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岁马克思经济学泰斗斥反改革人士：现在问题是市场没充分发挥作用 实行半市场半计划的思想非常错误

刘诗白，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财经大学名誉校长

本文源自《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8期

刘诗白，1925年生，重庆市万州人，1946年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财经大学名誉校长，《经济学家》杂志主编，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四川省政协副主席（1993-1997）。刘诗白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代表作有《产权新论》、《现代财富论》等。

刘诗白：1925年，我出生在一个教育世家，父亲当时系成都法政专科学校校长，在抗战时期曾担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父亲是一位崇尚民主的爱国知识分子，热衷于哲学、文史研究，博览群书，从中国的诸子百家，到西方的启蒙学者，甚至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均有涉猎。母亲工于诗词歌赋，造诣不俗，与当时有名的女词人沈祖芬是好友。书香门第浓郁的文化熏陶，使我从小就热爱文学和社会科学。我的学生时代，正值旧中国外受帝国主义列强掠夺，内遭新旧军阀和专制政府横征暴敛，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的灾难境地时期。1937年，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我一家从上海逃亡到重庆。一路上，我耳闻目睹侵略者的野蛮暴行，在幼小的心灵中萌生出救国兴邦的最初愿望。在重庆读中学时，大后方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国统区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传播，对我影响极大。我读了高尔基的《母亲》、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鲁迅的《呐喊》《彷徨》、郭沫若的《女神》《星空》，以及茅盾、夏衍等革命作家的大批文艺作品。当时的重庆地处抗战后方，但却并非世外桃源。日本侵略军的飞机不时狂轰滥炸，山城弹痕累累，人们天天跑警报。尽管如此，我仍然坚持学习，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如由郭大力、王亚南译，三联书店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以及国内进步学者艾思奇、钱俊瑞等写的许多启蒙读物。《资本论》是我步入经济学殿堂的向导。

1942年，我中学毕业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当时著名的教育家王星拱担任武大校长，这位崇尚科学的爱国知识分子，实行民主办学，使武大名流荟萃，学术风气甚浓。如经济系的陶因主任、资深学者杨端六、刘秉麟，英国文学教授朱光潜、哲学教授张颐、俄文教授缪朗山等。在他们的指导下，我系统阅读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等大批西方经济学原著。我在武大结识了许多进步人士和学生，参加了由中共南方局领导的进步学生组织——“文谈社”。武汉大学在抗战时期迁到四川乐山，彭迪先、杨东莼等一大批进步教授在讲坛和各种论坛上宣传革命理论，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我当时因学习《资本论》中遇到许多疑难问题，经常向彭迪先请教，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的教益。

1946年，我从武汉大学毕业，应彭迪先教授之邀，受聘于四川大学经济系，开始从事经济理论研究。1947年，我翻译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多布（M.Dobb)所著《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一书，多布曾亲自为之作序。1948年，我参加了革命群众反对成都军阀王陵基镇压学生运动的示威游行。1949年春，成都一片白色恐怖，我参加了地下进步青年组织“职业青年联合会”，并亲自为该会起草宗旨拥护中国共产党，实行新民主主义，迎接解放军。这一年5月，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进行争取民主和迎接解放的革命活动。

1949年，新中国诞生。1951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我由四川大学调到成华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外国经济史和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等课程。1958年以前，我主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8年以后，研究重心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如论证人民公社必须发展商品生产，重视价值规律，发展农村家庭副业）并积极参与国内经济理论界有关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等问题的讨论。这些最初的探索，为我日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多年来从事教学科研的讲稿、笔记，花费了许多心血写成的近20万字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书稿及书籍被洗劫一空。虽历经折磨，但我并未气馁。1977年，我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两年，参加许涤新主编的我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的编写工作。此后还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资本论〉辞典》等的编写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一直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包括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所有制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与市场机制、家庭联产承包经济、向市场体制转轨、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股份制与产权等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不少理论观点。

刘诗白：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就倡导拓宽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我在《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一文中提出，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研究范围总是大于对象范围。我认为社会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对象，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中应该包括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而不能像传统研究方法那样只研究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所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把研究的范围拓宽，把生产力发展运动的规律和经济运行机制纳入其研究范围，要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具体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以指导经济活动的实践，而不能把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和内容只限于几条抽象的“规律”。这篇发表在《经济研究》1961年第10期上的文章，在当时即引起了国内外理论界的关注。

1962年我在《江汉学刊》上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效果》一文，从理论上较完整地阐述了讲求经济效果的概念和重要意义，我被邀请参加了1964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扩大会议，成为与会经济学家中最年轻的代表。在这次会议上得以与孙冶方、王亚南等经济学先辈同组讨论，深受他们的启发。

