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成功剿灭王郎后，为天下各路英雄所瞩目。更始帝刘玄一党看到刘秀的不断壮大，再一次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于是，趁表彰刘秀功绩的机会，刘玄遣使立他为萧王，要求他交出兵权，并带着自己麾下的将领回到长安，“同享荣华富贵”，同时，派出了接替刘秀方军政各职位的人选。
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决裂
一听到刘玄要求刘秀带着人马回长安的消息，耿弇十分着急。他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赏赐”。一来，这次刘玄任命的官吏中，包括了上谷、渔阳两地的新任太守——要把耿况和彭宠给替下去。作为最初的担保人，却弄得自己的父亲丢掉太守实权，耿弇自然很是揪心。二来，耿弇跟着刘秀是图谋创立一番伟业的，可不是只为了当个更始政权列侯的。如今刘秀好不容易在河北站稳了脚跟，可以倚为霸王之资，难道因为一道命令就要放弃这么好的局面，回去在一个庸才手下任人鱼肉吗？
耿弇越想越不是个事儿，于是，就跑到邯郸宫要求拜见刘秀。碰巧刘秀正在卧室休息，耿弇也不顾礼仪，直接闯了进去，冲到刘秀床前要求单独谈话。刘秀倒也不懊恼，就侧卧在床上跟他聊起来。
耿弇一上来还比较小心，半带试探地说，最近的战事很激烈，我们损失了不少士卒，请允许我回上谷补充兵员。
刘秀面带惊讶，问，王郎已经被剿灭了，河北地区算是基本平定了，还需要招兵做什么？
耿弇看刘秀一脸懵懂，更加着急，忍不住就把大实话都说了出来。他说，王郎是败了，但天下的战事才刚刚开始。如今，刘玄要让我们罢兵复员，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啊！铜马、赤眉这样有实力的部队有几十支，每支都是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刘玄肯定应付不了这样的局面，不久就会失败的啊！
听到耿弇说这样“大逆不道”的话，刘秀立刻坐了起来，一脸愠怒地说，爱卿失言了，这可是死罪！
耿弇此刻反倒是破釜沉舟了，他诚恳地回答，大王待我情同父子，所以我才敢说实话。
刘秀见耿弇如此诚恳，反倒哈哈一笑说，我只是开玩笑的，怎么会杀你呢？快讲讲你的道理。
耿弇站起身来，开始分析起天下形势。他说，本来，由于王莽的乱政，百姓都非常思念刘氏。但是，刘玄当了皇帝后，纵容手下军队暴虐成性，皇亲国戚胡作非为，让百姓苦不堪言，捶胸顿足恨不能回到新莽时期。所以，我才说，刘玄必败！
说到这，耿弇顿了顿，开始转向刘秀，非常严肃地说道：“公功名已著，以义征伐，天下可传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
其实耿弇还不够了解刘秀，刘秀本来就不看好刘玄，好不容易跑出来自立门户了，有了自己的基地和兵马，岂会再听从这次的罢兵令，回长安去做他的高级俘虏？只是因为他生性谨慎，对于耿弇及其身后的河北豪杰，并不能吃准他们的立场，因此才摆出一番“更始忠臣”的样子试探耿弇等人的倾向性。如今见到耿弇掏出了一副赤诚之心，自然也就没必要再装下去了，对耿弇等人提出的建议欣然应允。
于是，在身边众人的支持下，刘秀以河北未平为由，拒绝了刘玄的罢兵令。
王郎虽平，但河北一地盘踞着许多起义部队，总数在百万之上。刘秀便任命吴汉和耿弇为大将，征调幽州十郡的部队去讨伐他们。没想到刘玄新任命的幽州牧苗曾很不识实务，暗中拆他们的台，让各郡不得遵从刘秀的指令。刘秀对此毫不犹豫，下令吴汉斩杀了苗曾，而耿弇回到上谷后，也斩杀了新任的上谷、渔阳太守。在雷霆霹雳的手段之下，北方各郡瞬时倒向了刘秀，听从他的号令。
起义部队人数虽多，但训练和装备水平很一般，后勤也不行，当然不是正规军的对手。不过，《孙子兵法》有云：“用兵之道，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剿灭这些义军并非刘秀最大的愿望，他更想让这些军队为自己所用，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声势。于是，刘秀屡次大败义军，逼迫他们来到谈判桌前。尽管刘秀非常善待义军首领，封他们为列侯，但这些人仍然不能安心——毕竟当下是乱世，白天封侯、晚上诛杀的事情多了去了，教他们如何能轻易相信刘秀？刘秀对此也心知肚明。为了让这些投降者心安，他不久后便允许这些首领回到自己的部队中去，并且亲自带着少数随从到他们的军营去巡视，丝毫不担心他们会反叛自己。刘秀的举动赢得了义军的好感，双方最终建立起了信任，义军从上到下都心悦诚服地归附于刘秀。此后，刘秀一跃成为当时声势最浩大的几支军事力量，跨州据土、带甲百万，由于归附刘秀的义军中最大一支来源于铜马，刘秀一度也被称为“铜马帝”。
