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培理 美国著名汉学家，1919年生。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1953年获博士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兼东亚系主任、副校长。2017年7月14日逝世。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主张世界大同的儒者。
狄培理认为，尽管儒家传统很少谈及“超自然”的东西，但天命观本身表现出难以捉摸的、奇妙的性质：诸如，君子将“道”视为可以由个人直接察知的超越性价值；君子可以代天立言；君子自膺大任的使命感。
7月14日，国际著名汉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休教授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先生在纽约寓所安静睡去，享年97岁。
狄培理被誉为继费正清之后美国汉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也是西方学术界“新儒家”的开创性人物。在近七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在北美推展对宋明理学的研究，编写学术、通识著作三十余册，其中包括《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儒家的困境》《亚洲价值与人权》《中国的自由传统》等已翻译成中文的著作。
他先后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副校长，美国亚洲学会主席等职，毕生致力于推动海外中国研究，一生收获诸多高规格的荣誉、勋章。
2016年9月，狄培理被授予全球奖金额最高的学术奖“唐奖”汉学奖，以表彰其为儒家思想的研究所作的贡献。
汉学知音
狄培理生于1919年，在靠近纽约的新泽西州长大。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期间，他对东亚文化发生兴趣，并选修了中文。
二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在美国海军受命学习日文，效力于情报部门。战争期间，他随美军部队踏上冲绳、日本等地。这趟远东经历让他再次燃起对儒家学说和东亚文明的兴趣。在妻子范妮的鼓励下，脱下军装后，他回母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1948年，受富布赖特基金会的资助，29岁的狄培理到燕京大学学习交流一年。
在未名湖畔，这位大高个儿的美国青年结识了钱穆先生，并阅读了他的诸多论著。他对钱穆保持着高度敬意，视其为一生的师长、是引导他研究中国思想“为时最早而且影响最深的一位”。
对这位有志于东亚研究的美国青年，钱穆为他取了一个颇具宋明理学意味的中文名字——“狄培理”。后因出版翻译中的疏漏，他此后三十年间以“狄百瑞”之名为中文世界所知。直到2016年他荣获“唐奖”，九旬高龄的老学者委托委员会昭告天下，正式把“狄百瑞”更正为“狄培理”。
1949年，狄培理离开中国大陆。在香港、日本短暂学习后，他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开始一系列对儒家思想史、尤其是宋明理学的研究和探索。
在北平，他亲眼见到怀抱救国理想的中国知识精英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1949年后中国人对传统的废弃和隔膜，更让他感受到“花果飘零”之痛。
狄培理认为，孔子和儒家学说在近代被“污名化”和妖魔化了，历史地看，要儒学对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落后和黑暗负责是不公平的。
他以缠足为例，缠足“经常被当作显示儒学残忍﹑扭曲﹑男权至上的罪恶标志”，但从起源上来讲，这种现象出现在儒学陷入低潮的唐代。从观念的联系上来说，“裹足与佛教或者儒学的关联程度，并不大于西方鲸鱼束身内衣或者细高跟与基督教的关联。”
在1988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次演讲中，狄培理不无讽刺地提到：几十年禁谈任何有关孔子的议题，文革期间“四人帮”组织“批林批孔”时，不得不先让孔子复活。
“从此以后，孔子‘阴魂不散’，就像希区柯克的电影《怪尸案》里的哈里一样，孔子拒绝被埋葬。”
自由传统与儒家困境
1982年，狄培理受香港中文大学“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之邀，以“人之更新与道统”、“朱熹与自由教育”、“新儒学思想中的个人主义”、“明代理学与黄宗羲的自由思想”等专题作了一系列有关儒家自由传统的学术演讲。
这后来整理出版为《中国的自由传统》一书，成为狄培理在国际汉学界中影响最广、引发最多争议的著作。
在该书里，狄培理以宋明理学的传统为脉络，描绘、讨论中国儒家思想中的自由主义特质，论及新儒学“学以为己”的个人自发色彩，强调自得、相互激励等价值的教育思想，以及明代知识分子自任于天下的责任感。他认为黄宗羲正代表了这种自由主义特质的新综合。最后，对这种自由思想在当代中国所遭遇的困境进行讨论。
在西方学者看来，狄培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自由主义”传统的尝试，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神话”。而中国本土学者也批评他“过于理想化和浪漫化”。
批评者认为：狄培理基本上是以宋代儒者如朱熹、程颐等人的思想世界与历史世界来探求中国的自由传统。而宋代之所以有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气象，有其特殊的政治文化原因——宋太祖建国之初在太庙寝殿留下“不杀大臣和言官”的祖传家法。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国史上，这只是一个例外。以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士大夫的精神气象和政治行为，来抽绎古代中国的自由传统，显然偏离整体的历史事实。
