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出书不难，难得的是自知之明。论文集本就读者不广，有何价值，值得烦劳编校，灾梨祸枣呢？自忖良久，或许可以说出这么两点：一是文章大都有若干新见，二是力求“以小见大”。
得出这两点，启发自两位我所尊敬的逝者，一位是祝总斌先生，一位是刘浦江老师。祝先生说，“没有新见，就不要写文章”。这个要求看似基本，实则不易。特别是，所谓“新见”不能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要出于真知，经得起推敲。刘浦江老师曾在一篇纪念邓广铭先生的文章中，归纳邓先生治学的路子，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那篇文章题为《不仅是为了纪念》，当然也寄望于后人。两位先生之教，时常在我心中回响。
本集收录的文章大多写作和发表于2011至2020这十年间，少数几篇发表较晚，但也是在这期间写成的。近两三年的新作和仅为介绍材料而写的文章，都没有收录。所收文章大都修改过多次，曾得到同行、同学的批评指正，有的修订幅度相当之大，在文末的附记中各有说明。文章的论题有新有旧，但都涉及我认为重要的领域和问题。不同的文章，往往根据题目和资料的特点，尝试不同的研究方法，或在资料上有新发现，或提出不同以往的新解释。除了解决具体问题，这些文章还力求扩大视野，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想象空间。
2011年是我将学习重心真正转向秦汉史的开始，这部文集可算是我的“初学集”。由于初学，宁可探索范围广一点，各方面都做些尝试，偶有心得，乃付笔端，故而不成系统。也由于初学，必须全力以赴，“小题大做”，既为减少错误，也为磨炼自身。严耕望先生在《治史经验谈》中建议年轻人小题大做，盖非积小不能成其大也。
最初的探索，是为了配合简牍整理。当时，北京大学新收藏了两批秦汉简牍，分派我在李零先生的指导下做博士后研究，整理其中的数术文献。北大秦简中有两种秦始皇时期的历书，李老师称之为“视日”，撰文探讨过它的命名和与“日书”“葉书”的关系。我顺此摸索，发现出土秦汉历书数量惊人，种类也很丰富。以往，学者大多只是将之作为复原秦汉历法的资料，而我想从中发掘出更多与一般历史相关的信息。事实上，如果不了解历书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厘清王朝颁朔的制度和实际，就不能真正理解出土历朔资料的性质，遑论复原历法。
为此，我写了《秦汉的颁朔与改正朔》《〈春秋繁露·止雨〉二十一年八月朔日考》《出土秦汉历书综论》三篇资料考订和探索性的文章。我认为，秦和汉初朝廷大体按照“四分历”的法则谱排历朔，但也会根据天象临时调整，并不死守一定之规。王朝虽有颁朔制度，而历朔颁下地方往往会有滞后。众多民间治历者同样根据“四分历”法则自行排定历朔，与王朝所颁仅朔日偶有一两天之差，可以满足民众乃至地方官吏日常所需，因而通行无碍。这就是为什么包括出土历书在内的实际用历资料中的历朔，时常会与后人根据某一特定历法谱排的存在出入，有时甚至同样来自出土简牍的两个实用历朔也会彼此矛盾。从董仲舒任江都相时的教令来看，汉初的诸侯王国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也行用自己的纪年和历法，并不接受汉朝颁朔。直到汉武帝太初改历以后，郡国历朔才基本统一，趋于稳定。但在此后，历法变更和实用历朔的多元化发展仍与王朝的颁朔与改正朔相伴不绝。
研究历朔问题，另一类重要的资料是官私文书中的日期记载。留意这些日期，不难发现秦汉官文书的正式日期格式有明显的特征和变化，特征之一是书某月某日必写明本月的朔日，而最明显的变化是序数纪日逐渐通行并最终取代干支纪日。《序数纪日的产生与通行》一文除了推定序数纪日产生的年代和原因，更着力讨论技术、社会、国家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
比纪日更小的时间单位还有一日之中的分段计时，秦汉简牍这方面 的材料不少，但也零散多歧，学者意见不一。对这些早期的计时史料，我倾向于复原其使用情境，理解其观念、技术背景，避免用当时没有的观念、技术和后世的记时法来解释它们。《十二时辰的产生与制度化》一文主张，十二时辰作为匀定时间这一理念萌生于汉代的式占，而秦汉日书不过是为了占卜的方便才将日出、日入等时称对应于十二辰，仍保留了季节性变化，在理念和实践层面都不同于十二时辰。梁、隋以后，十二时辰在王朝的推动下制度化，但在实践层面却受测量技术的制约而迟迟不能真正通行。与此相关，我还写了一篇小文《里耶秦简牍所见的 时刻记录与记时法》，尝试归纳材料，说明秦代官方所用的记时方式，从一个侧面呈现记时法和时间观念、测量技术之间的联系。