对于刘秀来说，义军虽众但并不为惧，反倒是另一个人让他更为担心——刘玄手下大将谢躬。此人最初是刘玄派来剿平王郎的，后来跟刘秀一起打下了邯郸，手下也有自己的军队，和刘秀的中军同样驻扎在邯郸。
一山岂容二虎？刘秀深知自己与谢躬之间必有一战，因此，如何能在这一冲突中将本方的利益最大化，才是需要好好考虑的。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刘秀一面竭力摆出尊重谢躬的态度，多次夸奖他办事勤勉为人正直，一面暗中寻找机会。最终，在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后，谢躬被吴汉逮捕斩杀，而他的军队则全部为刘秀所收编。
刘秀这个人，给人的感觉一直都是忠厚长者，但该奸诈的时候哥们一点都不马虎，也堪是帝王本色。
自此，刘秀正式与刘玄决裂。
劝进
刘秀真的很会挑时机。正当他斩杀谢躬的时候，刘玄政权正危机四起。不仅出击的部队屡屡遭遇失败，当时最大的一支义军——樊崇所带领的赤眉军——也正往关中地区杀来。
刘秀此时刚刚占领了河内郡，此地资源丰富，实力得到了进一步充实。他看到赤眉进兵关中，料定刘玄必为其所败。于是，他任命寇恂为河内太守，负责后勤事务，承担起当年萧何为刘邦留守关中的职责，同时，派出了三路大军：任命邓禹西入函谷关，争夺关中；任命冯异在黄河之畔建立防线，抵御来自洛阳的威胁；而他自己率领军队继续北征燕赵，确保后方的稳定和安全。
这几路军各有胜败。邓禹那路暂且不表，先说说其他两路。
先说刘秀自己那路。由于轻敌冒进，汉军遭遇了一场大败。刘秀为了保命，被迫从高处跳入水中，骑了一匹下属的马，逃出重围，一连几天生死未卜。将领们都非常不安，甚至有传言说刘秀已经遇害了，导致军中震恐。吴汉不得不出来说，大王哥哥的儿子还在南阳，实在不行可以去拥立他作为我们的主公，才稍稍稳定住了局势。
当然，刘秀还是命大，最终返回营中，再次组织起部队，重新发动攻击，一直把敌人赶到了渔阳郡。属下有人建议，这些贼兵没有辎重，粮食都靠现抢，所以只要派出一队骑兵赶在他们前面让老百姓率先坚壁清野，让他们抢不到粮食，自然会溃败。刘秀听从了建议，最终兵不血刃地打败了敌人。
南边冯异的主要对手是刘玄手下的舞阳王李轶。此人最早和刘縯、刘秀一同起兵，后来却转投刘玄一党，后来成了谋害刘縯的主要幕后黑手。从他之前的经历就可知道他是一根“墙头草”，哪儿强就投奔哪儿。如今看到赤眉进入关中，刘玄是很难守住长安了，而刘秀这边却风风火火，声势浩大，就再次动了叛主投诚的心思。冯异敏锐地发现了李轶的心思，致信给他，陈述利害，劝他归附。李轶毫不犹豫，主动抓住冯异抛来的橄榄枝，果断地表明自己要抛弃刘玄这条破船、为刘秀所驱驰的想法，并主动偃旗息鼓，不再与刘秀军作战。冯异得以大展拳脚，打下了不少地方，并把李轶主动要求归附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刘秀。
孰料，刘秀却下令将李轶背叛刘玄的证据故意泄露给更始一方的人。他的理由是，李轶这个人诡诈多端，旁人都猜不透他心里究竟怎么想的，不可轻信——墙头草的行为终归为人不齿，更何况还有刘縯这笔血债时刻提醒着刘秀。李轶因此最终遭人袭杀。而在随后的对战中，冯异、寇恂又大败更始军，洛阳几乎唾手可得。
当南边的捷报送到刘秀军中的时候，将领们纷纷表示祝贺，并乘机劝刘秀称帝——这都是将领们事先商量好的。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刘秀受封萧王前，就有官属劝他早日称帝，取代刘玄。两次劝进都遭到了刘秀的断然拒绝。在他看来，时机还不成熟。
但将领们对此事不依不挠。刘秀率军返回的途中，众人又劝进了两次，又都遭到了拒绝。不过，刘秀拒绝的态度倒是没有先前那么坚决了。耿纯，云台名将，顺势劝刘秀，说现在好不容易聚集了那么多将领和士兵，他们图啥？可不就是奔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来的吗！如今大王几次拖延不称帝，时间长了人心恐怕就散了！
这一层刘秀之前确实忽略了。如今被耿纯点破，对刘秀是一个提醒。他认真地点点头，对耿纯说，我会好好考虑。
谶文
刘秀为什么不称帝？有两大原因。
