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贤祠里的遐思，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差在哪儿？

混沌巡洋舰 · 公众号 · 科学 · 2017-03-21 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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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贤祠

在巴黎的几天里，除了几大博物馆，我专门抽出一个下午去了巴黎圣母院和先贤祠。前者自然是因为那部著名的小说，而后者则是要体验一下法国的爱国主义。

先贤祠内

沿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一直向上，就能看到先贤祠Panthéon，其实就是希腊的万神殿，原来是路易十五为了还愿而建的教堂，结果愣给改成伟人陵墓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估计也只有经历过大革命的法国敢这么在教堂上打主意了。

想躺进去可费劲了，至今只有72个人，最新进去的大仲马到现在还争议不断，有人说一个写通俗文学的不能进去。当年法国大革命的英雄们进去又被搬出来，只剩下两个人，伏尔泰和卢梭，还都是负责启蒙的“先贤”，没扛过枪。俩人在最显著的位置，相对而眠，这对冤家一左一右的安排真是有趣，生前互掐，死后相伴，一左一右，中正平和。

地宫里被分割成一个个小房间，每个小房间里也分成好几个放棺材的位置，可以睡好几个。大半没有住满，进门右侧的小房间里就是大名鼎鼎的居里夫妇，介绍上的图片竟然用了一张中国的“世界名人纪念大会”，稍显穿越。居里夫妇就睡上下铺，居里夫人的石棺上还放了一枝玫瑰。

法国人对于先贤祠名单的选择很有意思，里边有思想家、科学家、作家、社会主义者、数学家等等，好容易有几个勉强算政治家，还都是让·饶勒斯这样被刺杀的社会主义者，拿破仑被赶到荣军院这样的军事博物馆中安葬，戴高乐什么的也没资格。

在先贤祠的地宫里，除了启蒙大师、科学先驱，但最引起我兴趣的，倒是这位让·饶勒斯。回溯到历史上那次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被冤枉出卖国家情报，虽然后来发现不是他干的，军方却出于民族主义等愿意宽纵真正的疑犯。左拉写出那篇著名的《我控诉》，“知识分子”一词也由此诞生。

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与左拉站在一起的饶勒斯是个社会主义者，不过与马克思不同，他既不停地推动“政教分离”，又反对马克思的宗教观:一切宗教、政治、道德的观点只是经济现象的反映。他认为“唯物史观并不妨碍对历史作唯心主义的解释。”从理论根源上，作为法国本土社会主义者，饶勒斯就与激进的阶级斗争观有分歧，在他看来“共和”似乎更加重要。1892年，饶勒斯与法国工人党的领导人盖得有次对话，似乎能说明问题，饶勒斯向盖得提出“通过共和制和建立集体财产的办法,把生产资料交给劳动者,消灭雇佣劳动,使无产阶级得到彻底解放”。盖得笑了一笑,简单地答道:“无产阶级道路已经选定,这就是阶级斗争。”

到后来的饶勒斯支持米勒兰入阁，他就被第二国际认为是“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分子，这些词听着如此耳熟。为了捍卫共和制度，饶勒斯支持米勒兰加入由“巴黎公社刽子手”组成的内阁，后来列宁还对饶勒斯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条件进行了批判。决裂之后，饶勒斯成立了法国社会党，不过没几年当年与之决裂的盖得派就与之合并，连当年激进的盖得也变得“机会主义”起来，甚至被革命派指责为“背叛革命”。饶勒斯还是个坚定的反战者，这也让革命派和民族主义者都很不爽，一战爆发前夕，饶勒斯遇刺身亡。

十年后，他的遗骨迁入先贤祠。

而他开创的法国社会党，后来出了总统密特朗、总理诺斯潘这样的政治名流，而早年跟他决裂的盖得派，后来也并入社会党，用“正统”社会主义者的话来说，也“背叛了革命”。

先贤祠中保留饶勒斯，并非意味着法国就此走入中间偏左的路线，看法国的历任总统，也在左右之间摇摆。在激进的法国大革命，法国至少学会了无论左右，一旦走入 “极”，都意味着弹性空间的丧失，“共和”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内涵。伏尔泰和卢梭，坐镇在先贤祠地宫中轴线的左右，像天平一样维系着某种有趣的平衡。

让·饶勒斯

从巴黎回来不久，正赶上清明节，新闻联播里一如既往地学生给烈士扫墓。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加上遍布各地的烈士墓，这样一套景观式的纪念体系，似乎与先贤祠发挥着同样的作用。不同的是，我们选择的标准。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浮雕的主题从虎门销烟、金田起义，一直到解放战争，几乎全是“斗争”主题的，而在先贤祠上的浮雕，则是中央台上站着代表“祖国”的女神，正把花冠分赠给左右的伟人；“自由”和“历史”分坐两边。门楣上刻着，“伟人们，祖国感谢你们！”而我们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刻着，“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甚至上溯到1840年，“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斗争还是自由，这是我们爱国主义纪念方式的第一个区别。

先贤祠里的遐思，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差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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