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5.29）【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环境规制、数字赋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机理

文献和生活都在这里打卡吧 · 公众号 · · 2024-05-29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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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利用全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验证数字经济在产业结构绿色转型过程中发挥的调节效应。首先使用多重门槛检验来寻找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利用高阶函数进行拟合的基础上，加入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两大调节变量剖析环境规制和数字赋能的协同作用。

1. 理论机制与假说

（ 1）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影响

现有研究指出，当存在多个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力度较弱时，倒逼作用较弱，无法对受规制产业的绿色转型起到推动作用；同样如果规制力度过大造成大量企业被淘汰，则会产生投机行为来阻碍产业结构长期转型；只有当环境规制力度处于适度的区间内时，规制手段能够起到积极效果。此时环境规制手段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会促使这部分产能向环保行业、非污染型企业转移。生产要素的转移会刺激绿色意识与企业利益最大化目标逐步融合，企业配合地方政府进行污染控制的意愿会增强，从而减少污染转移这样追逐短期利益的行为，转而配合政府源头治理的政策，通过加强绿色创新等手段来建立市场竞争优势。这种由创新效应带来的益处不仅限于微观层面的遵循成本，更应体现为宏观层面的产业结构调整。从宏观层面来看，随着绿色发展成为企业进步的共识，整体产业结构逐步具备了可持续发展潜能；而生态环境的改善使得房地产、住宿、餐饮等行业获得了发展机遇，第三产业的比重能够得到提升。因此，提出 假说1 ：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存在门槛效应。

（2）产业数字化的调节作用

绿色与数字两大趋势并行在传统产业中将会形成“绿色施压、数字赋能”的发展形势：一方面数字技术在生产制造环节的不断渗透；另一方面环境规制力度的增强与市场绿色化转型的压力迫使污染型企业寻求数字化变革的方式来降低经济成本；同时数字技术应用不仅带来了产业层面提质拓链，更消除了产业壁垒、促进多产业融合发展，刺激了传统产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合作，从而促进全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此，提出 假说2 ：产业数字化在环境规制促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存在调节效应。

（3）数字产业化的调节作用

在“绿色优先，数字赋能”的号召下，数字技术能够生产出匹配市场绿色转型需求的数字产品，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数据测算等衍生服务，扩大绿色技术的溢出效益和联合效益。这不仅将提升无污染产业的市场竞争力、降低污染产生与扩散的可能性，更能通过网络数据平台在社会范围内扩大绿色共识，从而利用舆论监督机制增加绿色企业的竞争优势，迫使严重污染型企业转型或退出市场，以此起到在绿色发展理念下调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因此，提出 假说3 ：数字产业化在环境规制促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存在调节效应。

2. 研究设计

（1）基准模型

（2）变量设定

①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RIS）

②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ADV）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产业结构向更高形态变迁的过程从产业比例上来看，主要是产业重心从第一产业逐渐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文章利用三产与二产产值之比作为指代变量。

③环境规制力度（EM）

④产业数字化（ind_dig）

该指标一般从制造业数字化水平和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两个方面来进行衡量。制造业数字化的绩效可通过制造业整体智能化水平提高以及科技水平上升来体现，使用生产发明专利的使用量来反映各地区在智能制造过程中的创新水平。服务业数字化水平目前研究较多采用数字金融普惠指数来表示，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共同编制的数字金融普惠指数能够较好衡量地区数字金融水平，体现一个地区以金融业为代表的服务业数字化程度。因此，对这两个指标进行熵值法赋权，通过计算得到产业数字化水平的衡量值。

⑤数字产业化（dig_ind）

根据数字产业化的内涵与定义（表1），以上6个三级指标赋权的方法跟环境规制力度衡量指标EM类似。

⑥控制变量

分别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城镇化建设、人才储备、科技创新五个方面加入控制变量。

（3）数据来源

利用2006—2019年的地级市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采用2006—2012年间全国283个地级市的划分方式。各变量的指标及数据源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等渠道。

3. 实证结果分析

（1）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2）产业数字化的调节作用

加入产业数字化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后，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出现了双门槛效应，而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门槛效应则不再显著。表3模型（3）与模型（4）中三次函数极值点分别为0.397、0.692与0.388、0.679，表明环境规制力度在产业数字化大趋势的交互作用下，会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N”型影响。从模型（3）到模型（4），可以看出模型的极值点略微向左移动，表明随着绿色化与数字化的深度融合，要实现协同效应需要逐渐放松环境规制的直接力度。而根据模型（5）加入产业数字化指数与环境规制力度的三次项构建的交互项后，环境规制力度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双门槛效应消失，交互项之间的门槛效应逐渐显现。

产业数字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调节效应如表3中模型（8）与模型（9）结果所示。此时，模型中环境规制的单门槛效应与“门槛检验”结果一致，但模型（8）中一次交互项的系数为正且为显著，说明当前的产业数字化趋势能够调节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能够使得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转变；但随着交互影响的加深，高次项的加入使得这种正向作用不再显著。

（3）数字产业化的调节作用

表4可以发现，数字产业化指数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可以初步判断在环境规制政策实行之下，数字产业化无法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利用起到明显的调节作用。模型（10）与模型（11）中，两个“U”型曲线的门槛值分别为0.546与0.539，有明显的左移趋势，对比模型（2）、模型（10）与模型（11）可以发现三个模型的门槛值从0.558逐渐减小为0.539。而在门槛值的右侧，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增加，产业结构能够逐步向高级化调整。

（2024.05.29）【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环境规制、数字赋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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