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儿胡同·第425辑
“没文化”的徐记烧饼铺
京城从来不缺文化。
就拿吃来说吧。往大了说，比如仿膳，那是皇上吃的，讲究太多太多；同仁堂，风风雨雨的历史拍了电视剧；四联美发店，那是建国初期在总理等政要的指导下来到北京的。
相比之下，烧饼就没什么文化了。您听说过哪个大官儿特地跑到烧饼铺排队，或是皇上指示内务府采购烧饼？
出锅啦。
烙烧饼更是个苦差事。弯腰和面，烟熏火燎，一个烧饼，挣不了几个钱。您听说过哪个文化人心甘情愿去干这个？
但就这“没文化”的烧饼，这几天又热闹了。白塔寺后面安平巷的徐记烧饼铺，因整治开墙打洞，今年8月关张了。
关张前的盛况。图片来自网络。
就在这两天，西四北大街路边、北头条的百姓生活服务中心里，排队的场面再次出现了。
徐记烧饼铺，在此重张。
徐春玲大姐收钱站柜台，大姐的丈夫和弟弟徐文通带着伙计烙烧饼。我跟徐文通徐叔聊了差不多两个钟头，从93年开业聊到这次重张，说句实话，这烧饼，没什么让我觉得能和“文化”贴边的内容。
如今徐记烧饼铺排队的人们。
不过呢，徐叔说到了一些往事。
那大约是在70年代的一个周末。当时徐家老父亲还没退休，徐老爷子年少便在阜成门内饭馆当小伙计，勤行手艺学得不少，烙得一手好烧饼。
现在咱们说起烧饼，要么给涮羊肉配着吃，要么夹上酱肉吃，顶多了当个早点，还得配杯好茶。
然而在那个时代，烧饼算得上是有点儿档次的食品，虽然脱不开平民食品本色，那芝麻酱的喷香，酥脆可口，嘿，白嘴吃烧饼来点儿小咸菜，算得上像模像样的一顿饭。
停业前徐文通卖烧饼。图片来自网络。
徐春玲、徐文通兄弟姐妹几个，也都爱吃老爷子烙出来的烧饼。老爷子偶尔会烙，不过甭想天天能吃到，每个人配给的那点儿芝麻酱，只能满足偶尔“解馋”的需要。
这个休息日，老爷子想给孩子们烙烧饼了。平房嘛，火炉子现成的。和好白面，老爷子建设服上已经点点白斑。在油乎乎的围裙上擦擦手，老爷子举起擀面杖，这是到了擀面、抹芝麻酱的时候了。
“当当当当——当当当……”老爷子杂耍般地，用擀面杖在案板上敲起了鼓点儿。
此时烧饼尚未进锅，香味儿还停留在徐文通的想象层面。就在全家人连味儿都没闻见的时候，厨房门口出现了街坊的身影。
“呦，老徐又烙烧饼呢。”说着这句话，街坊还特地往里探了探头。要吃喝那没出息的事儿当然不能做啦，探头进来闻闻香味儿总没啥问题。
徐文通在新店烙烧饼。
第二个来到厨房街坊是大婶，大婶没空着手——端着面盆和酱瓶子来的。“老徐烙烧饼啦？借你的手艺，给我家也烙点儿呗。”
徐老爷子乐呵着，“好啊，下一锅就给您弄。”
待自家厨房里传出烧饼香味儿的时候，全院，甚至胡同里另外几个院子中，都一起传来了这种特别的香味儿，以及声声快的“嘎吱”，唇齿之间烧饼酥皮破碎的，那种本该无声胜有声的“动人”旋律。
明白了，原来大家正是被“打烧饼”的擀面棍声音吸引来的。
为什么要打烧饼？已是满头白发的徐文通，站在宽敞明亮的新操作间里，模仿者父亲当年的动作，“说白了吧，告诉大家，今天咱家吃烧饼，这就是炫耀呢。”
新店里的伙计。
热心人的炫耀，也不仅是炫耀——端着面、麻酱来到家里，请徐老爷子帮忙烙烧饼的街坊一个接一个——
“我这一天休息算是没啦。”
老爷子一定是高高兴兴地感叹了这么一句。是他自己把街坊们招来的嘛。
很快，老爷子退休了，有了更多的时间给家人和街坊们烙烧饼。但随着生活改善，吃烧饼已变得不那么值得炫耀。