而被狄培理推崇备至的“自由主义思想集大成者”黄宗羲，另一著名汉学家列文森则在其著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黄宗羲只是一个儒家的改良主义者，他所做的仅能够告诉一个中国的皇帝应做什么,以及一个中华帝国应成为什么样。除了为坚守这种道德理想作辩护外,黄宗羲和他的士人前辈们并不能做比这更多的事情。
似乎是为了回应来自中西方的两面夹击，1991年狄培理撰写成《儒家的困境》，对自己过往的观点和认识进行了一次反思和修正。
在该书里，他把中国儒家传统中的“君子”和西方圣经文化里的“先知”进行类比，认为他们的共通之处在于对皇权的不义进行谴责和矫枉。宗教里先知的力量源于替百姓和上天代言的社会角色。但是，儒家的君子却没有有效地得到百姓的托付，也没有从上天那里获得宗教性的支撑，而是一直陷入黎民苍生和专制皇权的裂缝之中，这成了历史上儒家“最大的困境”。
中国历代王朝虽然都在口头上尊崇儒家思想，但真正的统治手段都是法家的。几千年来，儒家一直依附于君主，没有产生类似于西方的政党组织，所以他们始终被统治者所利用，成了“柔弱（儒）之士”
关于“先知“和“君子”的跨文化比较，狄培理早在《新儒家正统与心性之学》中就采用过。他认为，尽管儒家传统很少谈及这种“超自然”的东西，但天命观本身表现出难以捉摸的、奇妙的性质：诸如，君子将“道”视为可以由个人直接察知的超越性价值；君子可以代天立言；君子自膺大任的使命感等等。
狄培理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
他在哥大的办公室对面，是美丽的圣保罗教堂。几十年来，他每天要去教堂望弥撒，从不间断。如果早上因为有事不能去，中午他就会到教堂里做灵修、祷告。据他的好友透露：他有一个自己写的祷告词，上面有大概10个人名，是他那一天向上帝代祷的亲人或朋友。
熟悉他的人评价说：他身上有着一种谦卑、顺服的品格。无论是对工作、对教会，对朋友家人，还是对他毕生效力的哥大，他都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哥大的同事们常拿这位老校长开玩笑，说他每天起床照着镜子刮胡子时，就在那里想：今天我能替哥伦比亚大学做什么？
这位上帝的信徒、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并不认为儒学是反基督教的。在两者之间，他寻找了到了共通的东西——在与现实世界的矛盾中，传播那些令人信服的超越性价值。
在他看来，儒学虽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种宗教，却履行了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宗教应有的批判功能。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皇权的批评者都是儒家，而非佛教徒和道家。
他用饱含情感的语调写道：“真正有良知的儒者，满怀孔子那种执著的使命感，即使面对极端的苦难，他们也拒绝放弃或者让步。”
成为使者的桥梁
除个人学术成就外，狄培理最卓越的贡献是倡导、推动海外的中国研究。
在先后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副校长期间，他推动了著名的“核心课程”建设，如翻译、推介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中国和东亚文化。
其中，由他主持编纂的《中国传统资料选编》，连续30年位居美国非虚构类高校畅销书前四，至今仍是美国大学通识教育和东亚研究的必读书目。他也成为理雅各之后最重要的中国典籍翻译家。
狄培理认为儒家经典适合所有的文明，应该成为全球教育的一部分，这包括《论语》《孟子》《荀子》，还要加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
对于哥大“核心课程”所带来的学术和社会影响，一向谦卑的狄培理也相当自豪，公开批评哈佛大学所设的通识教育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
作为“核心课程”的设计者，他将启发自宋代理学的教育理念贯彻到整个课程设计中。
2016年在台北举行的唐奖颁奖典礼上，哥大亚洲与中东研究中心主任郑义静教授把狄培理领导、推动亚洲与中东委员会编辑“核心课程”经典的举动，比作朱熹编辑、注解《四书》以推动社会改革、文化复兴的运动。
“它们同样以经典为媒介，令学生与之对话，甚至在朱熹的白鹿洞书院中，也曾讨论过士人应当开放心胸、尊重多元、解读不同环境下的人的思想来源。”
从钱穆先生那里，狄培理继承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
但他坦言自己与所敬重的钱先生的区别在于：后者努力在中西之间寻求差异，而他则致力于发掘中西文化之间具有的共性价值。《中国的自由传统》一书就代表了这种努力的尝试。
狄培理并不认同近几十年来兴盛于国际学术界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以及他的哥大同事、学者萨义德风靡一时的“东方主义”——他认为这些时髦的理论“歪曲”了西方对中国、对儒家的回应，“看待每一件事都应该观照它的历史背景，这一点至关重要，且要明了不同传统之间可以相互学到什么。”
“在今天的世界，没有哪一个民族可以仅仅依赖自己的传统，就像先前的儒家一样。”而学习的本质是在不同事物间寻求共同点，要知道哪些是普遍性，以便在此基础上对特殊性进行讨论，“不能只是谈论‘多样性’（diversity），那是不会有所获的。”
这也是狄培理暮年之际仍孜孜不倦推动“核心课程”和人文教育的初衷。
2013年，94岁高龄的狄培理出版他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文明的对话：世界社区的教育》。在书中，他试图在伊斯兰、印度、中国、日本和西方的经典之间建立联系，回顾了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学者导师，包括《论语》、《源氏物语》和《枕草子》在内的人文经典，强调分享对人类文明之意义，探讨今天的我们如何能从中受益。
正如青年学者唐小兵评价说：狄氏“真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主张世界大同的儒者”。抑或，如《新约》福音书中耶稣留下的那句登山宝训——“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无论是否认同他对儒学、中国历史的观点，没有人能否认这是一份令人心生敬意的努力。
而一个心存善意与尊重的“局外人”的审视，对今日国人无疑是有分量的提醒——究竟该如何看待我们的传统，如何看待中国与西方，以及传统价值和现代的关系。
本刊记者 徐琳玲
编辑 周建平 [email protected]
