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早期的身份制度与群众运动的历史局限

划重点，今天的话题是希望大家可以辩证的看待历史问题，过阵子我们会发些历史观类的文章，今天的文章也是看待历史问题方法的一种体现，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根植于历史和社会背景的客观起因和规律以及发展逻辑，盲目的论断和争吵，唯心式的主观臆断和英雄史观都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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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从分工到“身份”

新中国早期对于干部、工人的待遇有自己的矛盾之处，一方面为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吸引人口加入工业发展，需要让城市、工业就业人口有较好的待遇，但另一方面薄弱的经济基础又要求其尽可能提高积累率（也就要相应降低消费率），加快发展速度。

在这里，政治上的要求和经济上的原始积累发生了冲突。而当时的办法是：干部、工人待遇相对较高，但控制编制数量、控制农村人口自由迁入城市。

但是作为快速从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社会，职员数量就得随着工业化逐步增加，一旦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导致许多临时工、计划外用工。

干部、工人、农民，原本是一种工作分工、职务分类，但三者之间一方面存在显著的待遇差别，一方面一直极力控制“干部”和“工人”的编制数，于是新中国立国不过十年，就逐渐出现“以工代干”（在干部岗位工作，但属于工人身份）、“以农代干”（在干部岗位工作，但属于农民身份）、“临时工”、“计划外用工”等职务和“身份”相分离的现象，并愈演愈烈。

职务和“身份”相分离，就说明“身份”已经不是分工，而是等级，就说明“革命工作”的确有高低贵贱之分，就说明阶层流动的通道事实上被关闭了。对于“以工代干”、“以农代干”、“工分加补贴干部”、“民办教师”等等人群来说，无论你有多努力、能力多强、能否胜任干部工作，甚至无论你是否在干部岗位上工作，你都不是“干部”，而是“工人”或“农民”。

至于“临时工”和“计划外用工”那就更有趣了，后面会具体谈的。

在这里，有必要科普下几种身份的待遇差别：

（一）工资（收入）差别

农民就不用说了，挣的是工分。工人中，收入最高的八级技工，也就相当于干部中的十五、十六级。至于临时工，比固定工低许多，每天1.2—2元不等，临时工中的妇女劳动力一般最高每天只有1.6元。

（二）医疗待遇

干部享受公费医疗（财政出钱）。

工人享受劳动保险（劳保基金出钱，但劳保基金70%是提留在本企业工会，1969年财政部规定停止提取劳动保险基金后，工人的劳保就彻底变成企业内部的事情了）。

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人享受“大劳保”（除本人外，职工家属可报销一半医药费），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人享受“小劳保”（医药费报销只限职工本人）。

农民在后期享受旧农合（和后来的新农合相区别），一般报销50%。

1969年起，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后，各大队建立了互助互济的保健制度。农民每人每年一般交医疗基金2元，由大队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使用，社员医疗费一般报销50%，特殊情况例外，少数的也实行全报，透支部分由大队公益金或队办企业利润补贴。(相关资料根据上海市地方志)

（三）特供与各类特殊待遇

高级干部和其他群众（包括中低级别干部）最大的区别并不在工资上，而是特供等各类特殊待遇。什么级别以上可以配厨师，什么级别以上可以配秘书、专车、警卫、勤务等等，都有专门的规定。

特供所引发的不良影响早在六十年代出就引起了高层的警惕，196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对负责干部的特需供应，禁止商品供应“走后门”的指示》，进行反对干部特殊化、商品“走后门”的整顿。

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转发《齐燕铭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特需供应报告的指示》指出：“对党内的照顾面如果规定得过宽，或者虽有比较适当的规定，而控制不严，听任某些干部在规定之外利用职权或‘走后门’来取得额外供应，不作严肃的处理，其后果就很严重”,“从眼前来说，会损害党群关系，妨碍我们带领群众来战胜困难，度过灾荒；从长远影响上看，则势必对干部的思想发生腐蚀作用，发展下去，就有出现‘特殊化’的危险”。指示还郑重指出：“‘殷鉴不远’，我们对此必须充分保持警惕，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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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不是干部的干部

上文已经提到，为了压缩消费、加快积累，一直注意控制“干部”数量，导致出现以工代干、以农代干、工分加补贴干部、民办教师等等“在干部岗位上工作却没有干部身份的人”。

（一）城市

六十年代以来，由于缺乏正常的吸收录用干部制度，厂矿企业因干部不足，选调了一批工人从事干部岗位的工作，未办提干手续，从而出现了“以工代干”。后来，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事业单位缺乏干部，也陆续采用了“以工代干”人员。“文化大革命”中，干部管理混乱，“以工代干”人员越来越多。

直到1983年开始整顿“以工代干”问题，“以工代干”的大部分人员才转为干部身份。

以上海为例，整个上海地区，1984、1985年20万名“以工代干”人员转为干部，而1984年上海干部总数却只有86万多，经过1984、1985年“以工代干”人员的普遍转干，上海的干部人数增加到百万。（上海市地方志）