1993年，家里几口人都赶上了老单位不景气的状况。唉，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没什么文化，想干点儿别的也不会啊。老爷子一合计，得，借着这老手艺，开个烧饼铺吧。
徐记烧饼铺。图片来自网络。
那年头谁也不懂什么禁止开墙打洞、什么文保区。自家只有一间屋子的后墙临着安平巷，就拿着个屋子开店啦。家人跟房管局申请，交7000块钱施工费，房管局派工人拆墙、整修房屋。
徐家的私房烧饼，从此变成了白塔寺根儿底下的小饭铺。
“丸子汤得有。”有干有稀，就更像一顿正经饭了。
徐文通去工商办营业执照。工作人员拿着填表问他，注册资金是多少？
当时快40岁的徐文通，一直在大兴的运输公司当司机，还真没听说过这么个词儿。工商解释，就是你家生产工具一共值多少钱。
“还能值多少钱？”徐文通一脸懵，“几个饼铛，火炉子、碗筷……连烟筒都算上，估计100块钱吧。”
起早贪黑，一开始是老爷子带着徐春玲干，后来徐春玲的丈夫、弟弟徐文通都加入帮忙，“还有邻居都来当伙计啦。”
新店里，徐文通的姐夫也就是徐春玲的丈夫在烙烧饼。
话说在这1993年，咱北京人还真有点儿看不上烧饼了。这一年京城大小饭馆，都给包间加上了卡拉ok设备；最流行的香港美食城，正在忙活着开分店。
而这徐记烧饼铺，生意也就是维持一家人生活用度，算不上特别好。
1999年，小饭铺按照规定改用电炉烤烧饼；2003年徐老爷子过世，家人继续经营着小饭馆。十多年里，人们的生活再次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吃饭唱卡拉”已成为一大傻，香港美食城虽然还在营业，但“美食城”在北京人的心中早已不代表美食，而是代表大排档。
很多人会称呼像徐记烧饼铺这样的小规模、菜品少、价格极低、环境一般的饭馆为“小脏馆”，尽管徐家人一直努力把店铺弄得像模像样。
别看店铺小，排队人不少。
没有能力大规模改造啊，想要挣钱，烧饼得涨价；每次涨价之前，除了计算成本，徐家人都得仔细考察周边同行的情况，“烧饼差几分钱，就有老人跑来跑去寻找低价。”
借着涨价晚，很多没吃过徐家烧饼的人，品尝到了更好的品质，有些也就变成了后来的老顾客。
这种平淡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大约2007年。那一年，一个北京台《身边》的记者带着摄像师来到了徐家，不久之后，这家小店随着电视节目进入了北京人的心中，小店的顾客越来越多，逐渐开始排队，越排越长。
直到今年关张之前，三伏天里，来买烧饼送别小店的人们举着阳伞。天气热，人们仍然安心排队并不催促，这却是徐文通心中最不安分的时候。他恨不得自己跳到五个电炉子里帮忙摩擦生热。
徐文通。来自网络。
8月，小店谢幕那天，一共卖了一万个烧饼。
但一定还会回来，街道答应帮忙找地方，自家的老伙计不能辞退。“还得是咱白塔寺根儿底下。”
不久办事处传来消息，五条那儿新开一个便民市场，二楼有地方。
徐家人看了看，不行。因为买烧饼的很多老人腿脚不好，上二楼不方便。类似的几个地点，或是租金高，或是不便操作，都被否定。
直到不久前，徐文通接到一个电话，是新烧饼铺这儿旁边一个卖肉摊主打来的，“这个市场里有块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