古人说“观象授时”，又说“历象日月星辰”。人类对时间单位的分割，起初主要依靠天文观测。然而，天体的视运动周期彼此并非整数倍的关系，月有大小，年分平闰，都是为了协调时间单位与天象之间的关系。岁星的视运动以十二年为周期，最初用于占卜，而后发展为纪年标志。但岁星每八十余年又要多运行一个星次，打破十二的连续循环。《秦汉的岁星与岁阴》一文指出，从战国后期到西汉中期，占星家和治历者长期纠结于岁星实际位置的“跳跃”与连续纪年循环之间的矛盾， 提出了多种调配方案，但都只能适用于一时。直到“太初改历”，对星岁关系的描述终于选定连续循环，从而与天象脱钩，最终确立了沿用至今的太岁纪年和干支纪年序列。
读者不难发现，干支纪年、序数纪日、十二时辰、颁朔与改正朔，构成了中国古代自秦汉以降时间制度的基本框架。以上一组论文，是我探索传统的时间秩序、时间观念如何形成、发展的阶段性尝试。这方面，还有几个具体问题有待研究，更重要的则是如何给出一个完整而有机的历史图景。对此，我将继续思考。
由于参与整理北大汉简，我比较早接触到《赵正书》，从一开始就兴趣浓厚，而这种兴趣的源头则是《史记》。《史记》在后世被列在“正史”之首，其实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私人著述，取裁意趣迥别于体制化的官修之史。《赵正书》的写作在《史记》之前，其中部分段落与《史记》文字大同小异，也有一些记事截然相反，最为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胡亥在秦始皇临终前被立为继承人的说法。对于胡亥即位究竟是奉诏还是矫诏，我并非没有倾向。但必须要承认，这个问题在现代史学的标准下不可能彻底解决，它的解决与否也并不那么重要。我更希望以《赵正书》的发现为契机，来考察《史记》的编纂取裁与历史的记忆和遗忘。《史记》多采“小说家言”，“沙丘之谋”和李斯的狱中上书正是其例。作者当然也看到过《赵正书》这样的记载，他在不同的历史记忆间选取和剪裁，结果往往不自觉地反映出西汉中期的“主流”观念。《〈史记〉与〈赵正书〉》一文强调《史记》作者囿于时代、身份而不由自主的一面，而《司马迁与〈过秦〉篇》则补充了同样重要的另一面。《史记·秦始皇本纪》末尾的“太史公曰”在本来最应该自出机杼的地方，却全文抄录了贾谊的《过秦》三论，在书中绝无仅有。通过这个特例， 可以感受到史家与所处时代的张力，思想者如何有意识地超越其时代。两篇文章都不过浅尝辄止，以待将来更系统的研究。
关于《史记》，本集中还收录了《司马迁年十岁诵古文辨》《太史公自序原题考》《〈史记集解〉为注体说》三篇短札。篇中的观点并不全是我首先提出的，但这些观点此前未经充分论证，被当下学界所忽视。各篇还都有一些未尽之意：第一篇关系到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分和司马迁的经学立场，第二篇论及了古书自序体裁的产生和早期发展，最后一篇则涉及经注体例对史注的影响以及《史记》文本形
态在写本时代和刻本时代之间的变化。
本组论文中的最后一篇《曹窋与汉初政治》也是读《史记》的产物。《史记》与《汉书》中对曹窋是否参与诛杀吕氏记载截然相反，原来被认为是《史记》的版本讹误，其实则是班固和受他影响的后人未能准确把握汉初政治的特点，误解了曹窋真正的立场。
整理简牍和精读《史记》的经验，会令人产生一种关注文本细微之处的习惯。这些细微之处，有时隐含着重要的文化或制度问题的线索。“文化与制度”这一辑中的第一篇《“葉书”与“谍记”》，起因于对松柏汉牍《葉书》性质的解读，进而解释“枼”的含义及其衍生出的“世”“谍”“牒”等字的分化过程，最后落脚在周、秦、汉之间的文化发展。《里耶秦方与“书同文字”》则通过木方文句的重复形式，推求其表达规律，释出若干残字，进而将“某字如故更某字”与秦统一文字的政策联系起来，以求更完整地揭示“书同文字”政策的内涵，并讨论其推行方式和目的。这篇文章幸而得到了文字学家的肯定，但必须承认，我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素养欠缺，能够“捡漏”，除了对未释残字特别好奇之外，主要还是先隐约意识到了这些文句可能与“书同文字”有关。大方向确定，具体文字的辨识、求证才水到渠成。
同样源于细读文本的《秦简牍复生故事与移风易俗》，又带我闯入另一个不熟悉的领域。北大秦简《泰原有死者》和放马滩秦简《丹》篇都借助死而复生者之口，说明鬼的好恶。我发现，其中说地下世界以大豆黄圈为金钱，以白茅为丝绸，似与明器的推广有关；又说“收死人勿束缚”，则是针对秦人中广泛流行的屈肢葬，它们都颇有改革旧俗的意味。文中对考古材料的解读和推论或许有些大胆，但我相信思考的方向是正确的。通过写作这篇文章，我更清楚地认识到，未来秦汉史研究要走向深广，必须将出土文献、考古资料和传世史料三者结合起来。
