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是知识分子成其为知识分子的共同必要前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遗憾的是，历史规律往往呈现为“哪里的压迫越大，哪里的反抗就越小，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也很难有生存空间。反之，哪里的压迫越小，哪里的反抗就越大，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也会更加活跃”。百家争鸣仅见于先秦时代而无法在文网密布的康雍乾时代复现，主因便在这里。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之际思想领域极为活跃，同样缘于旧控制秩序行将崩溃、新控制秩序尚未成型。
2.
晚清之际的地方督抚多数并不明了何为立宪政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基于自身利益，在清末新政期间提出与立宪政治同调的政治诉求。这类政治诉求扼要总结起来主要有三项。一是央地分权。地方督抚希望通过官制改革，与中央就行政权、财权、人事权与司法权的范围有明确的划分。具体而言就是哪些政务由地方做主，哪些政务须由中央统筹；哪些税种属于中央，哪些税种留归地方；哪些人事任命地方可以做主，哪些人事变动必须服从中央……诸如此类要有明确的制度章程，不能再走放权与收权皆系于皇帝一念之间的老路。二是变更最高决策制度。鉴于慈禧太后在庚子年独断专行酿成了史无前例的大祸，部分地方督抚希望改革中央决策制度，实施君主立宪下的责任内阁。亦即希望取消专制皇权对最高决策权的垄断，纠正皇权从不对决策后果负责任的巨大弊端，变独裁决策制度为集体决策制度。三是速开国会。主要由地方士绅组成的各省谘议局，在1909-1910年间多次发起请开国会运动。这些运动之所以能够得到二十余位地方督抚的支持，是因为国会的出现有助于压缩君权扩张绅权，而士绅与督抚合作又有助于改善地方在中央的生存环境。遗憾的是，爱新觉罗皇室将这些政治诉求视为洪水猛兽，或压制或拖延，终于酿成了辛亥年地方督抚集体宣布独立、清廷土崩瓦解的局面。
3.
晚清有一种“刘锡鸿现象”——刘锡鸿随郭嵩焘一同出使欧洲，在英法等国见到了许多好东西，这些好东西包括了器物，也包括了文化与制度。在私下谈话中，刘锡鸿对这些好东西不吝赞美；到了公开场合则大批痛批以取媚朝野舆论。这类两面人在晚清泛滥成灾，至少有三项原因。一是朝廷长期实施愚民宣传，致力于建构虚幻的文化自信来为其统治合法性背书，康熙皇帝亲自下场论证“西学源于中学”便是典型案例。二是闭关锁国制造系统性的“信息茧房”，使清帝国的读书人很难接触到真实的外部信息。三是动辄实施文字狱，消灭了自由宽容的舆论环境，理性的声音难以获得传播，说真话者极容易遭到所谓“主流舆论”的集火攻击。这三项原因自康雍乾时代便结合在一起，在长达百余年的时间里共同发生作用，极大地劣化了清帝国知识群体的智力。待到1860年代清廷中枢为了挽救江山而启动改革，许多已经被洗坏了脑子的清帝国读书人毅然化身为真诚而勇敢的愚昧者，变成了改革的阻力。由这些人构筑起来的文化土壤和舆论环境，容不下那些有机会看到真实外部世界之人畅所欲言，反让刘锡鸿这类两面人横行无忌。可以说，政治滑坡必然会引发文化滑坡，文化滑坡又必然会反过来阻碍政治改良，二者合力之下，社会很难不成为文明的洼地。
4.
以一人之智为天下之智，是中国传统秦制政权的通病。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在秦制政权里，所有官员的权力皆来自皇权或皇权的代持者（如慈禧太后）。这意味着官员的主要工作不是把事情做好，更不是服务好民众，而是迎合皇权及其代持者的喜好，尤其需要在思想、见识层面与皇权及其代持者保持一致，不能凸显皇权的无知，更不能凸显皇权有过错。这也意味着皇权的智商与见识水平，实际上等于整个政权智商与见识的上限。朱元璋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他以君父自居，绝不允许官员彰显君父之过，明言彰显君父之过便是不忠，其结果便是整个洪武时代的政治逻辑、经济逻辑乃至生存逻辑完全服从于朱元璋的个人意志。其后代也继承了这种统治手段，甚至于将冒死劝谏、冒死表达不同意见污蔑为“骗梃杖”。
5.
太平天国虽然反传统——主要是反孔反儒，但并不反法家。其起事模式、内部权斗与汲取政策，都是典型的法家手段。法家操弄民意而不尊重民意，讲求权力制衡而反对制度化分权，追求提升对社会的控制力度来做大财政蛋糕、而非增加社会的自由度来做大财富总量……如此种种都能在太平天国中见到明显踪迹。太平天国的失败，不过是再次证明传统政治模式没有出路，无法引领时代完成转型，无力变皇权时代为民权时代。清帝国亡于革命，同样缘于其无意抛弃传统政治模式——传统意味着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意味无法割舍的利益。科举改革之所以直到日俄战争爆发、学子们深以做清国人为耻之际才被清廷不情不愿地废除，便是因为按照传统政治逻辑，科举是一种牢笼人才、摧折天下智力的好办法，是维持政权稳定的重要统治术。清廷中枢在长达五十年的改革中，始终将维护和增强爱新觉罗皇权放在第一位，故而可以接受大规模引进器物与技术，也可以把海关交给洋人管理，却始终不愿做文化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变革。文明理念不更新，政治模式不转型，与之配套的统治术便很难消失。所以科举难废，太平天国也仍在玩儒表法里的老把戏。
6.
近代外交不是你死我活，不是朝贡模式下的一方服从于另一方，不是简单粗暴的零和游戏，维护本国利益不意味着一定要损害他国利益。引导清廷进入国际法体系，引导清廷遵守条约外交，引导清廷建立起文明的司法体系，将铁路、电报等先进事物引入清王朝，对清廷是好事，对志在扩大对华贸易规模的许多国家而言也是好事。近代文化交流同样如此。晚清有很多来华传教士，他们的工作职责自然是吸纳教民、扩大教会的影响力。但这不妨碍他们在丁戊奇荒中赈灾灾民，也不妨碍他们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译介到中国。商业文明与人道主义才是近现代世界的基石。
7.
统治危机越严重，统治集团区分“自己人”与“非自己人”的心态往往也越重。清末便是如此。康雍乾时代唱过“满汉一体”的高调，1840年英军叩关沿海八旗防军一触即溃时，宗室奕山给道光皇帝的复盘奏折却已在悍然指责“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