我认为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应把理论研究立足实际，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服务。我主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致力于民富国强，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应是人民财富学。1992年出版了我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原论》。该书把“人民财富”的研究作为贯穿全书的一条红线。这一构架的新颖独特之处在于：把人民财富的最大增值、合理分配与优化使用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把人民财富上升为一种理论形态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归纳和科学概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在于发展生产力，实现全体劳动者共同富裕。

我还提出了现代财富的概念。我在2005年出版了《现代财富论》一书。书中，我提出财富结构多样化的命题。财富的结构是由生产力、社会生产的状况和产业结构决定的。当代世界正处在一个生产全面发展的时代。首先，物质生产在高技术基础上迅猛发展；其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最大的服务业由于信息技术的引进，发展势头甚猛；其三，高技术经济固有的科技创新机制促进了科学知识产品的扩大再生产。同时，文化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推动了文化品、艺术品生产的发展，促使文化产业勃然兴起。于是，由物质生产、服务生产和知识与精神生产三大部分组成的三维产业结构成为现代产业结构的基本特征。物质产品、服务产品、知识与精神产品等三大类产品成为现代社会财富的组成要素。我认为，在当代，文化艺术要素正在与物质生产、服务生产实现着广泛的结合。一方面，在经济市场化深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更大范围的文化活动转化为经济生产，文化成为生产要素和新的经济资源，成为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新杠杆，具有了生产力的性质。另一方面，在物质生产、知识文化生产、服务生产三种生产互促、互动下的现代经济的快速增长，为文化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和经济载体，由此促使文化生产与文化活动进一步兴旺发达。这种文化与经济的互促、互动是现代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新颖现象和重要动因。

刘诗白：改革开放后我就开始思索，如何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寻找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以取代传统的国有国营模式。我发表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2期上的《试论经济改革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完善》一文，提出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应该是“不完全的”的新观点，从理论上阐明了把统收统支、吃国家大锅饭的国营企业改造为实行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1981年，在成都召开的首次全国所有制理论讨论会上，我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的多元性、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公有制具体形式的多层次性的“三性”观点，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上述“三性”观点是针对长期以来流行的社会主义“纯公有制论”“单一公有制”，以及“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的观点而提出的。我认为，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将长期并存，其具体形式除全民和集体外，还有“全民+集体”“全民+集体+个体”“集体+集体”等多种联合所有制形式。公有制是多层次性的，如全民所有制在经营形式上，将会出现国有国营、国有企业经营、国有集体租赁、国有个体租赁等；在资金结构与分配结构上，将出现吸收部分职工资金和实行按股分红，还可以吸收集体资金、社会个人资金以及向其他企业投资等按股分红形式。

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专著《社会主义所有制研究》。该书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所有制的一般理论和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理论，结合我国改革实际，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涵，重新进行了理论论证。《学术月刊》曾载文评价《社会主义所有制研究》“揭示了社会主义所有制运动的规律，并对一系列问题作了分析和回答”。

我的上述认识并非仅仅来源于理论推导，更多的是基于对改革实践的思考。始于1979年的四川省国营工业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试点，给我以有益的启示，即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的微观经济基础，必须在全民所有制组织结构与模式的改革上下功夫。

1986年以来，我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国有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论文，对过去理论界认为“离经叛道”的产权问题，进行了不懈的理论探索。我认为，传统国有制企业模式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改革以来，引入了市场机制，采取了扩权让利等多种措施，力图把企业推向市场。但种种改革措施，并未使企业真正活起来，其原因就在于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滞后。当时我提出企业应该是独立的产权主体这一命题。我认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其行为特征是围绕着市场团团转，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但企业要成为市场主体，首先必须是产权主体，即必须拥有财产所有权或支配权，并能享有“产益”和承担“产责”。而我国传统的国家所有制企业，其产权模式与市场经济是不能兼容的。缺乏法人对产机制，企业没有真正面向市场所必需的责、权、利，当然就不可能真正自负盈亏和拥有市场主体的行为特征。因此，构建市场机制，必须着眼于改革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重点是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即按照两权分离的原则，探索和构建确保国家所有权，强化企业经营权的法人财产制度并由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构建起一种能有效地实现国家所有权和保证企业经营权的新产权制度，必须深化企业改革，把单一国有产权制度改造为多元产权制度；把高度集中的国有国营的产权制度，改造为两权相分离的产权制度，把模糊不清的产权关系改造为明晰化的产权关系。因而，构建新的产权制度，是搞活我国国有企业的突破口。

1993年，我应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同志的邀请，参加了四川省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和国有企业改革“33条”等文件的起草工作。我认为在国有企业改革中，要大力抓好关键性的少数，集中力量抓好一批骨干性国有大企业的“三改一加强”，切实搞好“抓大”；对于小企业要采取联合、承包、租赁、股份合作、出售给职工等多种方式，放开搞活。要实行“扶优”，通过联合、兼并、破产等形式，促使那些低效、无效运行的资产，向优势“龙头”企业集中，从而盘活资产存量。

