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
250
年左右，第一次迦太基战争爆发。公元前
150
年左右，罗马彻底征服马其顿王国。两者之间的
1
个世纪，是罗马势力急速扩张的
1
个世纪。此后再经过
1
个世纪左右的内部改革和斗争。到公元前
50
年左右，罗马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名正言顺的终身独裁官：凯撒。他的威望如此之高，以至于他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被册封为神，并且建立了神庙。罗马的共和制就此终结。
罗马的军事扩张与其共和制的消亡，两者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早期罗马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业，农民和地主是同一条生态链上的两个层次，地主起到了组织和调节整个农业生产环境的作用。当罗马的主要收入来源变成战争掠夺后，起到相似作用的就不再是地主，而是军队将领了。罗马的大地主阶级，足不出户而食利于四方，成了纯粹的寄生阶级。所以无论改革的过程曲折或顺利，元老院逐渐式微都是一个必然的方向。
人类历史上所有以军事立国的国家都会碰到一个悖论：他们凭勇气获得财富，但是财富又会反过来伤害勇气。罗马人也不例外。享乐懈怠、贪生怕死的风气，不可避免地在那些已经发财的富裕老兵中流传开来。所以为了保持战斗力，军队将领必须把他们的统治基础不断地向更加贫困的人群转移。
在内战前，凯撒就以劫富济贫闻名。为了资助无产者，他甚至把属于神庙的土地拿出来瓜分。通过战争消灭了其它对手后，他又宣布内战前形成的所有债务，以债务人内战前的资产为限。换句话说，那些通过内战翻身发家的无产者，可以合法地抵赖掉战前的全部债务。
凯撒曾经长期在高卢作战，深知同盟军的重要性。只要指挥得当，蛮族士兵完全可以发挥出不亚于罗马士兵的战斗力。所以他上台之后就力排众议，坚决削减了罗马城中无业游民的福利口粮，以减轻对行省的搜刮。在他看来，逐步减少罗马城的特权是必须的。他还极力主张让罗马人去各个行省“下乡锻炼”。虽然此时罗马帝国还没有正式形成，但凯撒无疑是第一个站在帝国整体角度去思考的人。
凯撒的雄才大略超越了时代。他既要带领罗马平民去革贵族的命，又要允许蛮族革罗马的命。他想把所有的力量都融于一炉。可惜这个步子迈得实在太大了。公元前
44
年，元老院组织暗杀了凯撒。如果他不死，罗马帝国是否能够实现内部的民族融合，形成一个像中国那样的大一统国家？这只能留待后人遐想了。
在凯撒遇刺之后，罗马又经历了十多年的混战。最后屋大维胜出。他打败了所有的对手，并且还把埃及并入了罗马的版图。元老院封他为奥古斯都，意思是“至尊者”，也就是皇帝。因为他是凯撒的养子，所以他的全名是凯撒
·奥古斯都。后来的罗马皇帝，无论与凯撒有无血缘关系，全都冒称凯撒之姓。比如拜占庭帝国的查士丁尼大帝，他的全名就是：
凯撒
·
弗拉维
·
查士丁尼。再后来俄国的统治者称为沙皇，也是
因为
沙皇（
Tsar
）正是凯撒（
Cesar
）一词在俄语中的发音。
与凯撒不同，奥古斯都不是一个改革家，而是一个矛盾调和者。他既贵为皇帝，又很尊重元老院。中国有个“三辞不受”的典故。说的是当年汉献帝把帝位禅让给曹丕时，曹丕曾经反复拒绝了3次以示谦虚。奥古斯都也曾经向元老院提出要交还军政大权，然后当然毫无疑问地被拒绝。不过这样一来，还是给足了元老院面子。他自称为元首（
Princeps
）
，字面意思就是指元老院的首席元老。
奥古斯都也注意照顾罗马平民的生活。凯撒赏赐士兵，是为了激励他们更加勇敢地作战。奥古斯都同样慷慨地赏赐士兵，但是却让他们告老还乡。他恢复了凯撒削减的福利口粮，并且大量兴修免费剧院、浴场和斗兽场，确立了罗马城“福利娱乐”的传统。据估计，当时罗马人口大约
100
万，而其中坐吃福利的无业游民竟然多达
30
万。
在奥古斯都时代，军人的待遇进一步提高，而且任何种族的入伍军人都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行省的富裕阶层也被普遍授予罗马公民权，以便他们可以移居罗马城来加入元老的行列。在罗马城内获得公民权也变得很容易。获得公民权的被释奴隶如此之多，以至于奥古斯都不得不要求奴隶主一次不能释放太多的奴隶。