北大中国古代史专业有深厚的制度史研究传统。近二三十年来，阎步克老师对中国官僚等级制度的系统论述又将之推向新的高峰。我观摩多年，深受教益。《汉代二千石秩级的分化》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制度史论文，缘起于2011年春在扬州博物馆偶获一册日本出版的简牍书法选。借助书中收录的尹湾汉简《东海郡都尉县乡吏员簿》清晰照片，可以辨认出此前众说纷纭的东海太守秩级不是“中二千石”，也不是“真二千石”或“比二千石”，而是“大郡大守”。这提醒我们重视那些不是用“若干石”来表示的秩级，借此可以一窥秦汉秩级与官职的关系以及秩级分化合并的过程、动因和政治文化背景。
本书的最后，收录了几篇比较“本格”的出土文献研究论文。
学习秦汉简牍的整理研究，我是从细读睡虎地秦简开始的。睡虎地秦简是最早发现的秦汉墓葬简，对它的整理和研究都堪称典范，在学术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就其本身而言，睡虎地秦简不仅内容重要， 保存了比较完整的考古学信息，11号墓的墓主人“喜”还在《编年记》 中补写了自己的生平家世，为墓葬的年代、墓主人身份等问题提供了直接信息，很适合作为探究秦汉墓葬简牍的基本参照点。由于它发掘、整理的时间最早，也难免遗留一些问题，在近半个世纪中屡受怀疑，却尚未得到订正。《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中“喜”的宦历》一文，在里耶秦简中新材料的启发下，指出喜最初担任的官职是安陆“乡史”，而最终升任了南郡的“属”。这样，喜的身份更加清晰，而且“为属”一句的断读还造成连锁反应，让我们不能不注意到《编年记》在秦王政二十一年记载了昌平君之死，与《史记》相左，进而重新认识秦灭楚的历史进程以及昌平君等人在其中的角色。细读睡虎地秦简的另一个意外收获，是发现整理本对《南郡守腾文书》《语书》《为吏之道》 的分篇与编连存在失误。为此，我撰写了《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应更名“语书”》，提出新的方案，并探讨了简册复原的方法论问题以及秦简中同类文献的性质。
我比较注意简牍的文字释读、编连整理方法，跟十多年来参与整理工作的体会是分不开的。但整理工作本身枯燥繁琐，备受“折磨”之 后，对自己经手整理的资料反而没有了研究兴致。因此，我在这方面成果很少，只有两篇配合资料介绍而做延伸性讨论的文章相对系统，多少说出了一点心得。2012年，我完成博士后出站报告，研究古堪舆术的文献与历史，《北大汉简所见的古堪舆术初探及补说》原是其中的一部分。今天的“堪舆”是“风水”的同义词，而古堪舆术则是一种时日吉凶占卜的选择数术。本文介绍了它的基本原理，也对“堪舆”一名的含义提出了看法，最后联系相关的出土资料，补充说明堪舆与其他式占的区别，以回应学界的质疑。海昏汉简《论语》保存状况不佳，整理工作才刚刚起步，只能以“初读”为名，简单介绍其特点和学术意义，顺便澄清“海昏《论语》是齐《论语》”的误会。在我看来，《论语》学的齐、鲁、古三家之分形成于西汉后期，不能反映西汉中期的状况，也有悖于昭宣时期人们对经学的认识。海昏《论语》的性质不应该用它抄写时还不存在的概念来界定，更何况它与《汉书·艺文志》所谓齐《论语》仅是部分相似，至多可以说是齐《论》形成中的一个过渡形态。
关于出土文献在秦汉史研究中的意义，我的态度是：首先应该利用其作为同期、直接史料的特性，还原历史的丰富和复杂。秦汉两朝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帝国最初确立的时期，而《史记》和两《汉书》的叙事又具有无与伦比的统治力。传统史学受《史》《汉》叙事和大一统观念两方面的影响，对秦汉历史的认识尤为一元、单线。这种一元、单线的历史认识深刻影响着后世的历史选择。出土文献提供了史书未载的资料，往往能够衬托出史家的盲点、偏见，帮助我们看清史书的罅隙，而罅隙的后面往往隐藏着另一个真相。不仅如此，研究者还应该注意其中超出了传统史学范围的那些信息，在问题上扩展史学的边界。历史学家不能预测未来，但历史学研究应该为人们创造历史、选择未来打开空间。
本书所收拙文二十一篇，大体都在秦汉史范围之内，而又各有侧重。书名“文史星历”，“文”是文献，尤其是出土简牍文献；“史”既指历史，也指史书，尤其是《史记》；“星历”是天文历法，指本书中有关时间秩序与观念的部分。司马迁用“文史星历”以示职业之轻贱，而又自重其死，发愤著书，祈望“自讬于无能之辞”，“成一家之言”，“以俟后圣君子”。每默诵之，未尝不动容也，遂借以题端。
文章暂且汇集，以便求教于方家，日后还要修改，故曰“丛稿”。
恳请读者批评赐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