与莆田本地已有的同质企业，而可以尝试结合本地原有优势，引入相匹配的资源与专业人才。
这对鞋企来说挑战不小，在一些企业主看来，旧标签似乎是一种惯性。每个摸爬滚打的鞋商，都能说出那个灰色时代的段子：有人从代工厂里扔出图纸、鞋子，随后这些鞋被仿造；有人贿赂鞋厂员工或开发人员，得到一纸“配方”；有人打听到某品牌首发新鞋的国家，随后前往购买，回国“解剖”、复制后便大发横财；也有人在仿制之后，原厂家临时改变了款式，最终功败垂成。
在受访学者看来，这些“不诚信”的旧标签到了撕下的时候了，莆田应该做的，就是打造新的文化氛围，形成一个地区不同以往的区域特征和整体形象。
然而，尽管政府与电商平台的“打假”力度不断升级，但假鞋制造、交易现象仍屡禁不止。李安渝认为，这种现象无法根治，市场需求是这些企业仍旧运转的重要原因，只有从源头上改变消费者的意识、缩小市场需求，同时加大监管力度，才能杜绝这个现象的存在。
李国平说，集群品牌的目的是相互支持、互相联系，形成一种标签，好的集群需要一起去建造，“在这一点上，政府应当努力建立诚信氛围，营造新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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