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是2016年中国G20会议的重要议题，今年，金融科技成为德国G20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让更多的人享受到金融服务的普惠金融理念已经成为各国广泛共识，科技进步为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普惠金融的好处？如何解决当前的普惠金融存在的问题？怎样在监管或创新之间把握好平衡？
7月9日，在第四届金融科技外滩峰会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特邀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认为，对普惠金融的监管和创新，这个度很难把握。监管要做两个识别：一是合规还是不合规，不合规就要打击。第二，要对所有的金融科技进行识别，究竟哪些是真正具有普惠性的？把这样的金融科技识别出来以后，作为下一步扶持的重点，这也是当务之急。
此次外滩峰会以“科技驱动全球金融变革”为主题，由国内领先的金融专业智库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主办，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NIFA）、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IDF）提供学术支持，国际金融业协会、外滩金融、金融城协办。
对于数字金融产生的数据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副主任王晓蕾在会上提议，应该通过建立一个公共平台，“实现本人把自己的数据发送给我需要的、希望的、指定的机构或人。”
而这样的公共平台，这样一个平台，“我认为是有待建设的，而不是说某家机构能做出来。 ”王晓蕾说。
对于此前央行批准的8家可开展个人征信业务的社会机构，王晓蕾认为，从目前来看，所存在的最关键问题在于两点，一是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二是业务模式问题。
普惠金融近两年虽然在业内引起热议，多家商业银行、新型金融机构都在大力发展普惠金融，那么到底如何理解普惠金融？
7月8日，在金融科技外滩峰会上，SFI常务理事、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焦瑾璞说，普惠金融有“三好、三不足”。
他表示，第一，中国现在的普惠金融政策和环境是最好的。第二个“好”，广泛参与的程度高。现在除了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还有所谓新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机构，都在参与普惠金融。从人数来讲，中国参与普惠金融的学习、研究、实践，包括创新，应该是首位。第三，普惠金融产品创新非常好，也非常多。
对于普惠金融存在的不足，焦瑾璞认为，首先是，“人人都把自己的东西标榜为普惠金融。偷换概念，很多就是非法集资，不是普惠金融。”
第二，现在无论是普惠金融还是数字普惠金融，包括科技支持普惠金融，要有边界。金融与其他行业有所区别，金融需要有一定的技术门槛。现在所谓的互联网金融，边界在哪里？第三，在普惠金融里，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不足。普惠金融的供给方，掌握了大量的信息资源，而作为消费者则信息来源不足。比如有些产品，专门卖给老年人、小学生，这些合适不合适？我感觉这就是犯罪。
对此，陆金所副总经理兼首席风险官杨峻回应称，“如果把高风险的产品销售给老年人，而没有清晰的信息披露，非说成有百分之十几的收益，那自然是诈骗。”
他认为，其中核心的问题，就是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或是投资者保护的机制缺失。现在，利用一定的技术可以实现对投资者的风险管理，并判断其风险承受力。
CF40特邀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在峰会上发表讲话。
普惠金融常常与科技金融挂钩，叶兴庆说，当前在谈到科技金融的时候，普惠性往往被作为科技金融的一个重要特征。金融科技普惠性，到底体现在哪里？在他看来，金融科技普惠性，主要提现在三点：
第一，金融科技通过降低传统金融体系的投资运行成本，从而达到普惠的目的。以前，传统的普惠金融要通过建物理网点才能消灭金融服务的空白乡村，但科技带来的普惠金融大量替代了人工，也降低了边远地区金融机构运营成本。
第二，普惠金融最核心的还是贷款。金融服务都有个普惠性问题，但核心的核心还是贷款。金融科技促进普惠行贷款方面的内在逻辑，就是降低了金融机构信息的获取成本。