（二）农村

相对于城市中的“以工代干”，农村中也有“以农代干”，“以农代干”人员有的完全是拿工分，和普通农民一样，有的是“工分加补贴”，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到了后来才转为干部或工人。

其中最典型的要数“民办教师”（注，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是两个概念）了。所谓民办教师，其实就是农村集体经济办的中小学，里面的教师国家不给干部身份，便被称为“民办教师”。国家为什么不给干部身份？因为太多了养不起。

新中国的教育普及自然要求教师队伍快速扩张。小学教师总数，从1950年的90万暴增到1976年的528万，中学教师总数从1950年的7万不到暴增到1976年的272万。农村中小学教师算作“民办教师”而非国家教师，就能够在满足农村教育普及需要的同时，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

上表是分年度的中小学民办教师人数、比例。可以看到1976年时，全国小学民办教师341.8万，占小学教师总数的64.6%，中学民办教师88.7万，占中学教师总数的36.2%

不同于国家教师的干部待遇，（农村）民办教师在早期是“工分+国家补贴”的待遇，80年代开始改为“集体自筹经费发工资+国家补贴”。部分地区（比如上海），1972年就把民办教师改为工资制。但即使改为工资制，民办教师和公办教师的工资差距依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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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不是工人的工人

有不是干部的干部，自然有不是工人的工人，道理是一样的，压缩消费、加快积累，所以要压缩编制。

这里首先要提一提当年的大下岗：六十年代精简回乡。

大跃进时期招工需求很大，同时国家把招工权利下放，城镇职工和城镇人数暴涨，在大跃进破产后，国家为了减少钱粮的压力，又反过来把人口退回农村（三年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实际上就是六十年代版的大下岗。

（一）临时工

大跃进失败之后，中央一直很注意控制企业正式工人数，但是1964年之后浓厚的备战气氛导致大量国防和基础工业项目上马，对劳动力需求日益紧迫。于是1965年初国家颁布了《关于改进对临时工的使用和管理的暂行规定》，规定强调“多用临时工，少用固定工”。根据新的规定，国家计划对临时工只控制工资总额，不控制人数。于是企业便大量廉价招雇临时工。比如截至1965年底，上海市工业企业的临时工总数已经是1962年末的两倍有余。

为了促使企业、事业单位积极推行两种劳动制度，少用固定工、多用临时工，经济合理地使用劳动力，并简化临时工的招用手续，现对临时工的使用和管理，暂作如下规定：

一、企业、事业单位因生产、工作需要，必须从社会上招用职工时，凡是临时性、季节性的工作，都应当使用临时工（包括季节工，下同）；已经使用固定工的临时性工作，应当逐步地改用临时工。

在劳动计划管理上，根据严格控制固定工人数，便利使用临时工的原则，今后，国家劳动计划只控制固定工的年末人数和固定工、临时工的全部工资总额。临时工的平均人数和期末人数，只进行统计，不作为计划控制指标。国务院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企业、事业单位，在国家下达的固定工年末人数和工资总额计划指标以内，有权减少固定工，多用临时工。

临时工的待遇前文已经提到，不再赘述。

下图为当时上海市全民所有制企业临时工数量和比例，最高峰1970年，15.29万人，6.3%。（上海市地方志）

（二）计划外用工

临时工制度经过红卫兵的冲击，终于在1971年被取消，大批临时工被转正为固定工，但另一方面又出现不少“外包内做”、“进厂劳动服务队”等计划外用工的形式，实际上不过是取消了一种临时工，代之以另一种临时工。下面我引用上海地方志的资料，介绍下几种计划外用工。

1、劳动服务队

劳动服务队由街道组织，从事一些修旧利废、综合利用、原材料整理加工工作，以及为工厂企业某些突击临时性任务服务，实行“有工做工，无工即散”的原则。1964年10月，劳动部召开华东地区劳动力工作会议，正式确认街道劳动服务队这种组织。之后，上海劳动服务队有很大发展。从上半年0.6万人发展到年底4.7万余人，而且发展了进入企事业单位内从事劳动的外包内做工。1966年，劳动服务队人数达到10万余人。这是劳动服务队的顶峰，后来逐年减少，至1971年3月压缩到3.5万。

照道理来说，劳动服务队实际上是季节性的外包工作，据市劳动局调查，1971年3月上海市的劳动服务队的3.5万人中，在厂内做的“外包内做”（名为外包，实则在工厂内从事具体岗位，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临时工）工占80%左右，大部分人已进入生产车间顶岗劳动，一部分人从事辅助劳动，基本上是属于长期性生产需要的。

2、里弄工

由地区里弄组织输送家庭妇女进厂工作(简称“里弄工”)。至1958年底，全市各工厂共招用里弄工11.2万人。60年左右，里弄工经过一轮转正和精简，但是1963年后又将精简回家的部分里弄妇女组成里弄生产组，关系挂在街道，人员陆续进企业劳动，统称为“进厂生产组”或称为“支援工”。至1973年底，全市全民所有制单位有进厂的里弄生产组“五·七连队”、支援工共2.37万人。1975年增加到3.72万人。

