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思想国
熊培云和他的思想国。在有关电影、文学、时事与个体命运的文字中,寻找一种智慧与慈悲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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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朋友的朋友 | 米兰•昆德拉

思想国  · 公众号  · 时评  · 2020-11-24 19:48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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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山》(我是一个连环杀手)


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学会让友谊屈从于所谓的信念,甚至因为道德上的正确性而感到自豪。事实上,必须非常成熟才能理解,我们所捍卫的主张只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假设,它必然是不完美的,多半是过渡性的,只有非常狭隘的人才会把它当成某种确信之事或真理。对某个朋友的忠诚和对某种信念的幼稚忠诚相反,前者是一种美德,或许是惟一的、最后的美德。

偶然读到米兰•昆德拉的这篇文章,想起此前我写的《 一个有真理而无深情的时代令人畏惧 》。虽然身处两个不同的时代与国家,但是我们所忧虑的现实却是一样的,即对观念的盲目崇拜导致的对人的价值的驱逐。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对比着读。

这是一个开始,后面会陆续在思想国推荐一些优质的内容。页面上的诺丁山红酒图案不是广告,算是替一位信任的老读者友情推荐的。

上午,又有公众号买卖平台找来,说“我们有买家在收这类型的号”,问我出多少钱。我说“一个亿”。当然,这笔生意没有谈成。我们微笑着回到了各自的世界。




敌意和友谊


[捷克] 米兰•昆德拉
尉迟秀 译


1970年代初,苏联占领时期,我和妻子都被逐出工作岗位,身体状况都不好。有一天,我们俩去了布拉格郊区的一家医院看一位名医,他是所有反对派的好朋友,一位犹太老哲人,大家都叫他斯玛赫尔老师。我们在那儿遇到了E,他是记者,他也是不管做什么都被人赶出来,身体状况不佳。我们四个人在那儿聊了很久,沉浸在相互同情的快乐气氛里。

回去的时候,E开车载我们,他谈起博胡米尔·赫拉巴尔,他是捷克当时最伟大的在世作家;他的幻想无远弗届,他醉心于平民百姓的生活经验(他的小说里头满是最平凡无奇的人),大家都读他的作品,都很喜欢他(整个捷克电影的年轻时代都奉他如主保圣人)。他的非政治化是非常深刻的。然而,在一个“凡事皆政治”的体制下,他的非政治化并非天真无知。他的非政治化嘲笑意识形态横行的世界。正因如此,有很长的时间,他受到相对的冷落(对于所有官方推动的事务来说,他完全派不上用场),但也因为同样的非政治化(他也从未投入任何反对政府的活动),在苏联占领期间,没有人找他麻烦,所以他可以或多或少出版几本书。

E愤怒地咒骂他:他怎么可以在他的同行被禁止发表作品的时候,还让别人出版他的书?他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替政府背书,连一句抗议的话都不说?他的所作所为令人厌恶,赫拉巴尔是个通敌分子。

我也以同样的愤怒响应:赫拉巴尔作品的精神、幽默、想象,都和统治者的心态背道而驰(他们想把我们窒死在精神病人的束缚衣里),说他通敌,这是多么荒谬的事?读得到赫拉巴尔的世界和听不到他的声音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只要有一本赫拉巴尔的书,对于人们,对于人们的精神自由,它的效用大过我们抗议的行动和声明!车子里的讨论很快就变成了充满恨意的争吵。

许久之后想起这件事,这恨意让我惊讶(那真的是恨,而且完全是互相的恨),我心想:我们在医生那儿的投缘是一时的,缘自特殊的历史情境将我们都变成被迫害者。相反地,我们的分歧是根本的,是独立于情境之外的,这种分歧存在于两种人之间——认为政治斗争高于具体生命、艺术、思想的人和认为政治的意义在于为具体生命、艺术、思想服务的人。这两种态度或许都合情合理,但是谁也没办法跟对方和解。

1968年秋天,我到巴黎待了两个星期,于是我有机会和阿拉贡在他位于瓦雷纳街的公寓长聊了两三回。不对,我其实没跟他说什么,我都在听他说。由于我从来不写日记,记忆因而是模糊的,他说的话,我只记得两个经常出现的主题──他经常对我提起安德烈·布勒东晚年和他越来越亲近;他也和我谈起小说的艺术。在他为《玩笑》所写的序言里(在我们相遇的一个月前写的),他也为小说的重要性做了一番颂赞:“小说是人不可或缺的东西,就像面包。”在我数度造访他的时候,他鼓励我永远捍卫“这门艺术”(这门被“贬低”的艺术,他在序言里是这么写的,我后来也在《小说的艺术》里的一个章节,把这个说法用在标题上)。

我们的相遇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和超现实主义者决裂的最深层理由并非政治(他对共产党的顺从),而是美学(他对小说,对这门被超现实主义者“贬低”的艺术的忠诚),我似乎也瞥见他生命的双重悲剧:他对小说艺术的热情(小说或许才是他才华的主要领土)和他对布勒东的友谊。——现在,我明白了,在清算的年代,最痛苦的伤口是绝交的伤口,而且,没有比为了政治而牺牲友谊更愚蠢的事了。我很自豪从未做过这种事。我欣赏密特朗维系老友情谊的忠诚。他晚年为了这份忠诚遭受如此激烈的攻击。这份忠诚正是密特朗的高贵之处。


约莫在我和阿拉贡相遇的七年之后,我认识了艾梅·塞泽尔。我在二次大战结束时就读到了他的诗句,那是捷克文的翻译,刊登在一本前卫期刊上(我读到米沃什的同一本期刊)。我们见面的地方在巴黎,在画家林飞龙的画室。年轻、迷人、活力旺盛的艾梅·塞泽尔拿出一堆问题向我猛攻,劈头第一个问题就是:“昆德拉,您认识奈兹瓦尔吗?”“当然认识。可是,您怎么会……认识他?”不,他不认识奈兹瓦尔,可是安德烈·布勒东经常提起他。在我既有的印象里,布勒东以强硬著称,他只有可能谈到奈兹瓦尔的坏处(他在几年前和捷克的超现实主义团体决裂,因为他宁愿顺从党意──差不多跟阿拉贡一样)。然而,塞泽尔却再次告诉我,1940年布勒东旅居马提尼克期间,对他谈起奈兹瓦尔的语气里满怀着爱。此事令我感动。因为奈兹瓦尔也一样,我记得很清楚,他谈起布勒东的时候也是满怀着爱。

有一种人际关系,捷克文称之为“soudruzstvi”(soudruh:同志),意思就是“同志情谊”,也就是让共同进行政治斗争的人们得以彼此连结的好感。当他们为某一件事共同献身的精神消失之后,彼此有好感的理由也就消失了。 可是友谊如果从属于某种高于友谊的利益,这种友谊根本与友谊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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