我认为，必须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无论是退是进，在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调整中，都应该借助资本市场，通过资产重组的方式来完成。搞好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一是靠制度创新，其核心是产权问题，要以公司制为目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二是企业组织结构优化；三是技术进步；四是加强管理。一句话，要形成一个好机制，有一个好产品，有一个好领导。体制是先决条件，体制决定机制，机制决定活力。有了制度作保证，再有了好的领导班子，选准了好产品，企业自然也就活了。

刘诗白：是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79年2月的《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利用市场》。该文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属性规定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突破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传统观念，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学界不少同志开始持有的新观点，尽管这种观点远未成为主流，当时只允许提“发展商品生产”。这种提法在当时的理论环境下实属不易。

该文第一大标题是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必须着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这篇文章中，我把“发展商品经济”的论题，明确地归结为利用市场。该文第二大标题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须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的积极作用。在当前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最关键的是要充分发挥和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的积极作用。这就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社会主义市场的性质、范围、结构、机制、规律和作用等问题进行深入地研究与探索。该文的主旨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和中心课题是充分利用市场。论文还提出，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社会主义）来说，对社会主义市场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基本是生产理论加上分配理论，而缺少市场理论。由于传统理论的束缚，在当时提出这一理论认识需要极大的勇气。两个月后，邓小平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无锡举行关于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的讨论会。我在《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管理与利用市场机制》-文中，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并加以论述。我提出市场经济具有一般经济范畴性质。市场经济就是指这种为市场而生产的商品经济，它的特征是：(1)它不是为了满足生产者自身或他人的消费需要而生产，而是以市场交换为目的的生产；(2)它的生产状况（如生产什么，生产规模的扩大或缩小等），决定于市场供求状况与价格的涨跌，受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的调节。“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这是经济学界长期流行并至今还在一些人头脑中视为天经地义的传统见解。我认为，这种见解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市场经济既然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商品经济，因而它不是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范畴，而是自原始公社解体时就开始萌芽、几乎存在于人类社会各个不同经济形态中的一般性的经济范畴。由于时代的局限，该文主张“引进市场机制”，尚未突破“计划管理为主”的传统观念，但这一观点，在1984年被写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中。从此，“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只是经济学家们讨论的话题，而是成为全国范围内生气勃勃的经济改革实践。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改革在中国城乡全面推进。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呼之欲出。在1992年7月中国《资本论》学术年会上，我提交了学术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我见》。该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内涵作了五点具体阐述，今天看来还是很准确的。在这篇论文中，我提出：在90年代的今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早己暴露得十分鲜明，对它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已经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因而这就要求我们在当前，再一次冷静总结历史经验，加深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对我国新经济体制予以更精确的概括。这就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这是我国在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深化理论认识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这一概念在我国能得到推出，是小平同志的功绩。

什么是市场经济？我认为广义地说，市场经济就是商品经济，列宁对此早有论述。狭义地说，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商品经济，是市场充分发育，表现为完备的市场体系，市场调节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的商品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有以下五个基本特征：(1)市场经济不排斥计划。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更充分利用和发挥计划的功能，首先要调控好宏观经济，引导微观经济。(2)市场经济不排斥政府经济功能，也不排斥国家在某些领域组织兴办企业。市场经济还需要政府提供各种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需要有效发挥政府的经济调节、规划、监督、服务的功能。(3)市场经济概念，前面有“社会主义”为定语，明确规定它是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和主体。(4)市场经济是以市场机制为基本调节器，因而不可避免会有经济活动的自发性与盲目性。但人们可以借助于计划功能的发挥，对这种盲目活动进行限制和引导，并实现国民经济总体的运行有序，期望有一个不存在自发性的市场经济机制本身就是不现实的。(5)“市场经济有盲目生产、经济波动、扩大收入差别等等弊端。”但是，有利无弊的体制只存在于人们的幻想之中。何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借助于计划功能和政府调控，有着减少上述弊端的更大可能性。

由于我国的理论界机械地、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公有制社会的论述，并照搬苏联的那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因而在经济理论上把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对立起来，认为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我认为，认定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不相“兼容”的传统理论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兼容”问题只能解决于实践之中，而不是裁定于书斋之中。20世纪8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迅速发展，自发生成了“苏南模式”，这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中意义最重大的成果。市场经济改造了传统农村以及城市集体经济，使它初步获得了与市场相兼容的机制与组织形式。此后，农村还出现了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它们以更加清晰的主体产权，进一步增强了与市场机制的兼容性。可见，中国乡镇企业和新集体经济这一改革的新创造，实际上解出了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市场能否与社会主义兼容”的哥德巴赫论题。在从1984年起展开的全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传统的国有企业，在经历扩权、让利、承包、租赁等改革中逐步增强了活力，获得了对市场的一定适应性。1992年以后，全面推开的国企股份制改革，一批企业转换了经营机制，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因此，实现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结合，已不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二者结合得更好、如何使“兼容度”最大增强的问题。