第三，因为金融科技创新，出现了新的业态。其重要特点，就是以近似零边际成本，把尽可能多的场外客户纳入到金融服务体系中来。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速度很快，甚至下沉到乡镇级别，而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手段也得到了广泛使用。这是否说明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较为顺利，还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SFI理事、信而富创始人王征宇认为，当前中国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已经远远超过美国，但是普惠金融的问题在哪里？“只能是信贷服务。”他说，美国的信贷服务覆盖率超过70%，中国的信贷服务覆盖大概20%多，按这样来比，显然普惠金融的使命，是在这个地方。
中国当前有许多小额信贷公司，但是普惠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在他看来，原因在于“惠”字。他说，这个字难住了小额贷款公司、银行和整个行业。贷款人的需求金额小，是这个人群的本质需求，还要求费率低，这样从业机构就没有兴趣去做了，因为从业机构的获客成本、服务成本太高。
王征宇认为，解决办法就是“科技”，因为科技可以解决长尾问题。在互联网上，所有的技术创新业务，都是通过解决倒“二八理论”才解决了普惠的问题。通过技术，极大程度地降低获客成本、提升服务体验，解决获客成本、风险控制、客户服务的问题。
不过，SFI常务理事、浙商银行行长刘晓春说，虽然用数字技术可以更好地解决普惠金融问题。但这不是简单的获客问题，还有一个风险评估问题。
他认为，从银行角度来讲，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资信评估。大多数的互联网金融公司讲究的是资信评估，所谓客户画像。信用评估体系，需要数字科技进一步深化。技术本身不能提高客户的信用程度，也不能提高客户本身的经营能力。所以，还是需要人去应用这些技术进行评估。第二，银行内部管理上，要进一步数字科技化，使得流程更流畅、成本更低廉。第三，数字信息社会的设施建设。许多信息不仅来自银行自身，也需要社会的信息整合，但这些又牵涉到我们个人信息的安全问题。所以，这是个社会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这个基础设施建设之下，数字科技才能真正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好普惠金融。
图为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副主任王晓蕾在峰会上发表讲话。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副主任王晓蕾认为，当前银行了解KYC（即充分了解你的客户）的方式在产生变化，这既影响银行的获客渠道、成本，也影响提供金融服务的成本。
当前很多科技公司拥有大数据，问题是个人产生的数据到底应该由谁控制？她认为，这就涉及数据的所有权问题。“发展到今天，是时候要考虑把它还原给信息主体，就是你我他，就是小微企业。”王晓蕾说。
她建议，应该通过建立一个公共平台，“实现我本人把我的数字发送给我需要的、希望的、指定的机构或人。”
王晓蕾认为，对从事金融业务的人来说，通过一个权威平台，大家能按照一定的规则，把产生数据的各个源头，通过这个平台到达它需要的地方去，真正有条件让金融科技引领普惠金融，而不是说由金融科技公司来引领普惠金融。
她提到，传统的征信是为了解决还款意愿问题，所以征信处理的最核心数据，是借钱还钱的信息，更多是一个放贷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平台。
对于此前央行批准的8家可开展个人征信业务的社会机构，王晓蕾认为，从目前来看，所存在的最关键问题在于两点，一是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二是业务模式问题。
她认为，在未来新的数字世界，有个平台能把每个人在数字世界里沉淀下来的信息，按一定的规则来保证它的准确性、实用性。这样一个平台，“我认为是有待建设的，而不是说某家机构能做出来。 ”王晓蕾说。
普惠金融的发展迅速，但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发展都会带来一定的问题，作为监管者如何做到适度监管和鼓励创新之间的平衡？
CF40特邀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认为，这个度很难把握。监管需要做两个识别：一是合规还是不合规，不合规就要打击。第二，要对所有的金融科技进行识别，从普惠度的角度来进行识别，究竟哪些是真的有普惠性的？把这样的金融科技识别出来以后，作为下一步扶持的重点。这也是当务之急。
焦瑾璞认为，当前在所有的数字普惠金融里，需加强消费者保护，这要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同样，王晓蕾对此也颇为认同，“数字世界里要有保护个人隐私、安全、交易公平性。监管的目的，还是消费者保护。”
（了解本届峰会的N多“干货”，请关注CF40(微信ID:CHINAFINANCE40FORUM)和SFI（微信ID:SFI2011)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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