一是时局。刘秀重实轻虚，他看重土地、士兵、人才这些争霸的资本，而对名号并不那么重视。“天子”称号在他眼里并不能为他带来实利，只会增加他的负担——成为大家争先恐后攻打的对象。因此，他不急于称帝。
二是性格。刘秀还是偏内向保守，很多时候信心不那么坚定，“不敢为天下先”，大凡做大事都需要外力来推一推。虽然几经劝进，但毕竟教唆自己加尊号的都是自己的下属，至于天下百姓是怎么想的，他并不那么有自信。
不过，耿纯说的那番话，已经解决了刘秀的第一个原因，即称帝并不是没有实利可收的，“天子”可以更好地团结人、招揽人。这一点也得到了刘秀的认可。所以，最后的关节就全落在了刘秀的性格问题上了。
这临门一脚的重任被交到了冯异手中。作为刘秀最信任的大臣，他被特地从前线召到鄗县，汇报天下的情况。冯异毫不避言，直接对刘秀说，刘玄必定要失败，汉室的大旗还需要大王来扛起，请大王听从众人的建议吧！
恰好——后台君一直都觉得这是冯异等人故意安排的——一位名叫彊华的儒生特地从关中跑来找刘秀。他带来了一样东西：“赤伏符”。这是一道谶文：“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就是说刘秀当为天子。虽然文字并不优美，而且看上去很假，但却让刘秀龙颜大悦——拥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作为谶语，本身反映出上天的意志，彊华这个儒生呢，则代表了士族的拥护，而来自关中，象征着关中三辅百姓的民意，可谓天命与民意俱全了。
之前拒绝群臣也就算了，但“赤伏符”可代表着天命和民意，难道还要再拒绝吗？于此，刘秀终于不再推脱，于当年六月在鄗县（今河北邢台境内）登基称帝，国号“汉”，年号“建武”。建武者，以武威平定天下也。
好了，整件事下来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刘秀称帝，“赤伏符”功劳最大。
虽然听上去很荒唐，但却是事实。
后世对刘秀评价极高，几近完人，惟独在一点上，极力批评、不遗余力——极度迷信谶文。刘秀的一生，和谶文百般纠缠：最初在新野就是因一道图谶之语而撩起了天子野心，后来的“赤伏符”助力他登基称帝，晚年还因为谶文迫害过大臣。
这让我们现代人看起来很费解，不禁要问一句，为什么呢？
最懒惰的解释就是古人迷信，加之新莽时期谶语、符咒滥行于世，风气如此，刘秀也不能免俗。
追问一句，既然刘秀如此迷信，最终却能获得巨大的成功，那么，迷信和成功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后台君觉得，刘秀的迷信确实对其成功有所帮助，这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个方面跟之前提到的性格问题有关。刘秀这个人并不是“完全迷信”，他在做关键决策之前，往往都是先经过深思熟虑，然后再来寻求谶语的支持——为了加强自己的信心。《左传》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反之，如果刘秀在先前的筹划过程中就觉得不靠谱，他就不会有“决疑”的需要，压根不会进入到“寻求谶语”这一步中。所以，“谶文”这类迷信之于刘秀，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决策催化剂”的作用——作用跟邓禹给他“打鸡血”是差不多的。
换言之，谶文对刘秀的帮助，并非提供决策的依据，而是提升决策的信心，是一种“心理暗示”的方法。因此，这样的“迷信”放在刘秀这类人的身上就有点相得益彰的意味了。
第二个方面，还是跟当时的社会局面有关。谶文在当时是一种风气，一种流行——这是对百姓而言；对于统治者而言，谶文是一种阐述其权力正当性的叙事方式。说白了，赤伏符帮刘秀向天下百姓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上天”要刘秀当天子。
权力本身就是一个虚构的概念，没有实体。百姓之所以会服膺在“天子”的权柄之下，无非也是因为心中怀有某种信念。放眼古今中外，但凡改朝换代，统治者都需要某种版本的“故事”来桥接自身的权力和百姓的信念。有些政治家相对单纯，逼迫自己也去拥有和百姓同样的信念，从而将自己置身于这一叙事的语境之中；另有些政治家则更狡猾一些，他们把这一叙事作为纯粹忽悠臣民的“把戏”，让他们困在其中，而让自己置身事外，以第三者的角度来观察叙事内的互动。刘秀是前者。
当然，置身其中也好、置身事外也好，都只是方法罢了，并不关乎高尚或罪恶。毕竟，这都是“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