刘诗白：我主要的考虑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

我认为，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任何事物都处在量变到质变的运动过程之中，而这些不同的质态就使事物的运动呈现出阶段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上述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来分析人类社会的运动，创立了关于人类社会要经历五种社会形态——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不仅把人类社会的上升运动划分为五个大阶段，即五种社会形态，而且还要把同一社会形态再划分为几个小阶段。这些小阶段，就其根本的质来说是相同的，但是它们还存在着某些重大的差别，即存在局部的质的差别。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论述原始公社制社会发展中的原始群、母系制、父系制等阶段；奴隶制社会发展中的早期家长制家族奴隶制，东方国家的奴隶制，发达的希腊罗马奴隶制；封建制社会发展中的早期庄园农奴制和后期的地主经济，等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细致地阐述了资本主义发展中曾经经历的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等等阶段，列宁更进一步阐述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帝国主义阶段的特征。对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马克思更是将它划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可见，把同一社会形态划分为发展成熟程度不同的若干阶段，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历史所使用的科学方法。

按照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任何一个社会形态的基本构架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经济结构，它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也是社会的经济基础；二是，政治结构，文化、思想意识，它是社会的上层结构，或上层建筑；三是，生产力，它构成社会的物质基础。可见，社会形态是一个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三维结构，而经济基础又是密切地依存于和决定于物质基础。

按照上述方法，在划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上，必须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为划分的标准。具体地说，为了正确回答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结束后社会主义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这一问题，为了科学地确定到底是处在社会主义不发达、不成熟的初级阶段，还是处在社会主义十分发达和成熟的高级阶段，或者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中级阶段，人们必须首先考虑到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状况，又要考虑到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大体说来，社会主义的发展可能具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设想一个诞生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主要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表现为较为成熟和较为完善的形式，另一方面发展到高度的现代生产社会化意味着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成熟，因而，社会主义将较为迅速地表现为成熟的形式，在这样的国家将不经过一个初级阶段而较快地登上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第二，诞生于资本主义具有中等发展水平的社会主义，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带有某些不成熟的特征，而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也还带有某些未发育成熟的性质——如生产力发展尚未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因而，社会主义将具有某些不成熟的特征，这样的国家，将要经历一个短暂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或是将经历一个中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再进至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第三，诞生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主义，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带有相当鲜明和十分突出的不成熟性——如生产关系的不纯性，公有制结构的低层次性，公有制不完全性都十分鲜明，同时生产力水平相当低，生产力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十分显著，从而存在社会主义充分的物质基础形成的滞后。在这样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带有稳定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甚至还要经历一个社会主义的中级阶段。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中国在过渡时期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确立起来后，二元生产结构还将长期存在，社会生产力还将长期带有传统生产力的性质，实现生产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还需要以百年计的漫长的年月，因而，在中国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更不可能一蹴而成，更不可能指望迅速地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国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情况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历史所决定的。在评判与认识社会主义时，采用单一的生产关系标准，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当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一旦基本完成，即使是生产力水平低，存在消费品匮乏和普遍生活贫困，人们也将它称之为“建成”了的社会主义，显然地，这是一种“穷社会主义”观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这种观念的产生，就其方法论来说，在于评判社会主义的发展时，抛弃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标准。

可见，在评判和划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上，我们有必要既坚持以生产关系为直接标准，又同时引入生产力标准。在评判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时，运用这双重标准考察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这两方面的性质和特征，我们就能合乎逻辑地得出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基于这双重标准，我们也才能够较有根据地对我国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阶段进行展望。

我认为由于中国在几年间走过了一些西方国家经过数十年才走完的路程和多种条件不具备，特别是管理跟不上，制度不健全，大跨步的改革也使中国市场化正在出现种种问题。例如：（1）“权力经商”，钻空子谋利等等，带来了一个时期内的经济秩序混乱。（2）局部领域的“泡沫经济”的出现，增强了经济高增长中的膨胀趋势，引起了经济运行中的矛盾。这种情况也使一些人感到市场化改革十分棘手和充满风险，产生了对进一步引进市场作用的畏惧心理。但是不能把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和困难，归之于市场机制及其组织的引进，更不能通过改革停步来消除这些矛盾。

那种认为可以通过实行某种半市场半计划的东西来消除经济生活中的矛盾，更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中国当前经济高增长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本质上是体制性矛盾，两种体制的摩擦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历史性转换中难以避免的现象，许多行为离轨，是由于市场机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所造成，而这些问题和矛盾也将随着改革的深化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