在做到以上几点的同时，行省的负担居然也没有增加。奥古斯都广泛授予行省城市自治权，使它们在法律上成为罗马的同盟而不再是罗马的附庸。不仅如此，他还在各个行省设置了税收官员，让他们对各省的包税商进行监督。总的来说，行省的税赋变得更轻了。他还邀请各地首领把他们的继承人派到罗马，学习拉丁语，接受罗马教育。以此培育行省与罗马之间的长期向心力。
在这一切“仁政”的背后，是一个在凯撒时代还不曾拥有的财富源泉：埃及。根据当年的航海记录，埃及每年输往罗马的谷物多达
10万
吨。仅此一笔，养活罗马城中的几十万游民就已经绰绰有余。据说，奥古斯都满载埃及的财宝归来后，罗马城中的金银泛滥，以金币计算物价竟然翻了一倍。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普遍的市民福利使得大量无业游民也可以参与贵族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些东西到了无业游民手里之后，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当时的罗马作家将这种现象斥为道德败坏，后世更兴起了罗马人种退化论。但是归根结蒂，这些社会风气的改变，正是罗马人以军事立国，劫掠为生的必然结果。
首先是法庭辩论的堕落。罗马推崇法治。它的法庭传统提倡公开辩论，现场观众的舆论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审判的结果。假如参与聆听的全都是独立思考的个体，那么他们的意见无疑可以对法官起到协助和制衡的作用。但是在奥古斯都时代，大量无业游民低价出售自己的人格。只需要出钱，很容易就可以聚集起一大群人，或喝彩，或鼓噪，呼啸法庭。
其次是文艺的退化。罗马没有造纸术，文学作品依赖口头传播。因此在剧院或街角进行公开朗读，是罗马文艺作品进行展示和竞争的主要平台。但是大量低素质观众甚至“托儿”的参与，一方面使得艺术评价受到金钱的扭曲。另一方面，也使作品的品味出现退化，无谓的搞笑以及色情猥亵的内容越来越流行。
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贿选。受客观条件限制，只有罗马城内的罗马公民才能参加选举。生活在行省，甚至是意大利其它地方的罗马公民，都不可能经常地奔赴罗马城去投票。但是选举产生的官员却可以将其权力施行于全国各地。这样就在选举基础和选举标的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错配。在罗马城内贿赂选举，无疑是一笔四两拨千斤的划算生意。
在农业立国时代，罗马大地主的统治是非常稳固的。据统计，从公元前
233
年到前
133
年的
100
年间，罗马共产生执政官
200
人次。其中前
10
大家族占了
100
人次，前
26
大家族占了
159
人次。
但是在军事立国时代，情况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凯撒治下共有
45
个大贵族家族，在
150
年后的哈德良时代只剩下
1
支仍有传承。尼禄时代的
400
个元老家族，在仅仅
30
多年后的涅尔瓦时代，就已经有半数消失。
贵族的生活如履薄冰，那么皇帝又如何呢？奥古斯都去世之后的
84
年间，罗马帝国总共换了
12
任皇帝，其中
8
人死于非命。下任皇帝由上任皇帝指定的，竟然只有
2
人而已。父子传承就更不可能了。因为近卫军与元老院勾结，争权夺利。所以军事政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家常便饭。
一开始，近卫军和元老院只想着削弱皇权，以便他们摆布。所以他们扶持上台的皇帝不是精神病（卡里古拉），就是老态龙钟（克劳狄），再或者是年少轻狂（尼禄）。后来他们发现，罗马城内的利益分配只是小局，罗马城与行省之间的利益分配才是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