3、亦工亦农

1958年11月，劳动部在四川省召开推行新的劳动制度现场会，总结推广亦工亦农用工形式的经验。接着上海市劳动局在上海、嘉定两县，就县和县以下企业试行亦工亦农劳动制度，进行调查研究和试点。

招用的农民，身份不变，有工做工，无工务农，农闲做工，农忙务农。1962年8月28日，市供销社、劳动局、商业一局、粮食局发出《关于各县商业系统的加工生产企业实行季节工制度的几项暂行办法的联合通知》，规定各县商业系统的加工生产企业(棉、粮、油及其他副食品加工企业)，凡季节性生产和适宜季节性生产的，均应实行忙来闲去，亦工亦农的季节工制度。季节工一般可占旺季生产职工总人数的65%左右。1963年后，上海建筑企业试行亦工亦农制度,招用了一批精简回郊县农村的建筑工人，收入的60%交生产队记工分，其余40%归己，俗称“四六工”。

据上海市劳动局1965年3月统计，1964年全市从事亦工亦农的人数发展到7.7万人。直到1977年才开始限制亦工亦农人员。(上海市地方志)

临近WG爆发的1965年，上海市有临时工11.34万人，占全市职工的5.4%，差不多同期的1966年还有劳动服务队十万余人，里弄工不详（但不会比1973年的2.37万人更多），1964年的亦工亦农人员7.7万人。大家可以自行计算下比例。

可以说，WG爆发前夕，社会主义临时工（劳动服务队、里弄工、亦工亦农等），和社会主义义务加班，已经构成了当时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上海——的重要经济基础了。

在这种情况下，随后爆发的著名运动显然就不是很多人以为的个人意志和权力斗争，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必然的发展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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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旋起旋灭的临时工造反派

1967年初，中南海贴出一张标题是“我们要造临时工制度的反”的大字报。文中引用毛主席夫人的话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竟然出现了临时工、合同工。这是刘SQ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恶果。他是背着毛主席干的，是明目张胆地复辟，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用工制度现在就是要同修正主义对着干。被解雇的要立即请回来；被扣了工资的要补发；遭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要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WG爆发前期，企业中已经大量使用临时工，WG爆发后，由于不少企业生产被冲击，生产任务减少，便大量辞退临时工。于是临时工联合起来组成了造反派组织，1966年12月26日，毛主席夫人接见了全国临时工造反组织（正式名称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

“全红总”挟被毛主席夫人接见之威，迫使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负责人签发了一份《联合通告》，宣布各厂矿企业一律不准辞退临时工。受此激励，上山下乡的知青要求回城市，对工资福利不满的也起来斗争，还有抢占住房的。

但是很快事情又反转了过来，1967年2月17日，中央发布通告宣布，此前“全红总”和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的签署的《联合通告》是非法的，予以取消；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和外包工等制度维持现状；临时工没有必要单独成立组织，取消“全红总”。直到1971年，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才将临时工逐渐转正。

针对遍及全国的知青造反与“回流”，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的社论，根本上否定了老知青的造反宗旨，迫使他们返回农村。

凡是现在还在外地串连和逗留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都要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立即返回本单位，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投入三夏战斗，搞好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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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群众运动的历史局限

毛主席发动了WG，WG激发了对原有制度不满的临时工、上山下乡知青的造反热情，但是这不代表可以改变低消费高积累率的基本经济政策、改变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于是被调动起来的群众热情很快又成为取缔的对象，群众运动的局限性在这里得到了初步暴露。

另一方面，对于WG到底要起到什么作用，其实并不清晰，时而认为“新生资产阶级”是从党外混进来的（按此逻辑，问题在于有坏人不在于制度让人变坏），时而认为“新生资产阶级”是党的上层自己变质了（这样，不仅斗争对象是党内高层，更重要的是改变制度和社会结构），目标混乱而摇摆。同一种立场和派别，时而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时而是走资派。林彪前天还是党章钦定的继承人，突然就叛逃苏联，成了克己复礼的大叛徒。台前人物走马观花式地从一个极端变成另一个极端，不断透支着运动的政治信誉。

WG初期并没有明确的制度创新，让群众自己尝试出来，所以WG头三年比较混乱，经济数据也不好看。1969年之后基本不折腾了，经济增速重新回到高位，但WG也就名存实亡了。

虽然用革委会取代了政府，但是本质上只是更换了当权派，而没有改变当时的社会结构。选举依然是走过场，甚至干脆不搞选举。WG“改变了一些人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却没有改变这个世界的结构”，并没有治好社会分化的病根。

无论从群众运动的大框架、运动目标的混乱、还是换汤不换药的“制度创新”，WG都没有提供有效的措施来解决社会内部阶级分化、革命干部蜕变为官僚的倾向。作为社会实验，WG的发动是合理的，结果是失败的，这是一个需要理性辩证看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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